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老革命、老党员，孙谦一生好吸烟、好喝酒，这一点，在文学界和他的朋友中是人所共知的。
曾任山西省文联常务副主席的赵望进，在一篇访谈文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孙谦的：“他操着满口文水话，边说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磕烟灰的是一个随时能装在口袋里的古色古香的四方小盒子。谈到兴趣高的时候，他干脆脱掉鞋，圪蹴在椅子上，一圪蹴就是两三个小时，烟还是一支接着一支……”孙谦在家一起床就开始抽烟了，下乡采访的时候不断地抽，伏案创作的时候不停地抽。可以说，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抽烟中度过的。在抽烟中，他创作了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抽烟中，也结交了一个个人生知己；在抽烟中，也使得嗜烟如命的孙谦在不到76岁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好多人说，孙谦得病很大程度上与吸烟有关。
孙谦和马烽、李束为、胡正等五人都是在不到20岁的时候一起参加革命的生死战友。山西省副省长、作家张平在说起胡正病情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胡老的病，说到底还是跟抽烟有关。其实马烽是这样，孙谦是这样，束为、郑笃也都是这样，几乎是一个病。”胡正生前曾说过：“我们那时候抗战打游击，整天窝在山沟、窑洞里，只有抽烟才是惟一的乐趣。旱烟、纸烟、用废纸卷的烟，有什么抽什么。哪像现在，还有什么过滤嘴，那会儿烟屁股都是宝，一个也剩不下。我们的那些作品，哪一部不是烟熏出来的。走到乡下，跟老百姓聊天，靠什么？还是烟。小兰花，烟叶梗，呛得人流眼泪，可老百姓说那才香。你不抽，老百姓怎么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大冬天窑洞里群众开会，油灯下，烟雾缭绕，人就像闷在烟盒子里。一边咳嗽，一边讲话，嗓子发麻，眼睛通红。那会儿发动老百姓闹革命，不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看来，孙谦抽烟的嗜好与所处的战争年代有关，也可以说是当时革命工作和斗争环境的必然；他从1937年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就开始抽烟，到解放后当了职业作家就更是这样了。从前喜欢抽烟的人，也往往喜欢喝酒，孙谦也不例外。当然，孙谦起初是不会喝酒的。1937年5月，出于生计的考虑，孙谦报考了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就在临行之前，父母亲给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送行仪式，孙谦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父亲买回来白面，买回来肉，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后晌，他又买回来线香、黄表纸，还买回来一锡壶白酒——那时，我们全家人都不会喝酒，我真不知道他买酒干什么。二日天刚亮，父亲就把我和二弟催撵醒了，只见他手里端着个小木盘，盘里放着香、表、酒盅和酒壶。我们跟着父亲走到村外三叉路口，他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我们也随着跪在他的身后。父亲撮土为炉，焚香，燃纸，奠酒，然后向着不知道什么样的神仙三叩首。
路祭完毕，父亲又斟了两盅酒，并向酒盅里撒了点路旁耕地里的黄土。然后向我和二弟说：“喝了吧。喝了家乡的土酒，到了他乡外地，不会生灾闹病。”我和二弟都没有喝过酒。我俩相互看了一眼，便把那盅土酒倒进了嘴里。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孙谦的喝酒和抽烟一样，是参加革命队伍后才开始的。从前滴酒不沾的孙谦，在参加革命后不久，因为日军占领了文水，他喝了一次闷酒从而惹了一次麻烦。孙谦在他1992年发表在《党史文汇》的《紫团洞，紫团洞！》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贾耀祥是我的上级，可我们相爱如兄弟，他对我管教很严厉。有这么一档子事：我听说我的故乡——文水县被日寇占领后，我又恨又忧，便到“一分利”饭馆喝了一顿闷酒，回到队部就大发酒疯；贾耀祥要关我禁闭，我便解下皮带来抽他——当然啦，其结果是我被一伙人推进了禁闭室关了三天。直到我承认了错误，向贾耀祥道了歉，他才问我愿到哪个连队去工作。我说愿到宣传队。他说：“好，去那里当个组长，刷标语，演戏。”他没有因皮带事件蔑视我，见了面还是有说有笑，和好如初。
