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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还是个学外语的年龄吗？5000年的文明史都在巴掌大的脑子里盘踞着，英语哪里还挤得进去？！
近40岁的人学英语委实有点狼狈。但，毕竟是人在车上了，跟车往前走了。
也真有那学得很精彩的，比如王燕宁。她学英语的经历告诉你：英语，这劳什子，打磨打磨，还真能成为个好物件。
英语，这劳什子……
不该问女人的年龄，可这个故事是从年龄起头的，回避不得，所以，只好“违规”了。
王燕宁是从39岁开始学习英语的，而且从A、B、C、D……那是17年以前。
1991年，王燕宁来到加拿大，只身一人，不懂英文，坐在飞机上左顾右盼，惴惴不安，是观音菩萨的佛乐在耳畔低回，陪她飞跃太平洋。终于落地了，懵懵懂懂走出来，满大厅接机的人，这边呼叫，那边招手，就是没人理她。给两个朋友打电话，一个没找到，一个是朋友家的一个女人接的，女人说：“我为什么要去接你？”
该怎么办？能到哪里去？她拖着行李，在人群中茫然地走来走去，忽然经过一面镜子，里面闪过一个人影，白色的西装外套，扎染的一条由绿色渐进为黑色的长裙。很飘逸的一身行头，却包裹着一架瘦瘦的躯壳，扛着一张因为贫血、低血压而苍白的脸。那身形竟然是自己，她说：“那天，我真像个小鬼儿。”
忽然，她看到了几个中国大字“多伦多大学”。像是乌云裂开，洒下一筒阳光，她直奔阳光而去。多大同学给了她一家唐人街附近旅店的地址，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载着她转来转去。深夜十二点多，漆黑的天，漆黑的人，时不时走过漆黑的街道，她的心里也是漆黑一片。他们绕啊绕，就是找不到那个旅店。黑人挺饶舌，好像总在建议着什么，而她只会“NO”，凡事都“NO”了，办法也就殆尽了。最后，黑人好像说了句：“Go may home（到我家去）。” 惊恐中她中英文并用地大叫：“不行！不行！NO！NO！”
在又见到中国字的地方终于见到了同胞，是个学生模样的人。她敲打着车窗，跳下车，跑了过去。学生客气地说：“May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她大声说：“会说中国话吗？快别说那倒霉的英语，讲咱们的话好不好？”语言通了，事情也就解决了，那晚，她住进了那家旅馆。
租下房子后，就该生活了。不会英语，王燕宁只好拣那些不用“嘴”的活计来做：给人家做家务，刷洗浴缸，因子宫肌瘤导致的大出血顺着腿往下流，浴缸染红了，吸地，电线一股脑儿也进了吸尘器，主家无奈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给你钱，给你钱，对不起，你走吧。”在工厂当工人，轰隆轰隆的声音搞得头晕，站不住；在餐馆端盘子，客人还没入席，她反倒坐下了，虚脱得大汗淋漓；在一个协会做公关，朋友告诉她，不会英语没关系，只要感情跟上了就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傻笑”；合伙做生意，还没眉目，先亏了600元……
娇生惯养了几十年，有保姆照应起居的王燕宁问自己：我怎么这么笨！我到底能干什么呀！？一位好心的老人对她说：“你学英语去吧。”她说：“我600元都没了。”老人说：“你不停下来，再丢的就是6000元了。”
英语啊，英语，不会这劳什子，出的哪门子国？！可既然出来了，因为没有“嘴”，“哑”着回去，岂不更枉为出国一趟？！时至今日，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了。
打磨打磨
其实，到多伦多的第一周， 王燕宁就开始上英文补习班，白天是唐人街的双语班，晚上是纯英语班，但收效不大。是啊，写那个方块字，说那种“之乎者也”衍生出来的话快半辈子，现在却非要把舌头卷起来实在难为她了。
英国哲人培根说过：“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学语言的关键就是记忆，而记忆必须具备若干先决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年龄，0－6岁；脑子“干净”。专家说，年龄小的孩子学语言可以无师自通；脑子记录的信息太多，就好比树木和森林，森林越大，就越难找出其中的一棵树。王燕宁不具备优势条件，所以，她学得很辛苦。她说：“我的赌注只有下在这儿。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较劲，我总是选择上比我水平高一点的班，所以更吃力。老师倒是很客气，但看得出来，她心里很不高兴。4个月后，本来是我总问同学，后来，是同学开始问我了，我挺自豪的”。
一年后，她选择了一所正规的成人学校，从Level one开始，一直学到General grade 12，用了整整4年，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成绩。这段时间，她借助简单的英文，在咖啡店打工。工作和学习几乎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每天她只睡四五个小时。
