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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2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方针 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76－01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对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盛行。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邓小平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指导思想。邓小平领导的这次全党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在继承毛泽东领导全党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创新。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成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的重要背景，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大动力。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是“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必然要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邓小平的这一号召，指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指明了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因此，能否适时地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积极促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多党合作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必然要求。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1982年1月，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长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提出具有充分的根据。第一，新中国成立前，民主党派就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政策；“文化大革命”十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的工作空前活跃，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第二，民主党派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2]在新的历史时期，调动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计献策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3]因此，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认真贯彻多党合作，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正确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既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发展，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3]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方针 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76－01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对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盛行。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邓小平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指导思想。邓小平领导的这次全党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在继承毛泽东领导全党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创新。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成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的重要背景，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大动力。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是“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必然要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邓小平的这一号召，指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指明了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因此，能否适时地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积极促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多党合作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必然要求。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1982年1月，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长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提出具有充分的根据。第一，新中国成立前，民主党派就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政策；“文化大革命”十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的工作空前活跃，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第二，民主党派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2]在新的历史时期，调动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计献策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3]因此，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认真贯彻多党合作，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正确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既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发展，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3]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