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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尔巴哈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促进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而黑格尔哲学则在“什么是存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帮助马克思走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本体论问题既在时间顺序上也在逻辑层次上引导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迁和哲学革命，因而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关键环节。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费尔巴哈;存在论;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2-056-006
以往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理论创新过程时，分别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理论焦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结论也容易导致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简单相加。而要避免落入这样的理论窠臼，我们需要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究竟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如何促进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以及黑格尔哲学又如何帮助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有一个思想史上的总体把握。本文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代一系列著作的研读得出如下结论：费尔巴哈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促进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而黑格尔哲学则在“什么是存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帮助马克思走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本体论问题既在时间顺序上也在逻辑层次上引导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迁和哲学革命，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关键环节。
一、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哲学如何促进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在近代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过去对外在于人的世界本源或上帝存在的探讨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反思批判。这种反思批判的重点主要聚焦在人的认识能力，即“试图通过自觉地反省人的认识能力而制定出一套使思维与存在达到统一的可靠程序和步骤”[1]（P12）。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近代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哲学家那里有时表现为实体与主体的矛盾，有时表现为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矛盾，有时也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该矛盾有时候又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尽管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近代西方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启蒙意义正在于它从认识主体、历史主体或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肯定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自然在近代西方哲学重大基本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概括地说，黑格尔哲学的以下三个观点体现了他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看法：第一，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是在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中建构起来或显现出来;第二，绝对精神作为一种客观精神，在自身内在矛盾的作用下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种三段式辩证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一切存在物就在这个辩证运动过程中由绝对精神建构起来，而且越往后建构起来的存在物，层次越高;同时，绝对精神的运动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过程;第三，人的对象性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无法把握绝对精神，哲学思维这种具有反思性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绝对精神。
在这里，由于黑格尔把存在物当作绝对精神外化过程中建构的产物，从而是派生性的，因此，存在物与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并不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矛盾关系，在那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事实上已转化为思维与绝对精神的矛盾，或者说主体与实体的矛盾;这种矛盾关系的解决取决于思维能否达到哲学这一层次。因此，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既成了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终点，也是主体与实体矛盾最终消解的地方。
马克思开始理论研究之初，并没有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正如他在1837年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之后给父亲的信中所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2]（P15）但是，当马克思发现“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的时候，[2]（P13）他“想再钻到大海里（即黑格尔哲学——本文作者注）一次，……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2]（P15）。从此，黑格尔哲学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理论变化发展过程中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哪怕是在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影响之后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激烈批判的《德法年鉴》时期和《巴黎手稿》时期，也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才使马克思并没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费尔巴哈派，相反，却让马克思很快就从费尔巴哈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当然，即便是在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博士论文中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也主要是通过黑格尔的弟子——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认同。因此，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通过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体现出来。
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思想主题是用黑格尔哲学批判宗教，只是不同的人在批判宗教时运用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不同因素。如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在批判宗教的过程中围绕福音故事的起源展开的争论，只是表明他们分别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和自我意识进行相互批判。施特劳斯认为，历史过程的真正动力是实体，实体是绝对精神的载体，实体所固有的内在运动必然使潜在于其中的绝对精神得到实现，因而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与此相反，鲍威尔认为人类自我意识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实体和绝对精神不过是被宗教幻想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不同阶段，只有普遍自我意识才是理性发展的绝对规律的本源，当普遍自我意识通过个别自我意识揭露和批判非理性的现实时，历史的改造和发展才算是实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围绕实体与主体展开的争论，不过是近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重大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来看，在青年黑格爾派的诸多代表性人物中，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突出。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所以将古希腊晚期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古希腊早期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目的在于突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伟大意义，而“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2]（P195），“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2]（286）可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为自我意识确立哲学史上的理论依据。在博士论文的序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的话，表达了他对自我意识的推崇：“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因为“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2]（P190），这些话显然与布·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批判基督教神学在理论立场上极为相似。布·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还表现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写的政论文对普鲁士政府当局书报检查令的批判和对出版自由的维护。在这里，马克思以维护人的精神自由为根本目的，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理性”具体化为人民精神，认为出版物则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公开表露，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则是自由。他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3]（P67）因此，出版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3]（P94）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压制和破坏人的思想自由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推崇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是形成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可见，马克思批判现实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促进自我意识的成长。因为深受布·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影响的马克思，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中，视自我意识为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并将当时德国的落后归因于宗教神学和专制政治对人的自我意识的束缚。因此，促进德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才是推动德国进步的有效途径。
