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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旧相亲类节目价值观因过度娱乐化与低俗化而饱受争论，本文从这一现象出发，对当下以《中国式相亲》《中国新相亲》为代表的新相亲类节目进行研究，分析新相亲类节目如何通过淡化娱乐取向，展现良好家风和创新节目议程设置等方式传递和引领主流价值观。
关键词：新相亲类节目;主流价值观 ;淡化娱乐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107-04
电视作为覆盖范围广且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形式，承担着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和传递主流价值导向的作用。相亲类节目将人们相亲交友的过程大众化、公开化和娱乐化，成为大眾喜爱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任何电视文本都要建构主流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支撑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精神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它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引导意义[1]。一段时期以来，相亲类节目曾因节目格调不高，语言轻佻肤浅，形式低俗媚俗等过度娱乐化而遭受批评，一度火爆的婚恋类节目也迅速降温。面对重“娱乐”轻“正能量”的现状，当下新相亲类节目正发生着全方位的变化，力图重新构建和引领主流价值观。
一、新相亲类节目：淡化娱乐取向，回归相亲本质
相亲类节目作为我国最早的节目形式之一，它自诞生以来凭借其服务大众和休闲娱乐等特性受到观众的喜爱，其发展历程也映射着当代社会婚恋观和价值观的变迁。第一代中国的相亲类节目是以山西电视台的《电视红娘》为代表，该节目以口播介绍男女个人以及家庭信息为主要形式，男女之间彼此不见面，契合了电视生活服务的功能，但节目播出后很少有人自愿参加，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保守和不想透露个人隐私的芥蒂;第二代是以湖南卫视《玫瑰之约》为代表，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男女嘉宾开始积极参与，节目以男女嘉宾一对一进行现场交流为主要形式，开始注重节目的娱乐性和趣味性，通过表现轻松愉悦的交流过程引导观众建立积极向上的婚恋观和价值观;第三代是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男女嘉宾数量不对等，通常为女选男或男选女的形式，节目主要以男女嘉宾交流的话题性和对“性”的过度消费增强节目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节目所包含的“低俗”“拜金”“啃老”等扭曲的价值观一次次触动了观众和社会的神经，挑战着人们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底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同以往相亲类节目不同，新相亲类节目以《中国式相亲》《中国新相亲》为代表，他们以带着爸妈或亲友来相亲为主要形式，通过男嘉宾或女嘉宾与家长之间进行对话为主要特征，突出了相亲过程中的代际交流，父母对子女的选择起参考性意见，最终以男女嘉宾的牵手和获得双方家庭的认可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当下相亲的过程。旧相亲类节目多以嘉宾交流话题的争议性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引起了观众对节目价值观取向的思考和议论，旧相亲类节目营造交友和相亲的平台也让嘉宾在挑选自己心仪对象时更加看重对方的外在条件，出现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你介意我有数不清的恋情吗”等挑战公众主流价值观的话题，这些话题所包含的重视物质性与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倾向性观点将节目的价值取向引向娱乐化与世俗化，淡化了“相亲”的主体，制造了娱乐的奇观。新相亲类节目突出相亲的内涵，将之前节目中注重话题奇观和男女之间“作秀”的娱乐化取向转向了展现真实相亲的过程。比如第一现场由相亲嘉宾与对方父母进行交流，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父母能够对嘉宾的提问做出真实的回答与准确的判断，他们交流的话题围绕着双方性格、经历的互补性和婚后的生活习惯等现实性问题，始终以相亲的主题而展开。同时，节目规定嘉宾选择之前是看不到对方容貌的，这也极大地避免了当下相亲过程中以貌取人和过度展现对“性”的消费，让嘉宾的选择更加趋于理性。观众的视点聚焦相亲的过程，在一种轻松娱乐的氛围中再现和分享当下青年人相亲后的幸福和甜蜜，让相亲类节目坦然回归相亲的本质。新相亲类节目淡化娱乐并不是不要娱乐，而是在适度娱乐的语境下给嘉宾和观众传递出两性交往的主流价值观，直面年轻人在相亲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障碍，给他们提出恰当的建议，帮助他们找到能够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同时，电视作为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媒介形式，相亲类节目作为以老、中、青三代为目标受众的电视节目形式，理应肩负塑造和引领主流值观的作用。
二、弥合“代际”矛盾，以良好家风引领主流价值观
