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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畔，坐落在这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雄伟庄严。2014年7月7日，首都各界在此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
国歌唱毕，现场响起深沉悠长的礼号声，全场肃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行持枪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神情庄重，迈步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习近平和抗战老战士以及少年儿童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一位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左手侧、胸前挂满奖章与纪念章、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战士就是新四军老兵焦润坤。怀着敬意，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尽管华发苍颜，但老人腰板硬朗，耳聪目明，讲话干脆利落，军人的飒爽英姿依旧，比真实年龄显得年轻很多。但一提及抗战的往事，老人的声音就低沉了下去，微蹙的眉眼好像堆积着厚重的回忆。
在老人家中的墙上，除了那幅他和妻子的金婚纪念照之外，最醒目的就是那张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我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见证者，从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我也是个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成了‘孤儿’，即使到了教养院，我还是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最终我参军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随着老人话匣子的打开，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岁月。
抹不去的国仇家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焦润坤回到老家常州，参加在常州大剧院举行的“抗战精神颂”主题演唱会，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纪念碑，抽空回到儿时居住过的青果巷，找寻年少时的记忆。
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三个，我是老大。父亲身体不好，我没读几年书就跟着父亲一起卖豆腐。打铁、撑船、磨豆腐，这是旧社会的三个苦行当，卖苦力的活儿，当年我家就是卖豆腐为生。尽管日子有些苦，但是还算过得去。”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紧接着，日本放肆进攻南京，并对沪宁沿线多个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时，焦润坤不满13岁。
“有一天，我正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焦润坤回忆说，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但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这一天，焦润坤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尸横遍野，惨叫连天”。
整场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焦润坤躲在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的街边，才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平民百姓，惨不忍睹，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真是造孽呀！”讲到这里，老人闭上了眼睛。
这次返乡时，焦润坤坚持去看看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他说，那里是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现在的十字路口，已经变成了“福记大饭店”，老人沉思了好一会才说，“祝福自己的故乡天天有福。”
焦润坤说，日本人空袭常州城一个多月后，常州沦亡。幸免于难的常州老百姓，纷纷逃离家乡，一时间“万人空巷”。为了躲避战乱，焦润坤举家外逃，投亲靠友。“一家五口逃难，辗转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亲戚无力收养我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亲则带着我到上海找活路。后来和父亲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润坤几经波折，被上海工华儿童收容所暂时收养。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继结束，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著名的奉化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妇募集了5万元资金，于1938年在市莼湖岙口泰清山谷中的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一艘满载着500多个灾童和部分教职员工的“谋福”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向宁波。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都穿着白衬衫、蓝背带裤、圆口黑布鞋，佩戴着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图案的院徽。焦润坤就是这艘船上的灾童之一。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统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说。直到站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大门口，孩子们还不敢相信，还能有如此温暖的地方收留他们。
