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润身(1923～),河北平山人。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1937年参加井陉抗日工作团,历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八大队宣传队员,民中剧团指导员,四分区前卫报社指导员,温塘区区委宣传委员,华北群众剧社创作组组长,天津文化局创作组干部,天津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中共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l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白毛女和她的儿孙》、《白求恩的女儿》、《天堂里的凡人》,电影文学剧本《白毛女》(合作)、《探亲记》、《山村会计》,中短篇集《杨润身小说选》,散文集《白毛女故乡的风采》等。作品曾获1945年晋察冀边区优秀剧作一等奖,1957年优秀编剧一等奖,1982年、1984年天津市鲁迅文学奖,1986年全国金盾文学奖一等奖。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
　　杨白劳式的农民
　　
　　1923年,我出生在平山县温塘镇北马冢村。现在北马冢全村有520户人家,耕地2000多亩,还有山场和丰富的铁矿资源,家家户户建起了新楼房。在我小的时候,北马冢是个很穷的小山村,村里人以种地为生,置不起地的人就只能租地主的地来种。
　　我父亲就是一个受尽地主剥削的杨白劳式的穷苦农民,为人勤朴、善良,心灵手巧,会木匠、石匠,还会一手好农活。那时家里只有11亩沙薄漏地,为把沙地变成水田,万般无奈向地主借了360吊钱,打了一眼井。可是井打成了,水田有了,不料却从此背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年年把地里打来的粮食用来还地主的租子,年年还不完。由于家中一贫如洗,我一落生后就被母亲扔进水缸。幸亏奶奶手疾眼快,我才被抢起救活。奶奶对父亲说:“无论家里多困难,也要把孩子留下来。”这样,我就算捡了一条命。我打小过年就没吃过饺子,更穿不上新衣服,看到的总是父亲的愁眉苦脸,听到的总是父亲的唉声叹气。父亲每到年终还借款的利息之前,总要把洋钱拿在手里敲一敲,辨别一下钱的真伪,这个举动在我的头脑里定格了大半辈子。后来创作剧本《白毛女》时添加了杨白劳为还黄世仁的账当场数钱的情节,就是小时候看父亲数钱的翻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村里来了八路军,父亲和贫苦的乡亲们一起翻身得解放。那一年我刚15岁,也参加了革命队伍。第二年,我又入了党,先后当过勤务员、小学教师、报社指导员、区宣传委员。我爱跑爱跳,经常登台演戏,自编自导了《围困堡垒》、《炕头会》、《一碗饭》、《水清鳖出》等街头剧和舞台剧,揭露地主的罪恶,鼓舞人民的斗志,慢慢地在晋察冀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我本人获得了模范干部的称号,我组建的柴庄村剧团还被树为晋察冀边区乡村的文艺旗帜。
　　
　　怎么与《白毛女》结下的缘分
　　
　　我在柴庄村剧团的时候,排演过歌剧《白毛女》,当时给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倒不是我们演得有多好,是《白毛女》的故事太感人了。
　　我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仙姑”的故事,可奶奶没有说“白毛仙姑”到底藏身在哪里。“白毛女”的故事流传出去,应该归功于一位名叫李满天的人。好像是1942年,李满天正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科长兼《晋察冀日报》记者,他在平山西部山区采访时,听到了有关“白毛女”的故事:有一户佃农,他的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便借讨债为名抢走,强奸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李满天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1962年在大连开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周扬当众把李满天介绍给大家,说:“他是白毛女故事的写作者,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白毛女”的故事又是怎样被改编成歌剧的呢?据当事人回忆,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周巍峙同志带队,奉调由晋察冀返回延安。在回延安的途中,“西战团”的团员们搞了一出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凌子风、陈强、李百万等都参加了演出,他们想让延安的朋友看看:晋察冀的高梁米,也是很养人的!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西战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和其他一些节目,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作为“鲁艺”的院长,周扬在演出结束后会见了“西战团”的编剧邵子南,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最近在忙点啥?”当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一个戏曲剧本,想请周扬同志指教”时,他也就很随意地说了一声:“好呀,拿来看看呀!”这样,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时机成熟了,贺敬之、丁毅执笔写歌词,王昆主唱,为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演出后反应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子就走红了,红遍了整个解放区。
