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了50个月之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距离2019年还有两周时，宣布内阁将集体辞职。随后在国王菲利普“慰留”下，米歇尔成为看守首相，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新大选。
　　此次比利时的政治危机，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对《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态度分歧。米歇尔首相领导的中右联盟里，议会第一大党新弗拉芒联盟党反对签署该契约，而米歇尔及另外3个政党（法语革新运动党、荷兰语基督教民主党及荷兰语开放自民党）则支持该契约。于是，新弗拉芒联盟党退出了执政联盟。米歇尔政府因面临信任危机，主动选择集体辞职。
　　比利时的政治危机，既反映了近年来欧洲范围内的债务危机与难民问题对西欧各国政局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比利时独特的政治结构有关系。因此，对比利时的观察与分析，或许可以成为探索西欧政治裂痕复杂化与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的一把钥匙。

拼凑出来的“民族国家”

　　比利时位于西欧，由于强国环绕，历史上该地区经常成为强邻的囊中之物，其归属权曾在勃艮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与法国之间几易其手。
　　从根本上说，比利时的国家建构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是作为大国间的战略缓冲区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比利时虽是个统一的国家，却没有统一的民族—北部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南部说法语的瓦隆人，以及生活在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少数民族，都缺乏对作为“比利时人”的认同。对此，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曾说过：“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比利时人，过去不曾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人、荷兰人（弗拉芒人）和德国人。”
　　从比利时的人口构成来看，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占总人口60%左右，说法语的瓦隆人占30%左右，剩下的1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布鲁塞尔地区。布鲁塞尔是说法语人数占多数的双语区，但在地理区位上却位于北部弗拉芒一侧。除此之外，还有1%左右的人口说德语。
　　作为比利时的两大板块，弗拉芒地区与瓦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历史上，南部瓦隆地区曾比北部弗拉芒地区富庶。1830年独立之初，弗拉芒是贫穷的农业区，而瓦隆则是欧洲大陆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同时，由于法语在当时的欧洲享有文化霸权，因此尽管瓦隆人处于少数地位，法语依然成了国家的官方语言，普遍应用于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媒体等领域。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战之后两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出现反转：以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为基础的瓦隆地区，经济开始衰落，而弗拉芒地区则借助于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实现了经济腾飞。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是弗拉芒人的文化与政治诉求。荷兰语最终被确定为全国的官方语言，并成为弗拉芒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独特的国家建构模式及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塑造出比利时独特的国家结构与政党体制。

独特的双重政党体制

　　目前，比利时没有全国性政党，所有的政党都是地区性政党。每个地区都有若干政党，比如弗拉芒荷兰语区的政党主要有荷兰语基督教民主党、荷兰语开放自民党、荷兰语社会党、弗拉芒利益党、荷兰语绿党等，而瓦隆法语区主要有法语革新运动党、法语社会党、法语人道主义民主中心党、法语生态党等。这些政党只在本地区内进行竞选活动，并不跨越到其他语区活动。

　　比利时的政党体制，存在于“次国家”的大区层面，而不存在于全国（联邦）层面。荷兰语区与法语区，各自拥有一套自己的政党体制。就此而言，比利时的政党体制可谓是一种独特的双重政党体制。
　　这种独特的政党体制，并非最初就如此，而是全国性政党体制在冲击下解体之后形成的。比利时在1919年就引入了男性普选权，直到1960年，在全国政治层面一直是稳定的三党体制。传统的三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通过政党联盟的方式来组建政府。其中，基督教民主党具有中枢作用，其他两党的朝野地位则不时变动。这种政党联盟方式，也被政治学家称为“具有中枢政党的政党联盟”。
　　从社会基础来看，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进程中，比利时的政党政治始终建立在欧洲社会主流的社会分野之上。其中，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党、自由党之间的对立，反映宗教与世俗的社会分野，而自由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对立，则反映资本所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分野。这些分野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层面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分野之上，而且前者是横贯后者的。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比利时的政党政治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弗拉芒地区的人民党、瓦隆地区的瓦隆联合党，以及布鲁塞尔地区的法语民主阵线等地方主义政党纷纷兴起，给传统的主流政党带来不小挑战。地区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不断增多，并在1971年的大选中达到顶点。
　　在地方主义政党的压力之下，主流的三大政党也纷纷按大区一分为二：基督教民主党分解为法语区的基督教社会党、荷兰语区的荷兰语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分解为法语的法语社会党、荷兰语区的弗拉芒社会党;自由党分解为荷兰语自民党、法语革新运动党。这样，传统的三大政党就分解出六个政党，再加上新兴的地区主义政党，比利时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程度可见一斑。