当时的教养院里，有四排教室、七间大寝室、一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生活学习了4年多，“教养院是我受爱国教育、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在这里，孩子们边学习边劳动，并接受体育锻炼，教养院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当年，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1940年10月，日军的一场细菌战，再次把他推向了生死边缘。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也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三个月后，走出隔离区，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细菌弹投放多年后，我随部队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皮也不能碰，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难找。”焦润坤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4岁。焦润坤记得，当竺梅先的灵柩到达泰清寺时，沿途百姓和教养院师生列队迎候，无不痛哭流涕。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徐梅华秉承竺梅先的遗志，艰难维持教养院，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安置好他们的工作，教养院乃宣告结束。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焦润坤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6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戎马征战只为不再是“孤儿”
教养院解散时，焦润坤决定跟命运抗争。“走，打游击去！”焦润坤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
“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润坤回忆道，“但是因为团结，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都毫不畏惧，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的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但是，盘踞在慈溪三七市（现属余姚市）一带的伪军宋庆云部所属的方惠部队却仰仗日寇鼻息，进行垂死挣扎，活动更为猖獗，他们在下湖头庙构筑工事，设立关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迫切要求我军拔除这个据点。
4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北自卫总队三中队奉命去消灭这股顽敌，中队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开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带村庄宿营。焦润坤说：“当时我21岁，是个毛头小伙，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他得知我来自国际灾童教养院，平日里他对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
白天敌人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行动，照样出来抢粮，当即遭到迎头痛击，敌人狠狈逃窜，一头缩进下湖头庙“乌龟壳”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部队直捣伪军老巢，全部彻底歼灭敌人，并作了战斗动员。焦润坤等战士请战情绪十分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吃过晚饭，一声令下，部队向三七市下湖头庙挺进。
这天夜里，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黑暗重重，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但部队士气旺盛，动作敏捷，一瞬间，前哨部队一个排已摸到敌人的竹篱笆内，但多数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竹篱笆外的开阔地上，只能匍匐前进。焦润坤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斧头、钳子拆掉竹篱笆，扫除了敌人的外围障碍，并一鼓作气冲到庙门前，向庙里投掷手榴弹。
焦润坤清晰地记得，军队进攻到庙门时，敌人火力凶猛，卓新民带头进攻，腹部不幸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没撤退，坚持说“别管我，拿下据点是关键。这句话一直念叨到他牺牲”。
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干扰敌人的注意力。随后，焦润坤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卓新民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才找到一家民办诊所，昏迷中卓新民还在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后终因失血过多不幸牺牲。焦润坤遗憾地说：“平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已经有个对象在处着了。他的伤不是致命的，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中队长牺牲不了。”讲到这里，焦润坤长叹一口气，好久没有说话。这场战斗，共击伤、击毙伪军22人，焦润坤的战友共伤亡了12人。
焦润坤说，他把青春的1000天留给了抗日战争，之后的1000天则投入到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上了空军飞翔大队二大队政委。他参加过大小战役60次，历任文化教员、排长、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三级解放勋章。
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军区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当时只听人说母亲好像在迎春桥头的县学街口摆个豆腐摊，可是凭着记忆找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找到。当时军管会的同志看到我身穿军装，又佩戴手枪，帮我寻找到了母亲。”
堂屋里，焦润坤的母亲佝偻着，借着光仔细打量来人后，老人激动地叫出了焦润坤的乳名。阔别12载的亲情让焦润坤激动不已。“母亲老了，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妹妹长大了，哽咽着叫我‘哥哥’。”焦润坤说着，眼眶泛泪。“那个时候，母亲还是每天辛勤劳作做豆腐卖，维持生计。自母亲那里还得知，在我离开常州的第二年，已回老家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弟弟是1948年在小货轮上被国民党的军舰撞上了，被淹死。妹妹告诉我，母亲一直把我供在牌位上，烧钱纸的时候口里还念叨着——你们兄弟俩分着用，不要抢……”
