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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
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2016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ISSCAD）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正式挂牌成立。首任院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傅军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这是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承诺的具体落实。
成立仪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什么会设在北京大学，并由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
林毅夫：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随着后来的BiMBA商学院及多个研究中心的成立，这里于2008年正式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但无论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其追求目标都是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教育和经济学研究，并作为智库，为国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在北京大学的支持、全社会的帮助之下，加上所有教研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被认为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智库，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国家发展的机构。
当商务部落实习近平主席倡议主办南南学院时，就找到了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来承办这件事情。我感到很荣幸，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南南学院办好。
中国新闻周刊：众所周知，非洲很多官员也会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剑桥、牛津等西方一流大学去学习，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定位和特色上，与这些学校有何不同？
林毅夫：今年9月，南南学院就将迎来第一批新生，我们第一年将招收国家发展方向的30位硕士研究生和10位博士研究生，学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中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
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经常有人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国际发展项目作为参照系，称这些大学训练了多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官员，以此为成绩，这也是事实。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于是“西天取经”。
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最成功的学院，从培养学生，比如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的数量上来看，肯尼迪学院或许是成功的。但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回国后能把国家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肯尼迪学院非常失败。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到2020年左右，中国大陆有可能成为第三个；也只有13个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原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二战后一直陷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陷阱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受过训练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回去后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一流大学也都一样，学员回国后不少人当了部长、总理、总统，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根据所学的理论、思路，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就像一所医学院培养了很多医生，回去开业后却治不好病人的病，能说这所医学院成功吗？
南南学院也会吸引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前来学习，我希望他们回去也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但我更希望他们回去后能用所学帮助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这样，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才是成功的；如果南南学院与肯尼迪学院、牛津、剑桥的学院一样，只是培养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回去后没有把国家治理、发展好，那也一样是失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优势在哪儿？
林毅夫：我始终相信，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西方一流大学，他们的理论、经验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不同，难免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
而且仔细想想，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就算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适用，因为条件在变，所以理论也总在变，过去的经验也常失灵。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常态，想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于发展中国家，那就是缘木求鱼。
所以南南学院除了培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有别于现在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理论。我想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比较近似，这样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抓住他们的发展机遇，会有比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我想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诸多发展努力和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的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是思路问题，因为目前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努力时，还是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时，都是以西方现有的理论和现有经验作为参照系，来作为政策的依据。 然而，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条件的不同而不适用，所以虽然这些年发展中国家自己以及国际发展机构做了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效果令人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对南南合作也有40多年的历史，提供过很多支持，南南学院跟原有的支持相比，最突出的就是发展理念的交流与支持？
林毅夫：过去，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资金、技术的援助，包括建立工厂、农业示范园、医院，在改善基础设施上，像建坦桑铁路，则更是提供了许多帮助。今天南南学院成立，我认为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方向，是从硬件的帮助，转向软的思路、经验的交流。南南学院会倡导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经验，从中提炼新的发展理论。
我近年来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努力。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也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发展目标，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发展一样先进的产业。但当时这些先进产业违背发展中国家由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仅靠市场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去发展那些产业。当时的发展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主导，而被称为结构主义。这种思潮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波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认为是因为政府太多干预，政府失灵造成，所以强调政府退出市场，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市场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思潮制定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比在结构主义时还差。
和前两波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要在每一个时点上都有竞争力，就应该发展根据他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如果要让企业自发按照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必须要有一个由充分竞争市场决定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
但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经济发展得好，创造的剩余就比较多，资本积累会比较快，资本就从原来的相对短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从原来的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产业就应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就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创造的外部性，帮助企业协调或政府自己提供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必须也要有有为的政府。
中国新闻周刊：新结构经济学在未来南南合作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在南南学院中又将发挥什么作用？
林毅夫：发展中国家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民富国强的愿望，南南合作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南南国家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来帮助南南各个国家实现上述愿望。思路决定出路， 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希望能够为南南合作提供一个和发达国家的理论相比有竞争力的理论框架，为南南各国在分析各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和加强南南各国间的合作时提供参考。也希望以此理论作为框架来组织课程和教材，以培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学员，希望这些学员回国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发展，帮助他们创造就业，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中国新闻周刊：与原有的发展经济学相比，新结构经济学最关键的理念升级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有着巨大差异。前两波思潮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和发达国家能做好什么为参照系，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或者让发展中国家做发达国家所能做好的。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思潮，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在所拥有的基础上什么能做好为参照系，建议把能做好的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共同努力下做大做强，让经济在每一个时点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起来，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的转型。
为什么看上去最糟的渐进、双轨式反而能成功？因为采取了“老人老办法”，不管从就业，还是国防安全等方面，对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继续国有以维持稳定。不但能更好地监管，对企业还有约束力。
而对于符合比较优势，能创造就业的产业，政府对其开放，并因势利导，本来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搞好，就建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把基础设施做好；本来国家行政效率很低，则在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提高效率，以实现快速发展。