当下社会中，“剩男”“剩女”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为子女“相亲”也成为众多父母的头等大事，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冲突成为相亲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所谓“代际”指的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代际关系是指中年以后的一代与青少年一代之间的关系。它主要指社会中两代人之间在思想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 由于社会变迁而带来的传承与差异。正是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 自然就容易产生矛盾， 也就是所谓的“代沟”[2]。新相亲类节目以父母在场与嘉宾进行交流，嘉宾在第二现场观察并通过电话来向父母传递自己的看法为主要特征。空间的隔断可以看做是两代人“代际”的象征，节目中的电话可以看做是将两代人各自的观点进行缝合。两代人在生活习性、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差异，“代际”矛盾也逐渐成为相亲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新相亲类节目让对话和交流成为解决“代际”矛盾最理想的场所，父母和嘉宾都毫不回避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交流和沟通试着去解决分歧和改变固有观念来弥合“代际”矛盾，引导观众克服与解决相亲过程中的“代际”矛盾。正如金星在节目中所表示的，这个节目会带来很多社会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置之不顾，他们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婚姻和幸福。因此，新相亲类节目通过弥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矛盾，建构和传递他们之间统一的符合当下社会主流的择偶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式相亲》中，二十三岁的男嘉宾选择了四十岁的女嘉宾，这遭到其母亲的坚决反对，母亲认为巨大的年龄差异会导致两个人无法长久的走下去，后来经过了解，男嘉宾说小时候母爱的缺失让他缺少安全感，外表的故作坚强实际上却有一颗脆弱的内心，正是这个机会也让他的母亲意识到了与孩子之间交流的缺失和母爱的欠缺，孩子也在这次的相亲过程中勇敢地吐露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对话和交流让这对母子的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弥合”，节目并没有依靠炒作和话题性来渲染当下流行的姐弟恋等价值观，而是呈现出两代人在相亲中如何弥补差异的过程，通过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让母子之间达成默契，营造出良好的沟通环境，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来弥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分歧，最终在相亲的过程中传递出符合传统伦理与社会共识的价值观。 相亲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相亲必须得到父母的肯定与支持，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良好的家风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家长作为孩子价值观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价值观对良好家风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新相亲类节目通过让父母来相亲作为最大的创新点，父母同时也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如《中国新相亲》以“中国新相亲，有父母更放心”为口号，节目在介绍嘉宾时，张国立首先问父母的择偶标准，其次会问孩子的标准，通常父母要求孩子的另一半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勤俭持家，这代表了中国传统家长对待婚姻的统一的价值观，而孩子一般则要求对方有美貌的容颜，自由的思想，集智慧与美貌并存则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恋爱观。一方面新相亲类节目尝试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当嘉宾出场时，需要父母做出决定是否推下小船选择嘉宾，体现出在相亲的过程中父母的价值观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处在“四十而知天命”的年纪，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都非常丰富，节目通过他们的观点呈现出当下具有代表性的父母视域下的择偶观和婚姻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刘宏认为， 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 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如果只是凭借着感觉而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续的婚姻生活无法继续，最终出现闪婚闪离的现象[3]。新相新类节目也并非渲染“唯父母之命”不可为的传统思想，也并非建构起虚假的拟态环境。相亲最终的选择权取决于年轻人，年轻人承担了相亲的主体，整个相亲的过程主要形式则是父母按照孩子的意愿去极力争取，孩子在相亲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包办婚姻中父母做出决定有根本性的不同。当嘉宾从第二现场出现时，场上的相亲嘉宾眼眸中都伴随着含情脉脉的泪光，这种相见恨晚般的一见钟情是男女嘉宾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说明他们对这个相亲过程和最终选择的对象是满意和认可的。父母作为“相亲”过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需要他们提供参考性的意见，节目的现场也并没有展现出紧张的婆媳关系，反而父母只是一种争取的态度。新相亲类节目在真实地还原相亲过程的同时，以良好的家风所传递的价值观正是当下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并能够借鉴的。
三、通过节目模式的议程设置引导观众认同节目价值观