“解放了，我们终于一家团圆，不用再漂泊离散。”随后，焦润坤将家人都接去了上海，母亲发挥余热在上海做起了理论工作，每次跟军人家属沟通，总爱讲讲儿子的故事，党的故事。因为母亲的人缘极好，大伙不再叫她“焦妈妈”，都改叫她“光荣妈妈”。1955年，焦润坤被授大尉军衔，1961年授少校军衔。 焦润坤的夫人黄强，原名黄琳，小他6岁，出生在辽宁营口，与丈夫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也是日军侵华的灾童，曾是解放军战士。“九一八”事变后，年仅一岁的黄琳跟随任海关科员的父亲撤退到重庆，在那里长大。儿时的黄琳常拿着小马扎躲在防空洞内躲避轰炸，母亲也在逃难中病逝。1949年，黄琳忍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家里逃出来，来到上海参军，遇到任指导员的焦润坤。
当年，黄琳说自己的名字显得太“弱”，焦润坤说，那你就叫黄强吧。两人从此结下良缘，相伴至今。3个孩子的名字“云鹏”“旭平”“海鹰”，以“空”“陆”“海”的涵义，寄托着两人的军旅情结。
耄耋新生活
1 9 6 4年8月，焦润坤从空军三九九九部队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援外处任科长。1969年10月，一机部选调100多人到湖北十堰支援二汽（东风前身）建设，焦润坤也在其中。他响应祖国号召，告别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从北京来到山城十堰。他在二汽15年，与妻子和孩子持久分家两地，主要完成了二汽基建运输、通水和设备攻关3件大事。
1984年，焦润坤自一机部科技司质量攻关组离休。1997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焦润坤成为首批会员，后又当上了浙东分会副会长、宣讲团团长。再后，又加入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此后，焦润坤多次走进北京卫戍部队、老虎团导弹部队、天安门国旗班，北师大、北航、中国传媒大学等大专院校，以及街道、国家机关，讲述战争经历、弘扬铁军精神。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焦润坤说，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亲历者越来越少，他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焦润坤说，这个“绝不答应”是一种号召，是对全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号召。老人说，历史不容亵渎，历史不容歪曲，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
焦润坤爱好看历史类书籍，也爱好管弦乐、小提琴。老人耳聪目明，喜爱读书看报，“我这辈子最喜欢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现在他常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去新四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开讲座、举办音乐会，给晚辈们讲当年的故事。每逢相聚，焦润坤总一次次精神抖擞地指挥大家高唱，把人们的记忆再一次拉回到那浴血奋战的岁月。“虽然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吃过那样的苦，但是生活在幸福中，要知道幸福来之不易，并且把这种幸福传承下去，才是责任所在。”
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但他一直感觉自己的身体倍儿棒。2014年7月7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那天，老人坚持不要陪同、不要专车，搭着顺风车就出发了。说起这次活动，焦润坤十分的激动：“能和总书记一起参加‘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骄傲、非常幸福的事情。”
国歌唱毕，现场响起深沉悠长的礼号声，全场肃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行持枪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神情庄重，迈步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习近平和抗战老战士以及少年儿童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一位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左手侧、胸前挂满奖章与纪念章、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战士就是新四军老兵焦润坤。怀着敬意，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尽管华发苍颜，但老人腰板硬朗，耳聪目明，讲话干脆利落，军人的飒爽英姿依旧，比真实年龄显得年轻很多。但一提及抗战的往事，老人的声音就低沉了下去，微蹙的眉眼好像堆积着厚重的回忆。
在老人家中的墙上，除了那幅他和妻子的金婚纪念照之外，最醒目的就是那张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我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见证者，从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我也是个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成了‘孤儿’，即使到了教养院，我还是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最终我参军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随着老人话匣子的打开，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岁月。
抹不去的国仇家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焦润坤回到老家常州，参加在常州大剧院举行的“抗战精神颂”主题演唱会，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纪念碑，抽空回到儿时居住过的青果巷，找寻年少时的记忆。
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三个，我是老大。父亲身体不好，我没读几年书就跟着父亲一起卖豆腐。打铁、撑船、磨豆腐，这是旧社会的三个苦行当，卖苦力的活儿，当年我家就是卖豆腐为生。尽管日子有些苦，但是还算过得去。”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紧接着，日本放肆进攻南京，并对沪宁沿线多个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时，焦润坤不满13岁。
“有一天，我正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焦润坤回忆说，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但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这一天，焦润坤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尸横遍野，惨叫连天”。