但是，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展开辩论得到的结果，即把在森林捡拾枯树枝这一“大自然赋予穷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定性为盗窃，又使马克思开始注意到社会存在领域的现实物质利益似乎比标志自我意识觉醒的各种抽象精神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具支配性作用，从而，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4]。可以说，这件“难事”不仅直接引发了马克思对高举自我意识旗帜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怀疑，而且动摇了马克思对思辨的黑格尔派哲学的信心，使他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茫。因此，当马克思从《莱茵报》这个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之后不久便明确把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首领人物布·鲍威尔作为批判对象。 这一轮批判得到的结果分别体现为：第一，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着眼于自我意识成长的宗教批判，只具有政治解放的意义，真正的人类解放则有赖于消除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因素;第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关于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两个结果预示着马克思理论研究关注的重心不仅从思维和意识转向了存在，而且进一步从社会存在领域中的政治上层建筑转向对物质利益关系的关注。
“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然是马克思重点研究对象发生转换的内在原因，但费尔巴哈哲学无疑也是促进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个外部条件。因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让马克思陷入迷茫的黑格尔哲学针锋相对。如费尔巴哈认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5]（P222）表面看来，费尔巴哈在这里是在批判宗教神学，否定宗教中的最高存在物——上帝，其实，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黑格尔哲学中那个可以脱离人身的绝对观念就相当于宗教里的最高存在物。因此，当费尔巴哈以只肯定自然界和人存在的方式批判宗教的最高存在物时，其实也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最高概念——绝对精神的间接批判和否定。这一批判无疑推翻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赞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6]（P314）。
又如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5]（P222），这里表面上是讲“自然界与哲学的关系”，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讲哲学基本问题——“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因为“自然界”是“存在”的一部分，“哲学”则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因此，费尔巴哈说“自然界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存在不是由思维决定的，而是第一性的客观自在。这与黑格尔哲学把“存在”当作由绝对精神派生而来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立的。这对当时处于理论困惑中的马克思来说，无疑有一种找到理论知音感觉。因为马克思原来在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支配下，只关注抽象的精神世界问题，即怎样发展我们的主观精神、思维能力，才能把握住支配一切的绝对精神，而不关心现实的社会存在领域的问题，而林木盗窃法这个关于现实问题的讨论，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哲学对现实问题是没有什么解释力的。而费尔巴哈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颠倒，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中最高概念“绝对精神”的否定，为马克思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即社会存在角度进行哲学思考的空间。这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所以，恩格斯所说：“——这部书（即费尔巴哈的《基本教的本质——本文作者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5]（P222）
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冲击下，宗教神学中的上帝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这两个在西方思想文化和哲学传统中具有拱顶石意义的理论支点不存在了，人们又该如何重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存在论？ 这是一个决定马克思能否真正实现具有实质意义理论创新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最终能够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益于他先前否定的黑格尔哲学。
二、在存在论问题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何帮助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帮助马克思在思维与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但是，在存在论问题上，却是黑格尔哲学帮助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而“它是我們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5]（P222）这意味着在费尔巴哈看来，相对于自然界来说，人也是派生的，只有自然界才是第一性的、本源性的存在。这种存在论观点应该说为我们唯物主义地理解世界，提供了前提。但费尔巴哈这种存在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费尔巴哈只是看到了自然界相对于人在自然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没有看到自然界还有在社会时间上的历史性;其次，他只是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制约关系，没有看到人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关系。
这两个“没有看到”带来的结果是：第一，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界成了非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因为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在自然时间上先于人而且又不依赖于人的第一性的、本源性的客观存在，但是，对自然界的理解停留在这个层次，只是为我们正确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前提。我们要看到，具有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自然界，并不会一览无余地同时全部展现在人类面前;同时，即便科技再发达，人类也永远无法穷尽对具有无限性的自然界的理解;从而人们关心的永远只是对人的现实生活有实际意义的那一部分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P335）而对人类生活有实际意义的这一部分自然界，并不是现成的自然界，而是需要有的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其中，它才能显现出来或被建构出来，造福人的生活。而且，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不一样，所建构出来的自然界的样态也大不一样。如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界所显现出来的样态无论在宇观、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都与农耕文明时代有极大差异。因此，哲学家在谈论自然史的时候，绝不是自然科学家所指的自然界本身的演化史，而应该指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以不同实践活动方式建构和显现自然界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P146）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史尤其体现在标志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水准的科技发展史中。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自然史，即所谓的自然科学。”[7]（P146）很显然，马克思是在人类自然科学史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史，而自然科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发展史。这个意义上的自然界，当然已经不再是费尔巴哈哲学意义上那个有史以来始终如一的抽象自然，而是体现人的生存活动方式变迁、具有社会历史内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建构和显现出来的自然。第二，费尔巴哈的存在论使他无法进入社会历史存在领域。因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本源上说，产生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关系中。由于费尔巴哈只看到自然界对人的支配作用，看不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作用。因此，费尔巴哈在谈论人与人的关系时，最多看到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而人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的其它社会关系都未能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5]（P241）。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显然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存在论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7]（P133）。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没有从主体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存在”（即“对象、现实、感性”），而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存在”。而从“客体”去理解“存在”，也就是把“存在”当作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存在”，也就是从当前所呈现的状态去理解“存在”，而且把当前状态当作稳定不变、没有历史性发展变化的状态。费尔巴哈对第一性的存在——自然界的理解就是这样。当然，马克思对这种存在论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指出其缺点在于“只是”这样去理解“存在”。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存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恰恰需要把自然界当作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而且自然科学也常常需要把自然对象设想为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理想状态。但是，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停留于“客体”和“直观”是不够的，是会带来问题的。