本来就很瘦弱的王燕宁身体垮了，因子宫肌瘤出血，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几次晕倒都可能回不来了，”她说，“去看家庭医生，被医生粗暴地推了出来，可能是怕我死在那里吧。”王燕宁被转到专科医生那里。失血就要输血，她拒绝，怕感染艾滋病。医生笑了，说：“你这样子，随时都会倒在马路上死去，等不到得艾滋病了。”必须马上做手术，又被她拒绝了，只有一个理由：“不行，我得上课，我还没请假呢。”医生对这个执拗的病人毫无办法，对她说：“抓紧时间治疗吧，我随时给你安排手术。”此时是9月份。带着疾患，拖了三个多月，12月23日，下午上完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王燕宁住进了病房。
医学术语，别说是英语的，即便是中文的，什么“诱发电位”，什么“主动脉弓”、什么“阿－斯综合症”……谁又懂得多少？！制定手术方案怎么沟通呢？只好急用先学，希望能立竿见影。王燕宁翻字典，抄单词，写了密密麻麻两页纸，医生指点着英文，她指点着中文，用“等于号”的方法拟定了“切割”的方式：刀口从哪里到哪里，切除什么，保留什么。在多伦多她没有亲属，她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术后的昏迷中，她一直嚷着两个字：“Cold（冷）！”、“Pain（痛）！”要知道，她说的是英语！居然是英语！！英语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溜达出来，是否有点儿融会贯通了？损失了身体的一部分，可得到了能得到的，值了！
再回到班上的王燕宁，语言天赋逐渐显示了出来，“那段时间英语真是突飞猛进，天天都想说啊，写啊。”在老师布置的作业中，她用英语记述了自己前半生，她在《Jennign’s Tale》（王燕宁的故事）里写到：“因为父母坚持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导致我失去3次进入文艺团体的绝好机会，我在这方面的天赋被扼杀了。现在，我在努力保护和发掘我儿子的艺术天份。她是很有艺术才能的，七八岁时的画已开始被台湾、日本、德国等艺术爱好者收藏，十多岁在剧场、电视台演出，13岁自己组织了摇滚乐队，她是吉他手和主唱……”
她在另一篇文章《Changing》（正在改变）中写道：“我的人生中经历了3次重大的改变，唯有最后一次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出国。从里到外，从心灵的深处到外在的生活、语言的彻底改变，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我认知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女人的价值观不仅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女人的价值也不仅仅是职务和荣誉、事业和名誉，女人的价值远比那些更宝贵，更充实，是人类的那一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微尘（宇宙的一粒子），是属于那个‘大我’的一部分……”
深刻动情的文章让老师感动，几度哽咽和流泪，学生的好作文老师都要在班上朗读，唯独王燕宁的，老师读不下去。
英语多少自如些了，王燕宁文思如泉涌，激情澎湃，有时坐在学校的咖啡厅里，顿生灵感，一首英文小诗就会冒出来，她随手写在废纸上：“I am a drop in the sea, I am a grain of sand in the desert……Oh, I am me. An atom of the universe, a grain of the globe, I breathe with the cosmos, immense, vast, huge and forever.”（我是大海的一滴水，我是沙漠的一粒沙，啊，我就是我。我是宇宙中的原子，我是地球上的微粒，我和宇宙一起呼吸，感受那非常美妙、无限广阔的永恒）。老师端详着一行行的小诗，赞叹道：“你对文学的感觉很好，你还是个诗人。” 王燕宁不敢以诗人自诩，她享受的是那种重新获得“自由”后的欣喜。
……还真能成个好物件
王燕宁从成人学校毕业后，继续上了托福班、社区学院、第二语言（英语）教师班，博览小说、散文、哲学、宗教等英文专著，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论文。此时的王燕宁今非昔比，她参加了第二语言（英语）教师证书考试，成为正式教授母语为非英语学生的老师，专门教那些和她当初一样厌恶、恐惧英语的学生。
“学英语我是过来人，哪种水平的英语我没有经历过？学生哪个阶段的难处和心理我不了解？我是以一颗学生的心在当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尽管我的英语进步了，也不过是比学生的水平高了那么一点儿，对我来说，是换了个角度学英语”。