故乡被日军占领，在兵荒马乱、烧杀抢掠中，家乡父母、兄弟姐妹一定备受欺凌和煎熬，这让在外当兵的孙谦心里十分郁闷、非常难过，性格刚直、远离故乡的孙谦只能借酒浇愁。这是孙谦在醉酒中对日军的仇恨、对家乡的担忧、对亲人的牵挂的表现和“发泄”。孙谦后来“好喝两口”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1957年孙谦从北京回到了山西，和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又聚到了一起。当时他们同住在一座小二楼里，每晚写东西到十一二点，几个人便不约而同地走出各自的书房，有的提着酒，有的端着豆腐干、花生豆，来到孙谦家的外房间开饮。粉碎“四人帮”后，孙谦、马烽他俩合作创作了6部电影剧本。马烽的夫人段杏绵说：“老马和老孙他们俩，有共同的事业，又都是为农民写，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俩白天、黑夜离不开，晚上的时候老马也要到他家去。孙谦的丈母娘很会做饭，老马就经常去人家家里吃饭喝酒，于是我们包了饺子就叫老孙来，炒几个下酒的菜，两个人就喝上几盅。”美酒飘香，酒中真情，洋溢的是孙谦和朋友知己的深厚友谊。
对孙谦的喝酒“风格”，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作家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山药蛋”文学流派的主将之一、孙谦的老战友西戎曾这样说：“孙谦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饮酒，和他相处较密的朋友，都知道他喝酒量大，一顿半斤不醉。他为人憨厚，酒德也好。和他一块儿喝酒，情真意切，也无多少客套自谦，举起酒杯，一口吞下。只要他动了真情，那就必醉无疑了。”孙谦特别喜欢吃太原的一种小吃——“头脑”。作家李国涛说：“府东街路南有一家永庆园饭店，离作协很近，大家都常去那里吃‘头脑’。我一早去，见店里的火炉刚生起，还有木柴的烟气。但孙谦已坐到他的老位子，就是靠厨房门的一张桌。他还一定再要上二两代县黄酒，喝一大半，留下一少半浇到‘头脑’汤里。这也说明他的酒量之大之好。”
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佳话。同样，孙谦的喝酒、抽烟，是他创作作品时的催化剂。当年在创作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期间，他去大寨采访时带了一箱子汾酒。为了了解大寨人的真实思想情感，夜深人静时，他和陈永贵干杯对酌，让陈永贵“酒后吐真言”，向他讲述自己的心里话。别的干部、记者到大寨采访时都是吃派饭，他自己却“讨”饭吃，并带上酒，和大寨老乡边喝边聊，听乡亲们拉家常、说闲话，所以他对大寨的家家户户都了如指掌，写起每个人物来自然就得心应手。有人问他《大寨英雄谱》发表后为什么打得这么响的原因时，孙谦不假思索地回答：“真实，因为写出了大寨人的真实感情。”是啊，正是由于这份情，这杯酒，使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作家燕治国在他的散文《人生小路》一文中，曾这样写到孙谦：“老一辈作家孙谦、马烽写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时，先跑了十几个县体验生活，回来后闭门谢客，足足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拿出初稿来。写作时他们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听说孙谦写着写着就酣然入梦，好多次忘了掐灭烟头，幸亏没有酿成郭日那样的悲剧。”这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电影“百花奖”。
从孙谦的烟酒人生当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不以荣辱交朋友的伟大人格。1982年的秋天，孙谦和马烽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免去副总理职务的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孙谦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赶做了两只卤鸭子，和马烽一起赶到陈永贵的住处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聊天。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1994年，孙谦又去了一趟大寨，他一进村带了一瓶汾酒就上了虎头山，在陈永贵墓前祭奠。孙谦的酒品就是他的人品，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孙谦被郭沫若誉为“多产的电影剧作家”，尽管他稿费不菲，但生活上却非常节俭。抽烟喝酒虽是生活小事，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态度和处世哲学。作家张石山在《凡人孙谦》一文中这样写道：“老孙好吸烟。听说赵树理待客中华烟，自个儿抽一毛五分钱一包的绿叶烟；老孙待客也是好烟，自个儿抽烟抽那种黑棒烟。说是这烟劲大。黑棒烟果然劲大，也果然便宜。老孙爱喝酒。平常在家里吃饭，也闹两盅烧酒喝喝。老孙不喝汾酒，只喝高粱白。甚至不喝瓶装酒，要打更便宜的散装白酒。老孙自个儿过日子节俭，对学生作者却向来慷慨大度。有一次，老孙出国访问归来，特别把我叫到家里，很隆重地赠予我一盒三五牌香烟。一盒烟，值什么呢？那是一份珍贵情谊。”孙谦生活节俭，但他宁可亏了自己的嘴，也不能亏了同事的脸、朋友的心。一旦有亲戚朋友、故交文友来访，孙谦在烟酒上那是毫不吝啬的。1980年秋天，作家王致钧及内蒙古作家参观团来山西作协，当时太原的汾酒脱销，宾馆无汾酒，孙谦将自己家中珍藏的汾酒拿来席上，并且总是先干为敬，引得客人举杯豪饮，欢笑不已。
