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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张宏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远见的革命家都无法漠视的，当然也是研究近代革命的学者难以回避的。然而，中国的农民具有什么样的特性，革命中的农民又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他们何以加入革命？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国内学者的革命史研究中是相对受到忽视的。张宏卿从政治史、革命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农民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并经由农民性格，分析了苏区革命的动员模式，不仅有翔实的历史叙述，更有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观点，其特有的理论贡献值得肯定。然而，或许也正是急于在一部著作中作出对中国传统农民的总体解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不周延、不客观的地方，特别是其提出的“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中心论断，在包含某些洞见的同时，也不免带有几分片面。
对于“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意指农民由于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条件限制，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和获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至于可以对其他因素不予考虑。“长期以来与土地的零和博弈，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形成的低下志向与宿命论，使得农民延迟满足，是典型的立即满足型。农民的生活经验也来自于与此时此地的困难打交道，无论如何，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第122页）作者进而认为这一特性的背后是“饮鸩止渴的冲动与到了黄河也心不死的冥顽”。这一描述本身具有矛盾，先说“生存环境”导致农民“延迟满足”，又说他们是“立即满足型”，并且“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且不说生存环境的恶劣是否一定导致“延迟满足”，即便如此，是否就能进一步推导出“典型的立即满足”恐怕仍有疑问，仅从感性认识而言，就众多研究对中国传统农民性格的一般描述看，毋宁说“忍耐、守旧”等更是其主要特性。
实际上，学界关于农民的研究是颇为丰富的，即使局限于中国农民，相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梳理这些“农民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止来自于地域、时代的差异，也来自于文化、心理，乃至传统的歧异。经济学及社会学的研究，阐释了“道德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不同侧面，前者认为农民的行为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道德小农”肯定传统价值中的生存权利和礼尚往来，认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一个庇护网结构。在家族观的影响下，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某种道德性；而后者则采取了与小农的道德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亦进行成本收益的精密算计，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的。回到中国农民，我们实际上很难精确区分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某些方面他们体现出道德的一面，比如注重亲情，强调互助；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理性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华北与江南的小农经济发展，足以显现出其精明与理性。因此，总体上，我们大概只能说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兼具“道德”与“理性”的，只是在有些方面“道德”多一些，有些方面“理性”多一点，但绝不能片面地论断他们仅仅是理性的，或道德的。就此而言，“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无疑存在上述的片面性。不仅如此，对于革命中农民性格的阐释，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需要与一定的时代连接，因为它们更多是特定时期的农民反映，而不能笼统地进行描述。确实，中国农民有一些共性的、贯通的性格特征，它们在任何的时代都有所体现，如生存伦理、重视人情、注重家庭等等，但还有一些性格表现，是与特定的社会时段相连的，和平时期与变动时代的农民性格就有显著的不同。就以农民获利的时效性来说，且不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就有长期经营家庭农场的经验，即便是处在短暂和平期的陕甘宁边区，也涌现出吴满有等一大批致富先进者，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在贫瘠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产生了丰硕的劳动成果，难道能说他们也是“饮鸩止渴”的即时满足型或不顾一切的冥顽吗？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制度背景下，我们很难说农民表现出的是“性格”，还是“理性”，将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制度诱导或压力下作出的一切表现都想当然地归结为农民性格，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农民性格特征与一定地域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中国地域广袤，山南海北民情各有不同，因此说到农民性格一定是区域性的农民特性，且不说农民性格北方与江南不同，山陕与闽赣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块区域，也存在内部的细微差异，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革命环境的“延属生态”与“绥德生态”，尽管两地相隔不过百里。延安地区具体的生态状况使得乡村建设道路成为可行，全面的国家主义实施为地方自主留下了余地，而在绥德分区，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通常窒息了任何所谓的基层民主。（Pauline Keating：1994）即便在绥德分区，米脂与靖边也存在诸多差异。