王燕宁至今忘不了她教的第一个班。那个班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职业五花八门。当天她走进教室，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息，一种同根同宗同族同血脉的气息，这气息给了她极大的鼓励，让她忘却了第一堂课的紧张。
多年了，王燕宁班的课总是那么活跃、轻松，笑声朗朗。学生们用学到的不多的单词，讲述自己的国家，讲述自己的故事。阿尔巴尼亚七十多岁的老人讲霍查、毛泽东、马克思；伊朗学生讲战争、讲死亡；中国学生讲中国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一位老中医站起来，严肃地用中文说：“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不同国籍的同学们似乎都理解了中国国旗的鲜艳和庄严。
谁都知道，ESL班的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班因为学生少了而关闭。“9·11”那个特殊时期，每个班都多少发生了些变化，而王燕宁的班，只走了一个学生。教育管理部门感到奇怪，来电话问：“你是不是填错了表，为什么没有记录离开的人？”“就是没有走的呀。”她说。管理人员问：“你给学生施了什么魔法？”
王燕宁的英文名字（Jenning）是个现在进行时，她说：“听起来好像我一直在忙碌。是不是太劳累了？想改个名字了，但还没想好。”也许是和年轻人相处，也许是工作得心应手，也许是她完成了从必然王国达至自由王国的过渡而重获自由，17年后的王燕宁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身材依然修长，黄金分割恰到好处，难怪当年有3次机会进入歌舞团和话剧团。她的劳累，并没有写在脸上。
王燕宁的故事讲完了，似乎意犹未尽，如果再说点什么的话，就是：母语，虽说不是与生俱来，但也是溶化在血液中的一种东西，它不能与你同生，却必然与你同死；像一块市布浸在染缸里，想不白不蓝不红不黑……都不行，泡得越久，着色就越牢实。在母语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再学习非母语，就如同在已经着色了的白布蓝布红布黑布上……再染一层色，会怎么样？ 也许，非此非彼，乱了章法；也许呢，迷彩朦胧，别具一番斑斓，像王燕宁善长的扎染，像她扎染后的围巾、长裙，穿戴上，在人群中，总是那么醒目耀眼。
近40岁的人学英语委实有点狼狈。但，毕竟是人在车上了，跟车往前走了。
也真有那学得很精彩的，比如王燕宁。她学英语的经历告诉你：英语，这劳什子，打磨打磨，还真能成为个好物件。
英语，这劳什子……
不该问女人的年龄，可这个故事是从年龄起头的，回避不得，所以，只好“违规”了。
王燕宁是从39岁开始学习英语的，而且从A、B、C、D……那是17年以前。
1991年，王燕宁来到加拿大，只身一人，不懂英文，坐在飞机上左顾右盼，惴惴不安，是观音菩萨的佛乐在耳畔低回，陪她飞跃太平洋。终于落地了，懵懵懂懂走出来，满大厅接机的人，这边呼叫，那边招手，就是没人理她。给两个朋友打电话，一个没找到，一个是朋友家的一个女人接的，女人说：“我为什么要去接你？”
该怎么办？能到哪里去？她拖着行李，在人群中茫然地走来走去，忽然经过一面镜子，里面闪过一个人影，白色的西装外套，扎染的一条由绿色渐进为黑色的长裙。很飘逸的一身行头，却包裹着一架瘦瘦的躯壳，扛着一张因为贫血、低血压而苍白的脸。那身形竟然是自己，她说：“那天，我真像个小鬼儿。”
忽然，她看到了几个中国大字“多伦多大学”。像是乌云裂开，洒下一筒阳光，她直奔阳光而去。多大同学给了她一家唐人街附近旅店的地址，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载着她转来转去。深夜十二点多，漆黑的天，漆黑的人，时不时走过漆黑的街道，她的心里也是漆黑一片。他们绕啊绕，就是找不到那个旅店。黑人挺饶舌，好像总在建议着什么，而她只会“NO”，凡事都“NO”了，办法也就殆尽了。最后，黑人好像说了句：“Go may home（到我家去）。” 惊恐中她中英文并用地大叫：“不行！不行！NO！NO！”
在又见到中国字的地方终于见到了同胞，是个学生模样的人。她敲打着车窗，跳下车，跑了过去。学生客气地说：“May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她大声说：“会说中国话吗？快别说那倒霉的英语，讲咱们的话好不好？”语言通了，事情也就解决了，那晚，她住进了那家旅馆。
