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崇高”是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中的两个概念。很多绘画作品都包含这两个美学内核，比如西方油画的古典主义风格和中国画中山水画（尤其是北派山水）的都是直接表达了这两种美学思想。但中西这两看似类似的，美学概念背后其实也有着些许差异，这是由地域文化差异决定的，同样包含着这两种美学内核的绘画表现出“和而不同”的表象。
　　“大”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孔子在《论语》里对它进行了解释：“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的“大”除了作为有一种道德概念外，还说明对象有崇高、广大、有光辉等。“大”也是直接孕育了我们审美中的“壮美”的产生。“崇高”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的朗基努斯提出的。”崇高”是古典主义（绘画）在美学上的直接追求。朗基努斯认为满足“崇高“的作品要有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辞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辞和庄严而生动的布局等特点。同时他还认为“崇高”’的要能让观众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即惊心动魄，情感白热化，精神高度振奋，几乎失去自我控制的心理状态。“以他的力量、气魄、速度、深度和强度像迅雷闪电一样燃烧一切，粉碎一切。”在朗基努斯这里，文艺的动力由理智转向情感，这和中国的审美特点有了一点类似。
　　但是“大”和“崇高”却有几点根本的不同：“崇高”一般是由于对象具有巨大、无限等特点而引起主体对自身力量的崇高感。“崇高”提高了人的情绪和自尊感。而“大”却包含了一定的道德含义，他只能引起主体对对对象的敬畏之情，并带有一丝神秘感。
　　这些两种类似却又不同的审美状态在中国和西方的绘画中亦可以读出来。
　　五代时期中国的山水画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尤以荆浩、关仝代表的北派山水画为傲。荆、关多是以全景山水的手法描绘太行山地区的景色，大开大合的绘画手法再加上北方特有的大山大水让画面气势磅礴、雄伟壮阔，而荆关以后北派山水逐渐没落，由于文化中心南移，以后的山水画也逐渐清婉秀丽起来。对于荆浩的画，北宋沈括《图画歌》写道：“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李成笔夺造化工，荆浩开图论千里。范宽石澜烟林深，枯木关同极难比。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荆浩的画面往往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山水的规律：“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掩映林泉，依稀远近。”在创作中则是危峰突兀，重岩叠嶂，林泉掩映，气势浩大。荆浩对广阔空间的雄伟气象的审美观照无疑与孔子的“大”是暗通的。中国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绘画语言探索，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写到“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隐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画家往往都是在描绘山水同时寄托自己的人生态度或政治抱负.荆、关这种开图千里的山水画无疑与“大”、“壮美”的审美观照是十分契合的。
　　“崇高”这种美学观点是西方艺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追求的，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和雕塑，还是古典主义绘画，甚至是近代超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崇高”的美学趣味。尤其是“静穆的伟大，高贵的单纯‘的古典主义绘画更是”崇高“的集中体现。
　　普桑（Nicolas Poussin）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大多取材神话、历史和宗教故事，具有稳定静穆和崇高的艺术特色。人物造型庄重典雅，富于雕塑感；作品构思严肃而富于哲理性，他的画冷峻中含有深情。《阿尔卡迪亚的牧人》是普桑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幅画中古典主义的标准的得到完美的体现：着希腊服饰的牧人，女神般的女人，静谧的风景，沉重的墓碑，以及画面中对生活与死亡的思考的晦涩表达让这张画完美的表达了“崇高”这一美学概念。朗基努斯在他的《论崇高》中写道：“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們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东西的爱......一个人如果把四面八方的生命諦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和优美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
　　由此可见，面对类似的审美意象，中西艺术家都会产生审美观照，只是由于文化差异，可以看到不同的“哈姆雷特”。当今社会，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互联网把人们连在一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同时对第三地发生的事情关注，并有所感，然而这种所感却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故此人们的情感会有一定的共性和些许的不同。其实，由于人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人们同样会对类似的审美意象产生相似的审美感受，固然也会有各自的特点。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变化，科技在发展，其实却有些作为人内情感在的东西是一直适用没有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