1987年8月，中国电影界老前辈于敏率孙谦、张天民等代表团一行赴日本参加中日电影文学交流第三届会议，期间，日本电影剧作家铃木尚之热情招待中国代表团到他妻子开的小酒馆吃饭，席间气氛和谐热烈，以至于孙谦忘形痛饮，沉醉如泥。就在次日一早，孙谦早早地叩开团长于敏的房间，连声说：“喝酒失态，很不应该，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吧。”这段往事，于敏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并这样感慨：“写到此处，我不免唏嘘。这位纯厚、真诚的山西土豆子作家已经离世数年了。让我少了一个知心朋友，宁不戚戚！” 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孙谦为人谦和的品格，更看到了于敏对孙谦的深厚感情。
老作家胡正曾这样说过：“在四十年代艰难的战争年代，当我遇到痛苦和困难时，他给我抽供应的好烟，自己只抽普通纸烟，只喝普通白酒，给予我安慰鼓励。”作家卢润泽把自己写的电视剧剧本《丁果仙》拿去征求孙谦的意见时，孙谦照例把好烟拿出来，说是女儿从国外带回来的，他仍然抽国内的次烟。烟酒不讲究好赖，但一天也离不了；好的给了别人，赖的留给自己。淡泊名利，平和正直——孙谦这种胸怀坦荡、待人诚恳的品格，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抽烟喝酒，我们看到的是孙谦为人谦和、可亲可敬的高尚情操。孙谦和老伴育有三个女儿，他给三个外孙分别起名为：陶陶、乐乐、佳佳。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孙谦自题了一副对联贴在门框上，上联是：不羡五福唯嗜烟酒茶；下联是：甚爱三女更喜乐陶佳。孙谦的烟酒人生，就是他的快乐人生。
但在晚年，孙谦却是在烟酒的辅助下，为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透支着生命，坚持着写作。1987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杨占平在孙谦家里有过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孙谦把他让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拿来牡丹牌香烟招待他，自己却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烟抽起来。在整个采访中，孙谦不停地说着，同时不停地抽那些黑棒烟，也不停地在咳嗽。当时孙谦诙谐地说：“我有点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啦，我上午可以写点东西，但主要是晚上开夜车，能熬到夜里一两点钟，就不敢再熬了，怕第二天支撑不起来，可躺下又睡不着；中午得好好睡一觉，但必须喝点酒才能睡稳，不这样，晚上就干不成了；反正，我这把老骨头跟这支笔算是结下不解之缘了，身子只要能挺住，笔就不能停止写东西。”
孙谦抽烟、喝酒这两大人生嗜好，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并且成为他晚年创作的精神补充和动力支撑，一直到他1995年夏天发病住院才不得不戒掉。此时，当别人和他说起烟酒的时候，这时候的孙谦仍不改往日的诙谐：“过去说我吸烟喝酒是死不悔改，可今天人没死先把它改掉了。”1996年3月5日孙谦去世，文学界的领导，单位的同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纷纷来到他的灵堂悼念，并在祭奠的供桌上，为他点上一支烟，斟上一杯酒，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虔诚地表达着对这位人民作家的怀念和敬仰。作家朱晓明在回忆孙谦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再也读不到他创作的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新著作了，但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孙老很随便地蹲在椅子上，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劣质雪茄烟，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书……”