租下房子后，就该生活了。不会英语，王燕宁只好拣那些不用“嘴”的活计来做：给人家做家务，刷洗浴缸，因子宫肌瘤导致的大出血顺着腿往下流，浴缸染红了，吸地，电线一股脑儿也进了吸尘器，主家无奈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给你钱，给你钱，对不起，你走吧。”在工厂当工人，轰隆轰隆的声音搞得头晕，站不住；在餐馆端盘子，客人还没入席，她反倒坐下了，虚脱得大汗淋漓；在一个协会做公关，朋友告诉她，不会英语没关系，只要感情跟上了就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傻笑”；合伙做生意，还没眉目，先亏了600元……
娇生惯养了几十年，有保姆照应起居的王燕宁问自己：我怎么这么笨！我到底能干什么呀！？一位好心的老人对她说：“你学英语去吧。”她说：“我600元都没了。”老人说：“你不停下来，再丢的就是6000元了。”
英语啊，英语，不会这劳什子，出的哪门子国？！可既然出来了，因为没有“嘴”，“哑”着回去，岂不更枉为出国一趟？！时至今日，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了。
打磨打磨
其实，到多伦多的第一周， 王燕宁就开始上英文补习班，白天是唐人街的双语班，晚上是纯英语班，但收效不大。是啊，写那个方块字，说那种“之乎者也”衍生出来的话快半辈子，现在却非要把舌头卷起来实在难为她了。
英国哲人培根说过：“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学语言的关键就是记忆，而记忆必须具备若干先决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年龄，0－6岁；脑子“干净”。专家说，年龄小的孩子学语言可以无师自通；脑子记录的信息太多，就好比树木和森林，森林越大，就越难找出其中的一棵树。王燕宁不具备优势条件，所以，她学得很辛苦。她说：“我的赌注只有下在这儿。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较劲，我总是选择上比我水平高一点的班，所以更吃力。老师倒是很客气，但看得出来，她心里很不高兴。4个月后，本来是我总问同学，后来，是同学开始问我了，我挺自豪的”。
一年后，她选择了一所正规的成人学校，从Level one开始，一直学到General grade 12，用了整整4年，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成绩。这段时间，她借助简单的英文，在咖啡店打工。工作和学习几乎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每天她只睡四五个小时。
本来就很瘦弱的王燕宁身体垮了，因子宫肌瘤出血，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几次晕倒都可能回不来了，”她说，“去看家庭医生，被医生粗暴地推了出来，可能是怕我死在那里吧。”王燕宁被转到专科医生那里。失血就要输血，她拒绝，怕感染艾滋病。医生笑了，说：“你这样子，随时都会倒在马路上死去，等不到得艾滋病了。”必须马上做手术，又被她拒绝了，只有一个理由：“不行，我得上课，我还没请假呢。”医生对这个执拗的病人毫无办法，对她说：“抓紧时间治疗吧，我随时给你安排手术。”此时是9月份。带着疾患，拖了三个多月，12月23日，下午上完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王燕宁住进了病房。
医学术语，别说是英语的，即便是中文的，什么“诱发电位”，什么“主动脉弓”、什么“阿－斯综合症”……谁又懂得多少？！制定手术方案怎么沟通呢？只好急用先学，希望能立竿见影。王燕宁翻字典，抄单词，写了密密麻麻两页纸，医生指点着英文，她指点着中文，用“等于号”的方法拟定了“切割”的方式：刀口从哪里到哪里，切除什么，保留什么。在多伦多她没有亲属，她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术后的昏迷中，她一直嚷着两个字：“Cold（冷）！”、“Pain（痛）！”要知道，她说的是英语！居然是英语！！英语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溜达出来，是否有点儿融会贯通了？损失了身体的一部分，可得到了能得到的，值了！
再回到班上的王燕宁，语言天赋逐渐显示了出来，“那段时间英语真是突飞猛进，天天都想说啊，写啊。”在老师布置的作业中，她用英语记述了自己前半生，她在《Jennign’s Tale》（王燕宁的故事）里写到：“因为父母坚持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导致我失去3次进入文艺团体的绝好机会，我在这方面的天赋被扼杀了。现在，我在努力保护和发掘我儿子的艺术天份。她是很有艺术才能的，七八岁时的画已开始被台湾、日本、德国等艺术爱好者收藏，十多岁在剧场、电视台演出，13岁自己组织了摇滚乐队，她是吉他手和主唱……”