费斯克认为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 电视必然生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 但受众才是意义的生产者。电视文本是开放的， 文本的开放产生了多义性， 具有现实、表整合意识形态三个层级， 这为观众的积极阅读提供了条件[4]。因此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必然包含着生产者自我意识与价值观念的编码，通过对节目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赋予节目以主流价值观。新相亲类节目通过一系列的节目议程设置，映射出当下社会现实与价值观念，引导观众对节目展开协商式解码并且从开放的电视文本中解读出积极的意义。正如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所说：“《中国新相亲》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东方卫视覆盖全国，这档节目也一只脚踩在中国内地广袤的土壤中，发挥出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核，做到好看、有内容、有意义、在这个节目里读懂中国”[5]。婚恋类节目的初衷是聚焦当下社会青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状态，引导青年男女形成主流价值观，但一段时间以来，迫于电视商业化的追求等原因最终剑走偏锋，而新相亲类节目通过赋予一套全新的价值生产机制，将公众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相亲的过程中，承担起大众文化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
首先，新相亲类节目中被选择一方嘉宾的叙事視角是内视角，他只能够看到场上的状态，通过与家长的语言交流和辅助信息推测对方的外貌和性格的大致轮廓。一方面，避免了相亲过程中以貌取人，同时也为后来嘉宾出场埋下悬念;另一方面，观众则处于全知视角的状态，他们比相亲嘉宾都提前知道对方的基本信息和相貌，同时能够兼顾两个空间中男女嘉宾的反映，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让观众能够掌握第二现场的嘉宾对现场嘉宾的看法，同时他们能够运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和价值取向对场上的嘉宾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最终的结果符合观众的价值评判，观众则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判断，观众则会进行自我价值的反思并为嘉宾的选择呈现出真实的喜怒哀乐。但是电视的价值内涵决定了观众价值取向的意义始终包含在节目文本的多层意义之中，嘉宾最终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节目组为观众构建的主流价值导向，因此，节目文本会与观众产生交互性，通过嘉宾相亲的过程形成观众自我认知和价值观的建构。
其次，在新相亲类节目中，节目通过让相亲过程的各方参与者的权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主要体现出观众的权力得到了提升，增加观众对于节目相亲过程的信任度，从而完成对节目价值观的认同。例如，在原来的婚恋类节目中，各方的权力都是极不平等的，主持人（包括点评嘉宾）作为全场的最高话语权力者，他可以随意地评论嘉宾的观点或引入话题进行提问，丧失了嘉宾相亲的主体性。同时性别的失衡让相亲嘉宾处于巨大的压迫中，亮灯与灭灯则表征为现场嘉宾一种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对嘉宾的肯定与否定。权利的不平等会让相亲的过程流于作秀，让观众感受到虚假感与排斥感，他们只能选择接受节目的价值观或是关掉电视。但是在《中国新相亲》节目中，主持人的称呼变为了月老，现场观众的称呼改为红娘，相亲家庭选择的方式变为象征着奔向幸福的小船，现场的空间布局也让相亲的双方都处于一种平等的空间之中，电话的穿针引线也极大地还原了相亲过程中双方飞信传书的交流状态，粉红色的现场氛围也代表着相亲的喜庆与欢乐，现场的红娘作为电视机前观众的代表，她们也为嘉宾出谋划策。议程设置的改变让新相亲类节目真正营造出相亲的情境，观众能够跟随节目议程设置浸入节目中，产生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和真实感，帮助观众通过观看节目表层的相亲过程读解出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和社会意义，引发观众对新相亲类节目价值观的认同与思考。
四、 结 语
相亲类节目发展到今天，节目模式不断发生变化，作为一种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节目类型，应当积极反应和展现社会现实，承担起引领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正如广播电视总局高长力司长所言，“这种节目的兴起的确是非为相亲而来。不管是为相亲也好，为秀也好，节目传递和引领主流价值观的功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保持健康的基调，这类节目应该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意义”[6]。新相亲类节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让流于喧嚣和娱乐的相亲节目增添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向社会传递出主流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汪一江.价值观教育要面向未来[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 袁振国.谈谈代际冲突[J].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 （6）：16-20.
[3] 彭训文.“中国式相亲”透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7.
[4] 张建珍，吴海清.我国电视文化研究概述[J].东南传播，2010（12）.