整场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焦润坤躲在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的街边，才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平民百姓，惨不忍睹，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真是造孽呀！”讲到这里，老人闭上了眼睛。
这次返乡时，焦润坤坚持去看看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他说，那里是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现在的十字路口，已经变成了“福记大饭店”，老人沉思了好一会才说，“祝福自己的故乡天天有福。”
焦润坤说，日本人空袭常州城一个多月后，常州沦亡。幸免于难的常州老百姓，纷纷逃离家乡，一时间“万人空巷”。为了躲避战乱，焦润坤举家外逃，投亲靠友。“一家五口逃难，辗转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亲戚无力收养我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亲则带着我到上海找活路。后来和父亲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润坤几经波折，被上海工华儿童收容所暂时收养。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继结束，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著名的奉化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妇募集了5万元资金，于1938年在市莼湖岙口泰清山谷中的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一艘满载着500多个灾童和部分教职员工的“谋福”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向宁波。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都穿着白衬衫、蓝背带裤、圆口黑布鞋，佩戴着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图案的院徽。焦润坤就是这艘船上的灾童之一。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统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说。直到站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大门口，孩子们还不敢相信，还能有如此温暖的地方收留他们。
当时的教养院里，有四排教室、七间大寝室、一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生活学习了4年多，“教养院是我受爱国教育、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在这里，孩子们边学习边劳动，并接受体育锻炼，教养院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当年，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1940年10月，日军的一场细菌战，再次把他推向了生死边缘。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也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三个月后，走出隔离区，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细菌弹投放多年后，我随部队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皮也不能碰，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难找。”焦润坤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4岁。焦润坤记得，当竺梅先的灵柩到达泰清寺时，沿途百姓和教养院师生列队迎候，无不痛哭流涕。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徐梅华秉承竺梅先的遗志，艰难维持教养院，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安置好他们的工作，教养院乃宣告结束。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焦润坤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6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戎马征战只为不再是“孤儿”
教养院解散时，焦润坤决定跟命运抗争。“走，打游击去！”焦润坤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
“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润坤回忆道，“但是因为团结，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都毫不畏惧，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的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但是，盘踞在慈溪三七市（现属余姚市）一带的伪军宋庆云部所属的方惠部队却仰仗日寇鼻息，进行垂死挣扎，活动更为猖獗，他们在下湖头庙构筑工事，设立关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迫切要求我军拔除这个据点。
4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北自卫总队三中队奉命去消灭这股顽敌，中队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开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带村庄宿营。焦润坤说：“当时我21岁，是个毛头小伙，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他得知我来自国际灾童教养院，平日里他对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
白天敌人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行动，照样出来抢粮，当即遭到迎头痛击，敌人狠狈逃窜，一头缩进下湖头庙“乌龟壳”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部队直捣伪军老巢，全部彻底歼灭敌人，并作了战斗动员。焦润坤等战士请战情绪十分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吃过晚饭，一声令下，部队向三七市下湖头庙挺进。