所以过去一切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发展中国家，结果都失败了，而少数几个成功的，正好相反，都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在此基础上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也在进行产业升级，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这意味着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二次大战以后的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一再表明，哪个经济体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这个经济体就能取得20、3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就是这样，二战以后，美国工资上涨，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电子加工、纺织成衣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当时日本的劳动力很多，很便宜，日本就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当时日本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以迅速发展起来。 经过战后十多年发展，到了60年代，日本的工资也上涨起来，失掉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比较优势，就要产业升级，让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机遇，从而带来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
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工资上涨，产业必须升级到资本技术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而让出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市场。当时中国大陆正好进行改革开放，在此之前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老人老办法，还给重工业企业继续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抓住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现在，中国人均GDP从1979年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增长到2015年的人均7950美元，资本积累很多，工资水平高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也就失掉了比较优势，就要让出这个市场空间，给其他收入水平比中国低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像日本，像亚洲四小龙，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样，实现20-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机遇。
如果他们能继续沿着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方式发展经济，甚至可能在一两代人中间实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今天的机会和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机会不一样，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970万人。80年代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而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达1.25亿人，单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雇佣工人就达8500万人。
随着中国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转变，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将逐步让出市场空间，有一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企业可以留在国内，走向微笑曲线两端，去做附加值比较高的品牌、产品研发、市场渠道管理；其他企业则可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把生产转移过去，就像60年代日本的加工业转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加工业转到中国大陆那样，实现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转化。
对于承接加工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开始可以让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制造业产业工人，实现其人口红利，并且由外资企业牵头，在当地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形成较好的工业链，使当地企业家也能进入到这个产业发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实现像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现代化，将国强民富的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现在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儿？
林毅夫：中国原来的产业大部分在中低端，随着资本的积累，现在的比较优势逐步往中高端产业升级。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都比中国的制造业产品高，中国国内不能生产，因此未来可以以到海外兼并、设立研发中心或招商引资的方式发展这些产业。
中国也有一些产业，像白色家电，技术已经领先或接近领先于世界，对于这类产业中国要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自主研发，以维持这些产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并积极到海外开拓市场。
另外有很多新技术也提供了创新空间，尤其有些新技术新产业，其特点是产品周期特别短，产品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资本投入非常少，比如互联网产业、移动通信的手机等，大部分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资本相对丰富，但在人力资本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小，这就给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在这样的产业上大有作为。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南南学院的院长，你能否谈一谈未来的发展计划？
林毅夫：南南学院未来的发展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个研究平台，与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研究机构，一起推动深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以这个新的理论作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课程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培训的平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到这里学习的学者、官员共同分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共同推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2016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ISSCAD）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正式挂牌成立。首任院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傅军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这是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承诺的具体落实。
成立仪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既能培养领导人，也要传授治国策
中国新闻周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什么会设在北京大学，并由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
林毅夫：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随着后来的BiMBA商学院及多个研究中心的成立，这里于2008年正式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但无论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其追求目标都是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教育和经济学研究，并作为智库，为国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在北京大学的支持、全社会的帮助之下，加上所有教研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被认为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智库，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国家发展的机构。
当商务部落实习近平主席倡议主办南南学院时，就找到了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来承办这件事情。我感到很荣幸，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南南学院办好。
中国新闻周刊：众所周知，非洲很多官员也会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剑桥、牛津等西方一流大学去学习，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定位和特色上，与这些学校有何不同？
林毅夫：今年9月，南南学院就将迎来第一批新生，我们第一年将招收国家发展方向的30位硕士研究生和10位博士研究生，学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中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
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经常有人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国际发展项目作为参照系，称这些大学训练了多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官员，以此为成绩，这也是事实。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于是“西天取经”。
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最成功的学院，从培养学生，比如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的数量上来看，肯尼迪学院或许是成功的。但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回国后能把国家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肯尼迪学院非常失败。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到2020年左右，中国大陆有可能成为第三个；也只有13个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原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二战后一直陷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陷阱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受过训练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回去后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一流大学也都一样，学员回国后不少人当了部长、总理、总统，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根据所学的理论、思路，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就像一所医学院培养了很多医生，回去开业后却治不好病人的病，能说这所医学院成功吗？
南南学院也会吸引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前来学习，我希望他们回去也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但我更希望他们回去后能用所学帮助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这样，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才是成功的；如果南南学院与肯尼迪学院、牛津、剑桥的学院一样，只是培养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回去后没有把国家治理、发展好，那也一样是失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优势在哪儿？
林毅夫：我始终相信，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西方一流大学，他们的理论、经验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不同，难免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
而且仔细想想，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就算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适用，因为条件在变，所以理论也总在变，过去的经验也常失灵。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常态，想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于发展中国家，那就是缘木求鱼。
所以南南学院除了培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有别于现在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理论。我想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比较近似，这样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抓住他们的发展机遇，会有比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我想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诸多发展努力和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的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是思路问题，因为目前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努力时，还是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时，都是以西方现有的理论和现有经验作为参照系，来作为政策的依据。 然而，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条件的不同而不适用，所以虽然这些年发展中国家自己以及国际发展机构做了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效果令人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对南南合作也有40多年的历史，提供过很多支持，南南学院跟原有的支持相比，最突出的就是发展理念的交流与支持？