如果放开眼界，在华北，小农不仅没有表现出急功近利，反而在有规划地经营农场，还在农闲之余以部分时间参与佣工，以补充小农场的收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5）虽然，作者主要聚焦于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但仅苏区之内，闽西与赣西之农民亦有区别，因此要得出“中国传统农民”在革命中的概括性性格特征，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因素，仍不能不察。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提出“农民利益即时满足”论断的前提是将革命中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这里无疑忽视了农民内部的分层与差异，有较多土地与财产的富农与有较少财产的中农不同，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与一无所有的贫农又不同，即使是普通贫农，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贫农与好逸恶劳、无法无天的所谓“流氓无产者”也有不同，甚至单个农民自身在不同情境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性格倾向，如果不仔细审视农民内部的差异，笼统地提出革命中农民的性格特征，就很难有说服力。事实上，就现有的研究看，以往“越穷越革命”的命题是存在疑问的，一般的贫苦农民，“保守、安分”毋宁说更是其主要的性格特征，而且千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使其也具备相当的道德感，抑或“王法意识”，特别是对乡村土地、财产秩序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在土地革命的初期，闹的最凶的，更多的恐怕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游民、流氓等“无产者”，大多数农民经常处于“等着瞧”的观望状态，心中对地主士绅仍保持几分敬畏或胆怯，即使是革命者将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接受，林伯渠在1944年的一次报告中提到：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这样的农民形象，怎么能全都是“饮鸩止渴的冲动”，又怎么能概括为不计后果的“即时满足型”？ 要言之，革命中的不少农民确实表现出“逐利”的一面，甚至有时候对利益的追求是急迫的，但这绝非农民性格的全部，要还原革命中的农民的真实，还必须加入时间、空间，乃至个人因素等变量，否则，很可能以偏概全。
不可否认，“动员”构成现代中国革命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动员”构成革命的主要技艺。作者分析农民性格，也意欲从社会文化中探求农民性格与革命运动的契合之处，由此我们不能不接着探讨农民与革命的“动员”问题。
结合了“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最重要的是“找准党的利益、革命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平衡点”。（第233页）换言之，农民是天生的务实主义者，“你不给他指明哪里有面包，他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从表象看，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也符合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一般认识，但是，仍然失之简单化。革命中物质利益的需求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仅以此作为革命的解释，并未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并非仅仅以物质为唯一目的，价值、意义等同样也是人所追求的目标，以物质性“利益满足”为唯一解释，无疑将人性降低到了单向度的“动物性”，这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黄金鳞认为，我们不能对革命的发生进行任何跳跃的和单一的解释，历史的复杂度远比单一的因果分析来得丰富、难解。他研究了“革命中的身体”，
认为现代国家通过学校和家庭，也通过“会所”、训练营，和各种以身体肌肉、姿势、卫生、技能和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以实现对个人身体的领导和征服。具体到苏区，有时是通过竞赛、训练、组织化活动等等方式实现的，有时是由有效的游说、群众压力来进行，有时则借助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组织来实现，总之，通过政治化、义务化与使命化身体的趋势，在翻转既有的权力秩序时，让身体感受过去没有的欣喜与愉悦，从而使民众参与革命成为经由身体内化的自觉，而不是命令、强迫。（《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185、266页）通过外在身体的“驯化”，达到对革命内在的认同及参与。同时，也需要看到，农民在乡村社会环境中的生存性需求，如果不参加，就有可能被排除到群体之外，从众性很强的农
民，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有时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伦理”，却未必是出于一时之利的诱惑。
事实上，对于农民，仅仅依靠物质诱惑的革命动员，往往并不是很成功。黄文治对鄂豫边黄麻地区的研究，则展示了土改型塑、反富农再动员等几种革命的动员模式，同样，农民的“贫苦”不是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据亲历革命的郑位三回忆：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是很苦，革命却起来了。其中关键原因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主、富农，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了解农民习俗，熟悉农民理解的语言，以串亲戚、交朋友、拉家常等方式，更容易宣传马列主义，因此也成为革命走向暴动的火种。在鄂豫边，除了物质利益外，中共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农民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构成革命的动员的重要内因。新近一些研究认为中共在农民中开展选举，推行民主，为他们提供了平等、权利、尊严等，同样构成农民进入革命的重要因素。（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权利、尊严的积极作用，对于公平制度的向往，均构成农民心向革命的重要因素，这在笔者对陕甘宁边区选举的研究中同样有诸多体现，这些事例也反过来佐证了农民性格的多元性。可以说，正面的激励、导向以及内在的安全需求、权利尊严的趋向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革命动员的技艺。这些都反映出农民本身，以及革命中动员的复杂性。虽然在后续的分析中，作者也照顾到革命合法性塑造，强有力的政府和培育积极分子队伍等动员机制，但相关的解释仍不够全面与客观。
尽管存在诸如上述的问题，但作者经由本研究将我们对中国革命与农民的思考，带入了文化与心理的层面，仍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突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本身，同时借由对中国农民的深入理解，也有利于思考当下中国社会与中国农民，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对策，科学地策划未来。但这些，都需要首先基于对中国农民性格的理性与客观研究的基础上。