（责编 任志）
曾任山西省文联常务副主席的赵望进，在一篇访谈文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孙谦的：“他操着满口文水话，边说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磕烟灰的是一个随时能装在口袋里的古色古香的四方小盒子。谈到兴趣高的时候，他干脆脱掉鞋，圪蹴在椅子上，一圪蹴就是两三个小时，烟还是一支接着一支……”孙谦在家一起床就开始抽烟了，下乡采访的时候不断地抽，伏案创作的时候不停地抽。可以说，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抽烟中度过的。在抽烟中，他创作了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抽烟中，也结交了一个个人生知己；在抽烟中，也使得嗜烟如命的孙谦在不到76岁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好多人说，孙谦得病很大程度上与吸烟有关。
孙谦和马烽、李束为、胡正等五人都是在不到20岁的时候一起参加革命的生死战友。山西省副省长、作家张平在说起胡正病情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胡老的病，说到底还是跟抽烟有关。其实马烽是这样，孙谦是这样，束为、郑笃也都是这样，几乎是一个病。”胡正生前曾说过：“我们那时候抗战打游击，整天窝在山沟、窑洞里，只有抽烟才是惟一的乐趣。旱烟、纸烟、用废纸卷的烟，有什么抽什么。哪像现在，还有什么过滤嘴，那会儿烟屁股都是宝，一个也剩不下。我们的那些作品，哪一部不是烟熏出来的。走到乡下，跟老百姓聊天，靠什么？还是烟。小兰花，烟叶梗，呛得人流眼泪，可老百姓说那才香。你不抽，老百姓怎么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大冬天窑洞里群众开会，油灯下，烟雾缭绕，人就像闷在烟盒子里。一边咳嗽，一边讲话，嗓子发麻，眼睛通红。那会儿发动老百姓闹革命，不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看来，孙谦抽烟的嗜好与所处的战争年代有关，也可以说是当时革命工作和斗争环境的必然；他从1937年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就开始抽烟，到解放后当了职业作家就更是这样了。从前喜欢抽烟的人，也往往喜欢喝酒，孙谦也不例外。当然，孙谦起初是不会喝酒的。1937年5月，出于生计的考虑，孙谦报考了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就在临行之前，父母亲给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送行仪式，孙谦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父亲买回来白面，买回来肉，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后晌，他又买回来线香、黄表纸，还买回来一锡壶白酒——那时，我们全家人都不会喝酒，我真不知道他买酒干什么。二日天刚亮，父亲就把我和二弟催撵醒了，只见他手里端着个小木盘，盘里放着香、表、酒盅和酒壶。我们跟着父亲走到村外三叉路口，他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我们也随着跪在他的身后。父亲撮土为炉，焚香，燃纸，奠酒，然后向着不知道什么样的神仙三叩首。
路祭完毕，父亲又斟了两盅酒，并向酒盅里撒了点路旁耕地里的黄土。然后向我和二弟说：“喝了吧。喝了家乡的土酒，到了他乡外地，不会生灾闹病。”我和二弟都没有喝过酒。我俩相互看了一眼，便把那盅土酒倒进了嘴里。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孙谦的喝酒和抽烟一样，是参加革命队伍后才开始的。从前滴酒不沾的孙谦，在参加革命后不久，因为日军占领了文水，他喝了一次闷酒从而惹了一次麻烦。孙谦在他1992年发表在《党史文汇》的《紫团洞，紫团洞！》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贾耀祥是我的上级，可我们相爱如兄弟，他对我管教很严厉。有这么一档子事：我听说我的故乡——文水县被日寇占领后，我又恨又忧，便到“一分利”饭馆喝了一顿闷酒，回到队部就大发酒疯；贾耀祥要关我禁闭，我便解下皮带来抽他——当然啦，其结果是我被一伙人推进了禁闭室关了三天。直到我承认了错误，向贾耀祥道了歉，他才问我愿到哪个连队去工作。我说愿到宣传队。他说：“好，去那里当个组长，刷标语，演戏。”他没有因皮带事件蔑视我，见了面还是有说有笑，和好如初。
