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瞬间，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体病症。
　　事实上，只有离乡的人，才会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非故乡；故乡愈难回，乡愁，便越深。
　　乡愁情结的背后，是安全感的丧失。
　　心理学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人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远走天涯，人们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与某此地区的一种紧密的联结。
　　具体到中国，每年春运的数十亿人次流动，或许正在印证，有多少人正在寻找这种心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发点与物质上的奋斗地之间，疲惫地奔波。
　　他们或许别无选择。
　　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医疗、教育等种种资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轻人若想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便不得不选择冲向大城市；若想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多艰难，也要挣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终时期老无所依，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尽最后一滴血汗。
　　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虽然获得了迁徙的自由，却无法获得平等迁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值得放弃故乡去迁徙。
　　这其实是已被选择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绝他们。限制入户、限制购房，限制购车，限制入学，限制就业……他乡，亦不能成为故乡。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更加明显。据一份对广州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调查，48.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广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虽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和广州创造财富，他们却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乡，却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遥远，不只是交通运力的限制，还因为巨大的精神鸿沟。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城市，乡村便成为了空壳。田野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乡间小路，变成了高速公路，传统的村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留在故乡的，年老的，成了没有儿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原来得以维系这个小社会的人伦体系、共同活动的情感消逝了，而附着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纯粹的仪式，便赤裸裸地凸显成为一种荒谬。
　　回乡的人，找不到回乡的共鸣，回乡，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了负担。
　　这是一种矛盾。不该消失的，却完全消失了；该有所改变，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大城市进入加速发展的快速通道时，故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实上，即便在城市，这种问题同样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厦，像给城市穿了一件光鲜却浅薄的时装——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顾向前奔跑的运动中，忘记了历史与记忆。
　　因此，找不到故乡的人，不止于从乡村走出的人，还有上千万在各个城市间游离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有什么？
　　你或许可以期盼不久后的的未来，但无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许有拼搏奋斗的勇气，但没有了享受成功的惬意；你或许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但没有可以分享胜利的家族；你或许更聪明，却在林立的楼宇中，难以获得真诚的沟通；你或许更富用，却无法在他人跌倒时，放心地伸出自己搀扶的手臂。
　　从这个角度说，故乡不在他乡，在每个人心底；若说故乡会沦陷，那将不只是地理意义的沦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机。让故乡成为故乡，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永久居所，成为我们城市奋斗者的后援团，成为我们的亲人乐于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机之地。
　　而不管是游子还是留守者，都对故乡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唯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说声回家太辛苦，说声回家太欢欣。
　　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做春节的血液，在这一刻，我们踏在回乡的路上，或者遥祝故乡。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