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远见的革命家都无法漠视的，当然也是研究近代革命的学者难以回避的。然而，中国的农民具有什么样的特性，革命中的农民又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他们何以加入革命？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国内学者的革命史研究中是相对受到忽视的。张宏卿从政治史、革命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农民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并经由农民性格，分析了苏区革命的动员模式，不仅有翔实的历史叙述，更有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观点，其特有的理论贡献值得肯定。然而，或许也正是急于在一部著作中作出对中国传统农民的总体解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不周延、不客观的地方，特别是其提出的“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中心论断，在包含某些洞见的同时，也不免带有几分片面。
对于“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意指农民由于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条件限制，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和获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至于可以对其他因素不予考虑。“长期以来与土地的零和博弈，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形成的低下志向与宿命论，使得农民延迟满足，是典型的立即满足型。农民的生活经验也来自于与此时此地的困难打交道，无论如何，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第122页）作者进而认为这一特性的背后是“饮鸩止渴的冲动与到了黄河也心不死的冥顽”。这一描述本身具有矛盾，先说“生存环境”导致农民“延迟满足”，又说他们是“立即满足型”，并且“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且不说生存环境的恶劣是否一定导致“延迟满足”，即便如此，是否就能进一步推导出“典型的立即满足”恐怕仍有疑问，仅从感性认识而言，就众多研究对中国传统农民性格的一般描述看，毋宁说“忍耐、守旧”等更是其主要特性。
实际上，学界关于农民的研究是颇为丰富的，即使局限于中国农民，相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梳理这些“农民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止来自于地域、时代的差异，也来自于文化、心理，乃至传统的歧异。经济学及社会学的研究，阐释了“道德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不同侧面，前者认为农民的行为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道德小农”肯定传统价值中的生存权利和礼尚往来，认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一个庇护网结构。在家族观的影响下，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某种道德性；而后者则采取了与小农的道德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亦进行成本收益的精密算计，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的。回到中国农民，我们实际上很难精确区分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某些方面他们体现出道德的一面，比如注重亲情，强调互助；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理性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华北与江南的小农经济发展，足以显现出其精明与理性。因此，总体上，我们大概只能说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兼具“道德”与“理性”的，只是在有些方面“道德”多一些，有些方面“理性”多一点，但绝不能片面地论断他们仅仅是理性的，或道德的。就此而言，“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无疑存在上述的片面性。不仅如此，对于革命中农民性格的阐释，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需要与一定的时代连接，因为它们更多是特定时期的农民反映，而不能笼统地进行描述。确实，中国农民有一些共性的、贯通的性格特征，它们在任何的时代都有所体现，如生存伦理、重视人情、注重家庭等等，但还有一些性格表现，是与特定的社会时段相连的，和平时期与变动时代的农民性格就有显著的不同。就以农民获利的时效性来说，且不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就有长期经营家庭农场的经验，即便是处在短暂和平期的陕甘宁边区，也涌现出吴满有等一大批致富先进者，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在贫瘠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产生了丰硕的劳动成果，难道能说他们也是“饮鸩止渴”的即时满足型或不顾一切的冥顽吗？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制度背景下，我们很难说农民表现出的是“性格”，还是“理性”，将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制度诱导或压力下作出的一切表现都想当然地归结为农民性格，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农民性格特征与一定地域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中国地域广袤，山南海北民情各有不同，因此说到农民性格一定是区域性的农民特性，且不说农民性格北方与江南不同，山陕与闽赣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块区域，也存在内部的细微差异，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革命环境的“延属生态”与“绥德生态”，尽管两地相隔不过百里。延安地区具体的生态状况使得乡村建设道路成为可行，全面的国家主义实施为地方自主留下了余地，而在绥德分区，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通常窒息了任何所谓的基层民主。（Pauline Keating：1994）即便在绥德分区，米脂与靖边也存在诸多差异。如果放开眼界，在华北，小农不仅没有表现出急功近利，反而在有规划地经营农场，还在农闲之余以部分时间参与佣工，以补充小农场的收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5）虽然，作者主要聚焦于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但仅苏区之内，闽西与赣西之农民亦有区别，因此要得出“中国传统农民”在革命中的概括性性格特征，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因素，仍不能不察。