故乡被日军占领，在兵荒马乱、烧杀抢掠中，家乡父母、兄弟姐妹一定备受欺凌和煎熬，这让在外当兵的孙谦心里十分郁闷、非常难过，性格刚直、远离故乡的孙谦只能借酒浇愁。这是孙谦在醉酒中对日军的仇恨、对家乡的担忧、对亲人的牵挂的表现和“发泄”。孙谦后来“好喝两口”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1957年孙谦从北京回到了山西，和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又聚到了一起。当时他们同住在一座小二楼里，每晚写东西到十一二点，几个人便不约而同地走出各自的书房，有的提着酒，有的端着豆腐干、花生豆，来到孙谦家的外房间开饮。粉碎“四人帮”后，孙谦、马烽他俩合作创作了6部电影剧本。马烽的夫人段杏绵说：“老马和老孙他们俩，有共同的事业，又都是为农民写，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俩白天、黑夜离不开，晚上的时候老马也要到他家去。孙谦的丈母娘很会做饭，老马就经常去人家家里吃饭喝酒，于是我们包了饺子就叫老孙来，炒几个下酒的菜，两个人就喝上几盅。”美酒飘香，酒中真情，洋溢的是孙谦和朋友知己的深厚友谊。
对孙谦的喝酒“风格”，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作家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山药蛋”文学流派的主将之一、孙谦的老战友西戎曾这样说：“孙谦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饮酒，和他相处较密的朋友，都知道他喝酒量大，一顿半斤不醉。他为人憨厚，酒德也好。和他一块儿喝酒，情真意切，也无多少客套自谦，举起酒杯，一口吞下。只要他动了真情，那就必醉无疑了。”孙谦特别喜欢吃太原的一种小吃——“头脑”。作家李国涛说：“府东街路南有一家永庆园饭店，离作协很近，大家都常去那里吃‘头脑’。我一早去，见店里的火炉刚生起，还有木柴的烟气。但孙谦已坐到他的老位子，就是靠厨房门的一张桌。他还一定再要上二两代县黄酒，喝一大半，留下一少半浇到‘头脑’汤里。这也说明他的酒量之大之好。”
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佳话。同样，孙谦的喝酒、抽烟，是他创作作品时的催化剂。当年在创作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期间，他去大寨采访时带了一箱子汾酒。为了了解大寨人的真实思想情感，夜深人静时，他和陈永贵干杯对酌，让陈永贵“酒后吐真言”，向他讲述自己的心里话。别的干部、记者到大寨采访时都是吃派饭，他自己却“讨”饭吃，并带上酒，和大寨老乡边喝边聊，听乡亲们拉家常、说闲话，所以他对大寨的家家户户都了如指掌，写起每个人物来自然就得心应手。有人问他《大寨英雄谱》发表后为什么打得这么响的原因时，孙谦不假思索地回答：“真实，因为写出了大寨人的真实感情。”是啊，正是由于这份情，这杯酒，使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作家燕治国在他的散文《人生小路》一文中，曾这样写到孙谦：“老一辈作家孙谦、马烽写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时，先跑了十几个县体验生活，回来后闭门谢客，足足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拿出初稿来。写作时他们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听说孙谦写着写着就酣然入梦，好多次忘了掐灭烟头，幸亏没有酿成郭日那样的悲剧。”这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电影“百花奖”。
从孙谦的烟酒人生当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不以荣辱交朋友的伟大人格。1982年的秋天，孙谦和马烽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免去副总理职务的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孙谦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赶做了两只卤鸭子，和马烽一起赶到陈永贵的住处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聊天。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1994年，孙谦又去了一趟大寨，他一进村带了一瓶汾酒就上了虎头山，在陈永贵墓前祭奠。孙谦的酒品就是他的人品，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孙谦被郭沫若誉为“多产的电影剧作家”，尽管他稿费不菲，但生活上却非常节俭。抽烟喝酒虽是生活小事，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态度和处世哲学。作家张石山在《凡人孙谦》一文中这样写道：“老孙好吸烟。听说赵树理待客中华烟，自个儿抽一毛五分钱一包的绿叶烟；老孙待客也是好烟，自个儿抽烟抽那种黑棒烟。说是这烟劲大。黑棒烟果然劲大，也果然便宜。老孙爱喝酒。平常在家里吃饭，也闹两盅烧酒喝喝。老孙不喝汾酒，只喝高粱白。甚至不喝瓶装酒，要打更便宜的散装白酒。老孙自个儿过日子节俭，对学生作者却向来慷慨大度。有一次，老孙出国访问归来，特别把我叫到家里，很隆重地赠予我一盒三五牌香烟。一盒烟，值什么呢？那是一份珍贵情谊。”孙谦生活节俭，但他宁可亏了自己的嘴，也不能亏了同事的脸、朋友的心。一旦有亲戚朋友、故交文友来访，孙谦在烟酒上那是毫不吝啬的。1980年秋天，作家王致钧及内蒙古作家参观团来山西作协，当时太原的汾酒脱销，宾馆无汾酒，孙谦将自己家中珍藏的汾酒拿来席上，并且总是先干为敬，引得客人举杯豪饮，欢笑不已。