[5] 胡莎莎.优秀婚恋交友类节目模式解构分析——以《中国式相亲》为例[J].东南传播，2017（9）：106-107.
[6] 高长力.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电视节目热的冷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新相亲类节目;主流价值观 ;淡化娱乐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107-04
电视作为覆盖范围广且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形式，承担着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和传递主流价值导向的作用。相亲类节目将人们相亲交友的过程大众化、公开化和娱乐化，成为大眾喜爱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任何电视文本都要建构主流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支撑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精神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它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引导意义[1]。一段时期以来，相亲类节目曾因节目格调不高，语言轻佻肤浅，形式低俗媚俗等过度娱乐化而遭受批评，一度火爆的婚恋类节目也迅速降温。面对重“娱乐”轻“正能量”的现状，当下新相亲类节目正发生着全方位的变化，力图重新构建和引领主流价值观。
一、新相亲类节目：淡化娱乐取向，回归相亲本质
相亲类节目作为我国最早的节目形式之一，它自诞生以来凭借其服务大众和休闲娱乐等特性受到观众的喜爱，其发展历程也映射着当代社会婚恋观和价值观的变迁。第一代中国的相亲类节目是以山西电视台的《电视红娘》为代表，该节目以口播介绍男女个人以及家庭信息为主要形式，男女之间彼此不见面，契合了电视生活服务的功能，但节目播出后很少有人自愿参加，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保守和不想透露个人隐私的芥蒂;第二代是以湖南卫视《玫瑰之约》为代表，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男女嘉宾开始积极参与，节目以男女嘉宾一对一进行现场交流为主要形式，开始注重节目的娱乐性和趣味性，通过表现轻松愉悦的交流过程引导观众建立积极向上的婚恋观和价值观;第三代是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男女嘉宾数量不对等，通常为女选男或男选女的形式，节目主要以男女嘉宾交流的话题性和对“性”的过度消费增强节目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节目所包含的“低俗”“拜金”“啃老”等扭曲的价值观一次次触动了观众和社会的神经，挑战着人们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底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同以往相亲类节目不同，新相亲类节目以《中国式相亲》《中国新相亲》为代表，他们以带着爸妈或亲友来相亲为主要形式，通过男嘉宾或女嘉宾与家长之间进行对话为主要特征，突出了相亲过程中的代际交流，父母对子女的选择起参考性意见，最终以男女嘉宾的牵手和获得双方家庭的认可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当下相亲的过程。旧相亲类节目多以嘉宾交流话题的争议性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引起了观众对节目价值观取向的思考和议论，旧相亲类节目营造交友和相亲的平台也让嘉宾在挑选自己心仪对象时更加看重对方的外在条件，出现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你介意我有数不清的恋情吗”等挑战公众主流价值观的话题，这些话题所包含的重视物质性与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倾向性观点将节目的价值取向引向娱乐化与世俗化，淡化了“相亲”的主体，制造了娱乐的奇观。新相亲类节目突出相亲的内涵，将之前节目中注重话题奇观和男女之间“作秀”的娱乐化取向转向了展现真实相亲的过程。比如第一现场由相亲嘉宾与对方父母进行交流，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父母能够对嘉宾的提问做出真实的回答与准确的判断，他们交流的话题围绕着双方性格、经历的互补性和婚后的生活习惯等现实性问题，始终以相亲的主题而展开。同时，节目规定嘉宾选择之前是看不到对方容貌的，这也极大地避免了当下相亲过程中以貌取人和过度展现对“性”的消费，让嘉宾的选择更加趋于理性。观众的视点聚焦相亲的过程，在一种轻松娱乐的氛围中再现和分享当下青年人相亲后的幸福和甜蜜，让相亲类节目坦然回归相亲的本质。新相亲类节目淡化娱乐并不是不要娱乐，而是在适度娱乐的语境下给嘉宾和观众传递出两性交往的主流价值观，直面年轻人在相亲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障碍，给他们提出恰当的建议，帮助他们找到能够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同时，电视作为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媒介形式，相亲类节目作为以老、中、青三代为目标受众的电视节目形式，理应肩负塑造和引领主流值观的作用。
二、弥合“代际”矛盾，以良好家风引领主流价值观