这天夜里，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黑暗重重，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但部队士气旺盛，动作敏捷，一瞬间，前哨部队一个排已摸到敌人的竹篱笆内，但多数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竹篱笆外的开阔地上，只能匍匐前进。焦润坤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斧头、钳子拆掉竹篱笆，扫除了敌人的外围障碍，并一鼓作气冲到庙门前，向庙里投掷手榴弹。
焦润坤清晰地记得，军队进攻到庙门时，敌人火力凶猛，卓新民带头进攻，腹部不幸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没撤退，坚持说“别管我，拿下据点是关键。这句话一直念叨到他牺牲”。
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干扰敌人的注意力。随后，焦润坤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卓新民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才找到一家民办诊所，昏迷中卓新民还在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后终因失血过多不幸牺牲。焦润坤遗憾地说：“平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已经有个对象在处着了。他的伤不是致命的，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中队长牺牲不了。”讲到这里，焦润坤长叹一口气，好久没有说话。这场战斗，共击伤、击毙伪军22人，焦润坤的战友共伤亡了12人。
焦润坤说，他把青春的1000天留给了抗日战争，之后的1000天则投入到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上了空军飞翔大队二大队政委。他参加过大小战役60次，历任文化教员、排长、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三级解放勋章。
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军区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当时只听人说母亲好像在迎春桥头的县学街口摆个豆腐摊，可是凭着记忆找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找到。当时军管会的同志看到我身穿军装，又佩戴手枪，帮我寻找到了母亲。”
堂屋里，焦润坤的母亲佝偻着，借着光仔细打量来人后，老人激动地叫出了焦润坤的乳名。阔别12载的亲情让焦润坤激动不已。“母亲老了，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妹妹长大了，哽咽着叫我‘哥哥’。”焦润坤说着，眼眶泛泪。“那个时候，母亲还是每天辛勤劳作做豆腐卖，维持生计。自母亲那里还得知，在我离开常州的第二年，已回老家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弟弟是1948年在小货轮上被国民党的军舰撞上了，被淹死。妹妹告诉我，母亲一直把我供在牌位上，烧钱纸的时候口里还念叨着——你们兄弟俩分着用，不要抢……”
“解放了，我们终于一家团圆，不用再漂泊离散。”随后，焦润坤将家人都接去了上海，母亲发挥余热在上海做起了理论工作，每次跟军人家属沟通，总爱讲讲儿子的故事，党的故事。因为母亲的人缘极好，大伙不再叫她“焦妈妈”，都改叫她“光荣妈妈”。1955年，焦润坤被授大尉军衔，1961年授少校军衔。 焦润坤的夫人黄强，原名黄琳，小他6岁，出生在辽宁营口，与丈夫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也是日军侵华的灾童，曾是解放军战士。“九一八”事变后，年仅一岁的黄琳跟随任海关科员的父亲撤退到重庆，在那里长大。儿时的黄琳常拿着小马扎躲在防空洞内躲避轰炸，母亲也在逃难中病逝。1949年，黄琳忍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家里逃出来，来到上海参军，遇到任指导员的焦润坤。
当年，黄琳说自己的名字显得太“弱”，焦润坤说，那你就叫黄强吧。两人从此结下良缘，相伴至今。3个孩子的名字“云鹏”“旭平”“海鹰”，以“空”“陆”“海”的涵义，寄托着两人的军旅情结。
耄耋新生活
1 9 6 4年8月，焦润坤从空军三九九九部队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援外处任科长。1969年10月，一机部选调100多人到湖北十堰支援二汽（东风前身）建设，焦润坤也在其中。他响应祖国号召，告别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从北京来到山城十堰。他在二汽15年，与妻子和孩子持久分家两地，主要完成了二汽基建运输、通水和设备攻关3件大事。
1984年，焦润坤自一机部科技司质量攻关组离休。1997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焦润坤成为首批会员，后又当上了浙东分会副会长、宣讲团团长。再后，又加入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此后，焦润坤多次走进北京卫戍部队、老虎团导弹部队、天安门国旗班，北师大、北航、中国传媒大学等大专院校，以及街道、国家机关，讲述战争经历、弘扬铁军精神。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焦润坤说，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亲历者越来越少，他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焦润坤说，这个“绝不答应”是一种号召，是对全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号召。老人说，历史不容亵渎，历史不容歪曲，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
焦润坤爱好看历史类书籍，也爱好管弦乐、小提琴。老人耳聪目明，喜爱读书看报，“我这辈子最喜欢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现在他常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去新四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开讲座、举办音乐会，给晚辈们讲当年的故事。每逢相聚，焦润坤总一次次精神抖擞地指挥大家高唱，把人们的记忆再一次拉回到那浴血奋战的岁月。“虽然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吃过那样的苦，但是生活在幸福中，要知道幸福来之不易，并且把这种幸福传承下去，才是责任所在。”
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但他一直感觉自己的身体倍儿棒。2014年7月7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那天，老人坚持不要陪同、不要专车，搭着顺风车就出发了。说起这次活动，焦润坤十分的激动：“能和总书记一起参加‘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骄傲、非常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