1987年8月，中国电影界老前辈于敏率孙谦、张天民等代表团一行赴日本参加中日电影文学交流第三届会议，期间，日本电影剧作家铃木尚之热情招待中国代表团到他妻子开的小酒馆吃饭，席间气氛和谐热烈，以至于孙谦忘形痛饮，沉醉如泥。就在次日一早，孙谦早早地叩开团长于敏的房间，连声说：“喝酒失态，很不应该，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吧。”这段往事，于敏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并这样感慨：“写到此处，我不免唏嘘。这位纯厚、真诚的山西土豆子作家已经离世数年了。让我少了一个知心朋友，宁不戚戚！” 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孙谦为人谦和的品格，更看到了于敏对孙谦的深厚感情。
老作家胡正曾这样说过：“在四十年代艰难的战争年代，当我遇到痛苦和困难时，他给我抽供应的好烟，自己只抽普通纸烟，只喝普通白酒，给予我安慰鼓励。”作家卢润泽把自己写的电视剧剧本《丁果仙》拿去征求孙谦的意见时，孙谦照例把好烟拿出来，说是女儿从国外带回来的，他仍然抽国内的次烟。烟酒不讲究好赖，但一天也离不了；好的给了别人，赖的留给自己。淡泊名利，平和正直——孙谦这种胸怀坦荡、待人诚恳的品格，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抽烟喝酒，我们看到的是孙谦为人谦和、可亲可敬的高尚情操。孙谦和老伴育有三个女儿，他给三个外孙分别起名为：陶陶、乐乐、佳佳。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孙谦自题了一副对联贴在门框上，上联是：不羡五福唯嗜烟酒茶；下联是：甚爱三女更喜乐陶佳。孙谦的烟酒人生，就是他的快乐人生。
但在晚年，孙谦却是在烟酒的辅助下，为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透支着生命，坚持着写作。1987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杨占平在孙谦家里有过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孙谦把他让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拿来牡丹牌香烟招待他，自己却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烟抽起来。在整个采访中，孙谦不停地说着，同时不停地抽那些黑棒烟，也不停地在咳嗽。当时孙谦诙谐地说：“我有点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啦，我上午可以写点东西，但主要是晚上开夜车，能熬到夜里一两点钟，就不敢再熬了，怕第二天支撑不起来，可躺下又睡不着；中午得好好睡一觉，但必须喝点酒才能睡稳，不这样，晚上就干不成了；反正，我这把老骨头跟这支笔算是结下不解之缘了，身子只要能挺住，笔就不能停止写东西。”
孙谦抽烟、喝酒这两大人生嗜好，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并且成为他晚年创作的精神补充和动力支撑，一直到他1995年夏天发病住院才不得不戒掉。此时，当别人和他说起烟酒的时候，这时候的孙谦仍不改往日的诙谐：“过去说我吸烟喝酒是死不悔改，可今天人没死先把它改掉了。”1996年3月5日孙谦去世，文学界的领导，单位的同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纷纷来到他的灵堂悼念，并在祭奠的供桌上，为他点上一支烟，斟上一杯酒，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虔诚地表达着对这位人民作家的怀念和敬仰。作家朱晓明在回忆孙谦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再也读不到他创作的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新著作了，但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孙老很随便地蹲在椅子上，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劣质雪茄烟，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书……”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