林毅夫：过去，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资金、技术的援助，包括建立工厂、农业示范园、医院，在改善基础设施上，像建坦桑铁路，则更是提供了许多帮助。今天南南学院成立，我认为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方向，是从硬件的帮助，转向软的思路、经验的交流。南南学院会倡导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经验，从中提炼新的发展理论。
我近年来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努力。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也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发展目标，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发展一样先进的产业。但当时这些先进产业违背发展中国家由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仅靠市场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去发展那些产业。当时的发展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主导，而被称为结构主义。这种思潮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波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认为是因为政府太多干预，政府失灵造成，所以强调政府退出市场，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市场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思潮制定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比在结构主义时还差。
和前两波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要在每一个时点上都有竞争力，就应该发展根据他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如果要让企业自发按照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必须要有一个由充分竞争市场决定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
但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经济发展得好，创造的剩余就比较多，资本积累会比较快，资本就从原来的相对短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从原来的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产业就应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就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创造的外部性，帮助企业协调或政府自己提供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必须也要有有为的政府。
依托比较优势谋求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新结构经济学在未来南南合作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在南南学院中又将发挥什么作用？
林毅夫：发展中国家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民富国强的愿望，南南合作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南南国家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来帮助南南各个国家实现上述愿望。思路决定出路， 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希望能够为南南合作提供一个和发达国家的理论相比有竞争力的理论框架，为南南各国在分析各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和加强南南各国间的合作时提供参考。也希望以此理论作为框架来组织课程和教材，以培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学员，希望这些学员回国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发展，帮助他们创造就业，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中国新闻周刊：与原有的发展经济学相比，新结构经济学最关键的理念升级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有着巨大差异。前两波思潮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和发达国家能做好什么为参照系，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或者让发展中国家做发达国家所能做好的。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思潮，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在所拥有的基础上什么能做好为参照系，建议把能做好的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共同努力下做大做强，让经济在每一个时点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起来，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的转型。
为什么看上去最糟的渐进、双轨式反而能成功？因为采取了“老人老办法”，不管从就业，还是国防安全等方面，对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继续国有以维持稳定。不但能更好地监管，对企业还有约束力。
而对于符合比较优势，能创造就业的产业，政府对其开放，并因势利导，本来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搞好，就建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把基础设施做好；本来国家行政效率很低，则在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提高效率，以实现快速发展。
所以过去一切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发展中国家，结果都失败了，而少数几个成功的，正好相反，都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在此基础上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也在进行产业升级，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这意味着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二次大战以后的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一再表明，哪个经济体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这个经济体就能取得20、3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就是这样，二战以后，美国工资上涨，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电子加工、纺织成衣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当时日本的劳动力很多，很便宜，日本就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当时日本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以迅速发展起来。 经过战后十多年发展，到了60年代，日本的工资也上涨起来，失掉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比较优势，就要产业升级，让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机遇，从而带来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
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工资上涨，产业必须升级到资本技术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而让出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市场。当时中国大陆正好进行改革开放，在此之前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老人老办法，还给重工业企业继续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抓住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现在，中国人均GDP从1979年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增长到2015年的人均7950美元，资本积累很多，工资水平高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也就失掉了比较优势，就要让出这个市场空间，给其他收入水平比中国低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像日本，像亚洲四小龙，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样，实现20-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机遇。
如果他们能继续沿着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方式发展经济，甚至可能在一两代人中间实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今天的机会和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机会不一样，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970万人。80年代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而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达1.25亿人，单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雇佣工人就达8500万人。
随着中国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转变，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将逐步让出市场空间，有一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企业可以留在国内，走向微笑曲线两端，去做附加值比较高的品牌、产品研发、市场渠道管理；其他企业则可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把生产转移过去，就像60年代日本的加工业转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加工业转到中国大陆那样，实现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转化。
对于承接加工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开始可以让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制造业产业工人，实现其人口红利，并且由外资企业牵头，在当地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形成较好的工业链，使当地企业家也能进入到这个产业发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实现像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现代化，将国强民富的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现在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儿？
林毅夫：中国原来的产业大部分在中低端，随着资本的积累，现在的比较优势逐步往中高端产业升级。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都比中国的制造业产品高，中国国内不能生产，因此未来可以以到海外兼并、设立研发中心或招商引资的方式发展这些产业。
中国也有一些产业，像白色家电，技术已经领先或接近领先于世界，对于这类产业中国要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自主研发，以维持这些产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并积极到海外开拓市场。
另外有很多新技术也提供了创新空间，尤其有些新技术新产业，其特点是产品周期特别短，产品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资本投入非常少，比如互联网产业、移动通信的手机等，大部分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资本相对丰富，但在人力资本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小，这就给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在这样的产业上大有作为。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南南学院的院长，你能否谈一谈未来的发展计划？
林毅夫：南南学院未来的发展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个研究平台，与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研究机构，一起推动深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以这个新的理论作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课程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培训的平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到这里学习的学者、官员共同分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共同推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