当下社会中，“剩男”“剩女”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为子女“相亲”也成为众多父母的头等大事，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冲突成为相亲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所谓“代际”指的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代际关系是指中年以后的一代与青少年一代之间的关系。它主要指社会中两代人之间在思想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 由于社会变迁而带来的传承与差异。正是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 自然就容易产生矛盾， 也就是所谓的“代沟”[2]。新相亲类节目以父母在场与嘉宾进行交流，嘉宾在第二现场观察并通过电话来向父母传递自己的看法为主要特征。空间的隔断可以看做是两代人“代际”的象征，节目中的电话可以看做是将两代人各自的观点进行缝合。两代人在生活习性、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差异，“代际”矛盾也逐渐成为相亲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新相亲类节目让对话和交流成为解决“代际”矛盾最理想的场所，父母和嘉宾都毫不回避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交流和沟通试着去解决分歧和改变固有观念来弥合“代际”矛盾，引导观众克服与解决相亲过程中的“代际”矛盾。正如金星在节目中所表示的，这个节目会带来很多社会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置之不顾，他们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婚姻和幸福。因此，新相亲类节目通过弥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矛盾，建构和传递他们之间统一的符合当下社会主流的择偶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式相亲》中，二十三岁的男嘉宾选择了四十岁的女嘉宾，这遭到其母亲的坚决反对，母亲认为巨大的年龄差异会导致两个人无法长久的走下去，后来经过了解，男嘉宾说小时候母爱的缺失让他缺少安全感，外表的故作坚强实际上却有一颗脆弱的内心，正是这个机会也让他的母亲意识到了与孩子之间交流的缺失和母爱的欠缺，孩子也在这次的相亲过程中勇敢地吐露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对话和交流让这对母子的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弥合”，节目并没有依靠炒作和话题性来渲染当下流行的姐弟恋等价值观，而是呈现出两代人在相亲中如何弥补差异的过程，通过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让母子之间达成默契，营造出良好的沟通环境，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来弥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分歧，最终在相亲的过程中传递出符合传统伦理与社会共识的价值观。 相亲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相亲必须得到父母的肯定与支持，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良好的家风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家长作为孩子价值观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价值观对良好家风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新相亲类节目通过让父母来相亲作为最大的创新点，父母同时也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如《中国新相亲》以“中国新相亲，有父母更放心”为口号，节目在介绍嘉宾时，张国立首先问父母的择偶标准，其次会问孩子的标准，通常父母要求孩子的另一半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勤俭持家，这代表了中国传统家长对待婚姻的统一的价值观，而孩子一般则要求对方有美貌的容颜，自由的思想，集智慧与美貌并存则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恋爱观。一方面新相亲类节目尝试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当嘉宾出场时，需要父母做出决定是否推下小船选择嘉宾，体现出在相亲的过程中父母的价值观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处在“四十而知天命”的年纪，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都非常丰富，节目通过他们的观点呈现出当下具有代表性的父母视域下的择偶观和婚姻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刘宏认为， 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 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如果只是凭借着感觉而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续的婚姻生活无法继续，最终出现闪婚闪离的现象[3]。新相新类节目也并非渲染“唯父母之命”不可为的传统思想，也并非建构起虚假的拟态环境。相亲最终的选择权取决于年轻人，年轻人承担了相亲的主体，整个相亲的过程主要形式则是父母按照孩子的意愿去极力争取，孩子在相亲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包办婚姻中父母做出决定有根本性的不同。当嘉宾从第二现场出现时，场上的相亲嘉宾眼眸中都伴随着含情脉脉的泪光，这种相见恨晚般的一见钟情是男女嘉宾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说明他们对这个相亲过程和最终选择的对象是满意和认可的。父母作为“相亲”过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需要他们提供参考性的意见，节目的现场也并没有展现出紧张的婆媳关系，反而父母只是一种争取的态度。新相亲类节目在真实地还原相亲过程的同时，以良好的家风所传递的价值观正是当下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并能够借鉴的。
三、通过节目模式的议程设置引导观众认同节目价值观