　　该说我是怎么和电影《白毛女》结下的缘分了。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简称),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由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做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天津,后来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后来才知道向水华推荐我的人是康濯。康濯的意思是请我当顾问和参谋,我和水华一见面交谈,水华就不只是请我协助了,而是热烈地欢迎我参加创作,成为编剧之一。1949年秋,我和水华、王滨等人住进了位于西单舍饭寺附近的花园饭店,一住就是七八个月,反复讨论、修改故事情节,不厌其烦。剧本没有写完又去了长春,在“东影”继续写作、修改剧本。两三个月后,剧本杀青,我们转移到平山拍摄外景,等外景拍完,我就进了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那是1950年的冬天。3个人改编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居然用了1年的时间,那下的功夫是相当大的,所以拍出的电影才会那么感动人。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王滨参加的时间不多,他负责场景的编排,主要是我跟水华讨论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发展。
　　
　　电影《白毛女》对歌剧的
　　重要改动
　　
　　水华这个人很认真,他拍了许多经典影片,像《林家铺子》、《在烈火中永生》、《伤逝》。我们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对每一个环节和对话都不放过,仔细推敲。我为杨白劳设计的台词里有一句歇后语“骨头里熬油——不容易”,刚开始不是这句,是“荞麦皮里榨油——不容易”,水华觉得不好懂,我想了想就说出了前面那句,水华大声叫好,就这么定了下来。还有一个细节,杨白劳在影片中的首次亮相是在地里割谷子,用镰刀拄着地站起来,那是因为割谷子腰痛,不好起身的缘故;陪着父亲干活儿的喜儿用镰刀刮脸上的汗,那时农村的女孩子没有用手绢的。这些细节的设计非得有北方农村的实际生活体验不可,否则很难想象出来。电影和歌剧不一样,不能离开生活夸张得离谱,否则看电影的人该感到不真实了。
　　电影《白毛女》与歌剧比较,做了4个重要情节的改变:一是杨白劳过年时是出去躲账还是还账。歌剧里说成是杨白劳出去躲账,他没有钱还账。影片里杨白劳变成了还账,杨白劳、喜儿、大春总共3个整劳力,挣的钱够还利息的,所以没必要躲账。我与水华、王滨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而且,杨白劳还了利息,黄世仁还要霸占喜儿,一个恶霸的形象就这样定型了。二是要不要“小白毛女”的问题。喜儿被黄世仁强奸生下了女儿,我们管她叫“小白毛女”,歌剧里让“小白毛女”活了下来。影片改成了“小白毛女”出生后不久夭折,不能让地主的孩子活下来,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是加强了爱情戏的比重。歌剧对喜儿和大春的爱情表现得不够,显得很单薄。电影剧本对他们的爱情施了重墨,大春在地里割谷子时给喜儿摘柿子吃,喜儿在山头上放绳子拉半山腰里砍柴的大春上来,把俩人的恩爱之情渲染得很透彻。这样处理的效果是,反衬黄世仁的罪恶更大了,把活生生的一对恋人分开,而情节也更加丰满。四是喜儿和大春要不要结婚。歌剧里的喜儿和大春没能结合在一起,写电影剧本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人说,大春当了干部,娶喜儿不合适。人家喜儿逃进深山等了他那么多年,如果他不娶喜儿,还算是革命干部么?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扬拍板定案,一定要让他们结婚,影片这才以喜剧形式收尾。团圆是中国戏的传统,中国戏里面悲剧很少。我们不能把喜儿弄成个更加悲剧性的人物,那样就太伤害观众了。
　　歌剧《白毛女》捧红了王昆,电影《白毛女》又捧红了田华。田华是阜平人,阜平也是革命老区。田华将自己在农村的苦难经历很好地融进了角色中,把喜儿的痛苦、仇恨与欢乐欢畅淋漓地表演了出来,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朴实、善良而又富有斗争精神的农村姑娘的形象。她的单纯和真实让观众流泪,陈强呢,把黄世仁演得十分逼真,让人痛恨。据说《白毛女》参加苏联莫斯科电影汇演,在汇演期间,陈强的处境和田华完全相反。同田华处处受欢迎相比,陈强却处处遭人“横眉冷对”。他们把人物演活了,这也是影片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影片公映后,我收到了许多群众来信,还有很多观众来找我。记得有一位观众是哭着找来的,边哭边问:“电影里的故事是真的吗?”我耐心地安慰他:“是真的。”周扬观看影片后评价说:“拍得很生活化,创造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两个艺术的典型。”茅盾则说,电影里的“白毛女”是另一个“白毛女”,他的意思是指电影里的“白毛女”和歌剧里的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
　　
　　“白毛女”的家乡就在平山
　　
　　“白毛女”的家乡在哪里,有一段时间竟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人非得说在四川。“白毛女”的故事本来流传于河北省平山县,连毛主席都晓得这一故事的出处。他老人家从陕北即将东渡黄河,朝平山县西柏坡转移的时候,与身边工作人员动情地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四川“白毛女”罗昌秀是1956年才被民兵从深山野林里救出来的,她怎么可能会是喜儿的人物原型呢?