她在另一篇文章《Changing》（正在改变）中写道：“我的人生中经历了3次重大的改变，唯有最后一次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出国。从里到外，从心灵的深处到外在的生活、语言的彻底改变，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我认知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女人的价值观不仅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女人的价值也不仅仅是职务和荣誉、事业和名誉，女人的价值远比那些更宝贵，更充实，是人类的那一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微尘（宇宙的一粒子），是属于那个‘大我’的一部分……”
深刻动情的文章让老师感动，几度哽咽和流泪，学生的好作文老师都要在班上朗读，唯独王燕宁的，老师读不下去。
英语多少自如些了，王燕宁文思如泉涌，激情澎湃，有时坐在学校的咖啡厅里，顿生灵感，一首英文小诗就会冒出来，她随手写在废纸上：“I am a drop in the sea, I am a grain of sand in the desert……Oh, I am me. An atom of the universe, a grain of the globe, I breathe with the cosmos, immense, vast, huge and forever.”（我是大海的一滴水，我是沙漠的一粒沙，啊，我就是我。我是宇宙中的原子，我是地球上的微粒，我和宇宙一起呼吸，感受那非常美妙、无限广阔的永恒）。老师端详着一行行的小诗，赞叹道：“你对文学的感觉很好，你还是个诗人。” 王燕宁不敢以诗人自诩，她享受的是那种重新获得“自由”后的欣喜。
……还真能成个好物件
王燕宁从成人学校毕业后，继续上了托福班、社区学院、第二语言（英语）教师班，博览小说、散文、哲学、宗教等英文专著，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论文。此时的王燕宁今非昔比，她参加了第二语言（英语）教师证书考试，成为正式教授母语为非英语学生的老师，专门教那些和她当初一样厌恶、恐惧英语的学生。
“学英语我是过来人，哪种水平的英语我没有经历过？学生哪个阶段的难处和心理我不了解？我是以一颗学生的心在当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尽管我的英语进步了，也不过是比学生的水平高了那么一点儿，对我来说，是换了个角度学英语”。
王燕宁至今忘不了她教的第一个班。那个班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职业五花八门。当天她走进教室，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息，一种同根同宗同族同血脉的气息，这气息给了她极大的鼓励，让她忘却了第一堂课的紧张。
多年了，王燕宁班的课总是那么活跃、轻松，笑声朗朗。学生们用学到的不多的单词，讲述自己的国家，讲述自己的故事。阿尔巴尼亚七十多岁的老人讲霍查、毛泽东、马克思；伊朗学生讲战争、讲死亡；中国学生讲中国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一位老中医站起来，严肃地用中文说：“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不同国籍的同学们似乎都理解了中国国旗的鲜艳和庄严。
谁都知道，ESL班的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班因为学生少了而关闭。“9·11”那个特殊时期，每个班都多少发生了些变化，而王燕宁的班，只走了一个学生。教育管理部门感到奇怪，来电话问：“你是不是填错了表，为什么没有记录离开的人？”“就是没有走的呀。”她说。管理人员问：“你给学生施了什么魔法？”
王燕宁的英文名字（Jenning）是个现在进行时，她说：“听起来好像我一直在忙碌。是不是太劳累了？想改个名字了，但还没想好。”也许是和年轻人相处，也许是工作得心应手，也许是她完成了从必然王国达至自由王国的过渡而重获自由，17年后的王燕宁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身材依然修长，黄金分割恰到好处，难怪当年有3次机会进入歌舞团和话剧团。她的劳累，并没有写在脸上。
王燕宁的故事讲完了，似乎意犹未尽，如果再说点什么的话，就是：母语，虽说不是与生俱来，但也是溶化在血液中的一种东西，它不能与你同生，却必然与你同死；像一块市布浸在染缸里，想不白不蓝不红不黑……都不行，泡得越久，着色就越牢实。在母语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再学习非母语，就如同在已经着色了的白布蓝布红布黑布上……再染一层色，会怎么样？ 也许，非此非彼，乱了章法；也许呢，迷彩朦胧，别具一番斑斓，像王燕宁善长的扎染，像她扎染后的围巾、长裙，穿戴上，在人群中，总是那么醒目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