费斯克认为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 电视必然生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 但受众才是意义的生产者。电视文本是开放的， 文本的开放产生了多义性， 具有现实、表整合意识形态三个层级， 这为观众的积极阅读提供了条件[4]。因此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必然包含着生产者自我意识与价值观念的编码，通过对节目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赋予节目以主流价值观。新相亲类节目通过一系列的节目议程设置，映射出当下社会现实与价值观念，引导观众对节目展开协商式解码并且从开放的电视文本中解读出积极的意义。正如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所说：“《中国新相亲》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东方卫视覆盖全国，这档节目也一只脚踩在中国内地广袤的土壤中，发挥出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核，做到好看、有内容、有意义、在这个节目里读懂中国”[5]。婚恋类节目的初衷是聚焦当下社会青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状态，引导青年男女形成主流价值观，但一段时间以来，迫于电视商业化的追求等原因最终剑走偏锋，而新相亲类节目通过赋予一套全新的价值生产机制，将公众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相亲的过程中，承担起大众文化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
首先，新相亲类节目中被选择一方嘉宾的叙事視角是内视角，他只能够看到场上的状态，通过与家长的语言交流和辅助信息推测对方的外貌和性格的大致轮廓。一方面，避免了相亲过程中以貌取人，同时也为后来嘉宾出场埋下悬念;另一方面，观众则处于全知视角的状态，他们比相亲嘉宾都提前知道对方的基本信息和相貌，同时能够兼顾两个空间中男女嘉宾的反映，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让观众能够掌握第二现场的嘉宾对现场嘉宾的看法，同时他们能够运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和价值取向对场上的嘉宾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最终的结果符合观众的价值评判，观众则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判断，观众则会进行自我价值的反思并为嘉宾的选择呈现出真实的喜怒哀乐。但是电视的价值内涵决定了观众价值取向的意义始终包含在节目文本的多层意义之中，嘉宾最终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节目组为观众构建的主流价值导向，因此，节目文本会与观众产生交互性，通过嘉宾相亲的过程形成观众自我认知和价值观的建构。
其次，在新相亲类节目中，节目通过让相亲过程的各方参与者的权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主要体现出观众的权力得到了提升，增加观众对于节目相亲过程的信任度，从而完成对节目价值观的认同。例如，在原来的婚恋类节目中，各方的权力都是极不平等的，主持人（包括点评嘉宾）作为全场的最高话语权力者，他可以随意地评论嘉宾的观点或引入话题进行提问，丧失了嘉宾相亲的主体性。同时性别的失衡让相亲嘉宾处于巨大的压迫中，亮灯与灭灯则表征为现场嘉宾一种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对嘉宾的肯定与否定。权利的不平等会让相亲的过程流于作秀，让观众感受到虚假感与排斥感，他们只能选择接受节目的价值观或是关掉电视。但是在《中国新相亲》节目中，主持人的称呼变为了月老，现场观众的称呼改为红娘，相亲家庭选择的方式变为象征着奔向幸福的小船，现场的空间布局也让相亲的双方都处于一种平等的空间之中，电话的穿针引线也极大地还原了相亲过程中双方飞信传书的交流状态，粉红色的现场氛围也代表着相亲的喜庆与欢乐，现场的红娘作为电视机前观众的代表，她们也为嘉宾出谋划策。议程设置的改变让新相亲类节目真正营造出相亲的情境，观众能够跟随节目议程设置浸入节目中，产生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和真实感，帮助观众通过观看节目表层的相亲过程读解出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和社会意义，引发观众对新相亲类节目价值观的认同与思考。
四、 结 语
相亲类节目发展到今天，节目模式不断发生变化，作为一种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节目类型，应当积极反应和展现社会现实，承担起引领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正如广播电视总局高长力司长所言，“这种节目的兴起的确是非为相亲而来。不管是为相亲也好，为秀也好，节目传递和引领主流价值观的功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保持健康的基调，这类节目应该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意义”[6]。新相亲类节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让流于喧嚣和娱乐的相亲节目增添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向社会传递出主流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汪一江.价值观教育要面向未来[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 袁振国.谈谈代际冲突[J].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 （6）：16-20.
[3] 彭训文.“中国式相亲”透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7.
[4] 张建珍，吴海清.我国电视文化研究概述[J].东南传播，2010（12）.
[5] 胡莎莎.优秀婚恋交友类节目模式解构分析——以《中国式相亲》为例[J].东南传播，2017（9）：106-107.
[6] 高长力.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电视节目热的冷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