　　电影《白毛女》的外景几乎全是在平山拍的,天桂山、■■水,这些平山的优美景区都出现在镜头里,因缘际会,我们还如何能够怀疑“白毛女”的故乡所在呢!平山地方的习俗是姑娘在家梳辫子,出聘到婆家要打发结。很小的时候,我有个本家姑姑,看上了邻居家的一个小伙儿。有一天,趁姑姑一个人在屋里,我猛地推门走了进去,看到姑姑正在学着打发结。姑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低声地嘱咐我:“亮子(我的小名),出去可不许乱说!”我马上明白了姑姑的心事,他正为他的情人打发结呢。《白毛女》里杨白劳给喜儿买来一根红头绳,那是为待嫁之人准备的,已婚的女子是用不着梳辫子的。这些地方习俗也已经深深地留在了影片之中,成了“白毛女”人物形象的一部分,还能分开么?
　　平山又是时间比较长的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平山县就有了共产党员。30年代初又发展了一批党员,组建了平山县各级共产党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平山县的革命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影响颇大,当时的山西《朝阳日报》就曾报道过平山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有“北方兴国”之誉。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等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很长时间,聂荣臻把平山比作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没有那么好的基础,我也不可能15岁就能参加革命队伍,当然也许不会有创作电影《白毛女》的机会。毛主席转战来到西柏坡,也是看中了平山的革命基础。
　　平山的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很大。被命名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殊荣的“平山团”,是抗战初期由2300多名平山农民组成的第一支子弟兵武装;誉满晋察冀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以慈母般的心肠救活了许多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病员,与子弟兵建立了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纯真感情,被伤病员呼为“亲娘”和“再生父母”。从受剥削受压迫到翻身得解放,喜儿的遭遇不正是那个年代平山人民的遭遇吗?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会有“白毛女”。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何苦争来争去,不去分辨“白毛女”后面隐含的群众心理渴望呢?
　　
　　晚年叶落归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离开了天津,返回故乡。我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吃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品味苦乐。我同家乡的父老乡亲结下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雨中,有人送我一把雨伞;雪中,有人把我拉进暖屋;病中,有人为我煎好草药;遇险,有人帮我脱险……家乡的山山水水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我先后写出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白求恩的女儿》、《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魔鬼的锁链》,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实在王的悲欢》,散文集《每当我走过》,真得没有感觉出自己老之将至。
　　1991年秋,江泽民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我正在西柏坡体验生活,当时就站在西柏坡纪念馆前的欢迎人群中。当我看到江泽民同志乘坐着一辆面包车,前没有警车开路,后没有警卫跟随,很是感动。我挤出人群,走到江泽民同志面前,说:“江泽民同志,您好!没想到您和工作人员一起坐面包车来。我作为一个平山的老党员很感动,真心欢迎您。”这时,陪同江泽民同志的地委书记指着我介绍说,这就是写电影《白毛女》的那位作家杨润身,多年来一直在平山体验生活。江泽民同志高兴地与我紧紧握手,并挽起我的胳膊,一同走进了贵宾接待室。坐下后,江泽民同志首先谈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他刚刚写了一篇谈鲁迅的文章,将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对我说,知识分子就是要像鲁迅那样,骨头要硬。接着江泽民同志又说,《白毛女》是一部好作品,生命力很长。我说是人民需要它。你杨润身一直在平山体验生活,没有忘记家乡和人民,这很好,作家就是应该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才能写出好作品。
　　我很激动,回答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不会忘本的。”我今年87岁了,但是我仍不服老,还要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