组阁困境与联盟难题

　　双重政党体制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全国（联邦）层面的政党体制碎片化，进而导致组阁困境与联盟难题。 　　比利时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按程序，需要由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来组阁。但在比利时双重政党体制下，即使每个语区的最大政党，也难以保证在联邦议会中占据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就不得不在其他小党中寻求伙伴来联合组阁。
　　在近些年的大选中，几乎没有政党的得票率能够超过20%。于是，比利时不仅缺乏能够组建联邦政府的绝对多数党，甚至难以找到能够组建政党联盟的稍微强些的相对多数政党。因此，比利时经常创造并保持“无联邦政府”的世界纪录。每隔几年，周期性的组阁困境都在比利时上演，如2007年和2010年就分别花了194天和541天，才实现成功组阁。
　　最近的一次组阁困境，发生在2014年。当年5月，比利时举行了联邦、地区及欧洲三合一议会选举，弗拉芒地区的新弗拉芒联盟党胜出。该党主席巴尔特·德韦弗，被比利时国王任命为联邦政府组阁协调人，但其未能完成协调组阁的任务。随后，法语革新运动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6月25日受命组阁。但经过百余天的磋商协调之后，直到10月7日他才完成了组阁使命—比利时又经历了135天没有联邦政府的日子。
　　除了联邦层面的组阁困境，双重政党体制还带来了各政党在不同层级的联盟困境。比利时的政府机构较为复杂，除了全国层面的联邦议会和政府之外，还包括地区层面的政府机构：弗拉芒议会和政府（1980年弗拉芒大区和弗拉芒语区合并而成）、瓦隆大区议会和政府、法语语区议会和政府、德语语区议会和政府、布鲁塞尔首都区议会和政府，以及省级及其以下的政府机构。因此，比利時实际上有5个不同层次的选举：地方选举、省选举、地区选举、联邦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
　　以往联邦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地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每5年一次，地方选举则每6年一次。地区选举和联邦选举之间的不同步，进一步加深了比利时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即便各政党在上述5个层次的某一个层次形成了联盟，它们也可能在另一层次的选举中无法结盟。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权力的不对称。

未卜的政治前途

　　碎片化的政党体制，不仅会带来组阁困境与联盟困境等短期问题，从长远来看，其对比利时的国家性（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其内在机制在于：其一，致力于缓和地区间冲突的温和政党，缺乏有效的激励空间，因为每个政党都把自身的竞选承诺局限于本地区的选民，而不关注其他地区选民的诉求;其二，其他政党会纷纷效仿地方主义政党，从而不断抬高涉族群-地区议题的重要性。因此，观察政党政治如何演化，可能是判断比利时未来政治走向的有效线索。
　　从社会变迁来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比利时政党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阶级分野之上的。但随着西欧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族群、宗教、性别等身份政治的分歧日益凸显，而且分割化的教育、媒体等，非常不利于培养跨族群的文化认同。比利时国王曾多次提倡双语学习，但收效并不明显。因此，政党体制重新全国化的希望并不大。
　　就制度变迁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比利时透过5次宪法改革，最终将一个单一制国家彻底转变为联邦制国家。在原先单一制的制度环境中，各政党（尤其是全国性政党）的主要目标是中央政府;而随着联邦制下权力重心的下移，各政党也就不得不将活动重心下移。于是，所有的全国性政党都沿着两大语区分裂成两部分。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抑制政党体制碎片化，比利时设置了“得票率5%”这一选举门槛，并且从2014年起将联邦选举改为每5年一次。这样就可以将欧洲议会选举、联邦选举与地区选举三合一（比如2019年就可能在欧洲议会选举原定的5月26日那天，同时举行联邦选举），从而有效降低联邦政府与地区政府之间的不对称性。
　　回到政党竞争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地方主义政党勃兴，在当时大有取代传统的三大全国政党的架势。然而，它们所倡导的地方主义议题瓦解了全国性的三大政党，分裂出来的各个政党分别抢占了各自区域内的选举空间，导致3个主要的地区主义政党开始走下坡路，得票率不断下降，最后或消失或苟延残喘。真可谓福兮祸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