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提出“农民利益即时满足”论断的前提是将革命中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这里无疑忽视了农民内部的分层与差异，有较多土地与财产的富农与有较少财产的中农不同，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与一无所有的贫农又不同，即使是普通贫农，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贫农与好逸恶劳、无法无天的所谓“流氓无产者”也有不同，甚至单个农民自身在不同情境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性格倾向，如果不仔细审视农民内部的差异，笼统地提出革命中农民的性格特征，就很难有说服力。事实上，就现有的研究看，以往“越穷越革命”的命题是存在疑问的，一般的贫苦农民，“保守、安分”毋宁说更是其主要的性格特征，而且千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使其也具备相当的道德感，抑或“王法意识”，特别是对乡村土地、财产秩序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在土地革命的初期，闹的最凶的，更多的恐怕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游民、流氓等“无产者”，大多数农民经常处于“等着瞧”的观望状态，心中对地主士绅仍保持几分敬畏或胆怯，即使是革命者将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接受，林伯渠在1944年的一次报告中提到：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这样的农民形象，怎么能全都是“饮鸩止渴的冲动”，又怎么能概括为不计后果的“即时满足型”？ 要言之，革命中的不少农民确实表现出“逐利”的一面，甚至有时候对利益的追求是急迫的，但这绝非农民性格的全部，要还原革命中的农民的真实，还必须加入时间、空间，乃至个人因素等变量，否则，很可能以偏概全。
不可否认，“动员”构成现代中国革命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动员”构成革命的主要技艺。作者分析农民性格，也意欲从社会文化中探求农民性格与革命运动的契合之处，由此我们不能不接着探讨农民与革命的“动员”问题。
结合了“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最重要的是“找准党的利益、革命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平衡点”。（第233页）换言之，农民是天生的务实主义者，“你不给他指明哪里有面包，他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从表象看，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也符合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一般认识，但是，仍然失之简单化。革命中物质利益的需求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仅以此作为革命的解释，并未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并非仅仅以物质为唯一目的，价值、意义等同样也是人所追求的目标，以物质性“利益满足”为唯一解释，无疑将人性降低到了单向度的“动物性”，这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黄金鳞认为，我们不能对革命的发生进行任何跳跃的和单一的解释，历史的复杂度远比单一的因果分析来得丰富、难解。他研究了“革命中的身体”，
认为现代国家通过学校和家庭，也通过“会所”、训练营，和各种以身体肌肉、姿势、卫生、技能和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以实现对个人身体的领导和征服。具体到苏区，有时是通过竞赛、训练、组织化活动等等方式实现的，有时是由有效的游说、群众压力来进行，有时则借助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组织来实现，总之，通过政治化、义务化与使命化身体的趋势，在翻转既有的权力秩序时，让身体感受过去没有的欣喜与愉悦，从而使民众参与革命成为经由身体内化的自觉，而不是命令、强迫。（《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185、266页）通过外在身体的“驯化”，达到对革命内在的认同及参与。同时，也需要看到，农民在乡村社会环境中的生存性需求，如果不参加，就有可能被排除到群体之外，从众性很强的农
民，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有时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伦理”，却未必是出于一时之利的诱惑。
事实上，对于农民，仅仅依靠物质诱惑的革命动员，往往并不是很成功。黄文治对鄂豫边黄麻地区的研究，则展示了土改型塑、反富农再动员等几种革命的动员模式，同样，农民的“贫苦”不是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据亲历革命的郑位三回忆：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是很苦，革命却起来了。其中关键原因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主、富农，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了解农民习俗，熟悉农民理解的语言，以串亲戚、交朋友、拉家常等方式，更容易宣传马列主义，因此也成为革命走向暴动的火种。在鄂豫边，除了物质利益外，中共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农民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构成革命的动员的重要内因。新近一些研究认为中共在农民中开展选举，推行民主，为他们提供了平等、权利、尊严等，同样构成农民进入革命的重要因素。（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权利、尊严的积极作用，对于公平制度的向往，均构成农民心向革命的重要因素，这在笔者对陕甘宁边区选举的研究中同样有诸多体现，这些事例也反过来佐证了农民性格的多元性。可以说，正面的激励、导向以及内在的安全需求、权利尊严的趋向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革命动员的技艺。这些都反映出农民本身，以及革命中动员的复杂性。虽然在后续的分析中，作者也照顾到革命合法性塑造，强有力的政府和培育积极分子队伍等动员机制，但相关的解释仍不够全面与客观。
尽管存在诸如上述的问题，但作者经由本研究将我们对中国革命与农民的思考，带入了文化与心理的层面，仍不失为是一种新的突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本身，同时借由对中国农民的深入理解，也有利于思考当下中国社会与中国农民，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对策，科学地策划未来。但这些，都需要首先基于对中国农民性格的理性与客观研究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