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晓枫写的张艺谋传记《宿命：孤独张艺谋》刚刚出版，这本书讲述了张艺谋的人生故事，也披露了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恩恩怨怨。媒体把这些恩怨概括为“十宗罪”。编剧史航这样评价这本书：“让你知道，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阴险，人心可以多阴，世道可以多险。”
　　那“十宗罪”的确触目惊心，但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真正的罪过在这十宗之外：张艺谋的创作由此变轨，一个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的艺术家，转头去拍古装武侠片。
　　如果把张艺谋和张伟平的重要事件简化描述，大致是这样的： 1989年，二张在一次聚会上认识，成为好友;1995年，两人开始合作，第一部电影是《有话好好说》;1997年，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张伟平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2001年，《英雄》上映;2011年，二人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金陵十三钗》上映;2012年，分手传言开始流传;2013年，张艺谋正式加盟乐视影业。
　　如果没有最后的分手，这20多年的相处会是一个关于友谊的传奇：张艺谋处于事业低潮，张伟平投资让他拍电影;张伟平看上衣服舍不得买，张艺谋默默买下送到酒店……要知道，尽管杜拉斯宣称“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业”，事实上，没有哪种创作是真正孤独的，电影人需要的支持就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支持来自当时的文化环境，张艺谋曾说：“第五代集体成才，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就算有5部过硬作品（《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也是那个时代蓬勃的文学、全民的风气、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
　　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支持慢慢消失了，电影人孤军奋战，张艺谋曾形容导演的状态是“婆婆妈妈、拖拖拉拉、连滚带爬”。1995年的《有话好好说》一度被撤走投资，《我的父亲母亲》票房失利。张伟平就出现在这段时间，他取代了文化支持，提供了商业支持。《英雄》出现，票房2.5亿，中国的大片史由此开始。但这种合作，却是以张艺谋的创作方向发生变化为代价：文学色彩渐渐变淡，商业色彩渐渐浓厚。周晓枫在书里说：“（此前的）张艺谋有种艺术家不管不顾的生蛮和凛冽。他不看市场的脸色，孤往绝诣，他的电影才能独特、纯粹而有力。后来，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我想起他的妥协，遗憾又心痛。”
　　是啊，少年时代的我们，曾被“5部过硬作品”深深打动，我们那个小城的年轻人都曾倾巢而出，去电影院看这几部美丽又深重的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的時代，我们依然雪地排队，留下了为抢票挣掉衣服扣子的记忆，但那些电影给我们的观感，已经发生变化。即便张艺谋最终再度《归来》，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已经全然不同了。
　　或许，十面埋伏的并不是金钱，声声紧逼的也不是商人，而是整个时代。请来的是救兵还是灾星，一段相遇到底是劫还是缘，其实也取决于时代，对于风头浪尖上的人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