因为“存在”物，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同时也是在主体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中才被建构起来、显现出来。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人活动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的精神属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存在”物中包含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精神性，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为某种外在于人和高于人的神秘力量。传统社会之所以存在大量“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旧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只是一种符合自然科学要求的客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解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精神性上的失败，使唯心主义存在论得以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头脑。而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的存在论，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也使唯心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就像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上述意义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唯物主义所唯之“物”，绝不是费尔巴哈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没有历史感的“自然物”，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作为客体的实体性物质，而是经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建构和显现出来的“社会物”;而且，对“社会物”的理解，也不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去分析它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等自然属性，而是以人文学科的方式去研究建构社会物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这种实践活动方式背后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生存方式，甚至人的情感、意志等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内容;此外，马克思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其中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辩证法。所谓实践辩证法，就是说，事物表现出来的各种辩证关系，是在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事物间的联系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事物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转化也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实现出来。
以上便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与费尔巴哈哲学存在论的本质区别。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存在论上达到一个同时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高度？
这里的原因除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把“存在”作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最终决定性的东西之外，更在于他赋予了“存在”以经他批判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6]（P32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否定性辩证运动，本质上是人的具有对象性特征的劳动，因此，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其实是人在劳动中的产生、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存在”在人的对象性的劳动中被建构和显现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实现“存在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还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如下一段具有深刻内涵的评论：“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艺术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6]（P31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历史是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人通过否定性、对象性的劳动成为历史的主体，一切存在都是在人的对象性劳动中才显现;建立在这种存在论基础上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有本质区别。可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帮助马克思在存在论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
参考文献
[1]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费尔巴哈;存在论;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2-056-006
以往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理论创新过程时，分别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理论焦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结论也容易导致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简单相加。而要避免落入这样的理论窠臼，我们需要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究竟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如何促进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以及黑格尔哲学又如何帮助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有一个思想史上的总体把握。本文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代一系列著作的研读得出如下结论：费尔巴哈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促进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而黑格尔哲学则在“什么是存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帮助马克思走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本体论问题既在时间顺序上也在逻辑层次上引导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迁和哲学革命，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关键环节。
一、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哲学如何促进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在近代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过去对外在于人的世界本源或上帝存在的探讨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反思批判。这种反思批判的重点主要聚焦在人的认识能力，即“试图通过自觉地反省人的认识能力而制定出一套使思维与存在达到统一的可靠程序和步骤”[1]（P12）。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近代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哲学家那里有时表现为实体与主体的矛盾，有时表现为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矛盾，有时也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该矛盾有时候又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尽管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近代西方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启蒙意义正在于它从认识主体、历史主体或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肯定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自然在近代西方哲学重大基本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概括地说，黑格尔哲学的以下三个观点体现了他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看法：第一，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是在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中建构起来或显现出来;第二，绝对精神作为一种客观精神，在自身内在矛盾的作用下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种三段式辩证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一切存在物就在这个辩证运动过程中由绝对精神建构起来，而且越往后建构起来的存在物，层次越高;同时，绝对精神的运动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过程;第三，人的对象性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无法把握绝对精神，哲学思维这种具有反思性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绝对精神。
在这里，由于黑格尔把存在物当作绝对精神外化过程中建构的产物，从而是派生性的，因此，存在物与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并不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矛盾关系，在那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事实上已转化为思维与绝对精神的矛盾，或者说主体与实体的矛盾;这种矛盾关系的解决取决于思维能否达到哲学这一层次。因此，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既成了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终点，也是主体与实体矛盾最终消解的地方。
马克思开始理论研究之初，并没有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正如他在1837年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之后给父亲的信中所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2]（P15）但是，当马克思发现“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的时候，[2]（P13）他“想再钻到大海里（即黑格尔哲学——本文作者注）一次，……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2]（P15）。从此，黑格尔哲学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理论变化发展过程中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哪怕是在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影响之后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激烈批判的《德法年鉴》时期和《巴黎手稿》时期，也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才使马克思并没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费尔巴哈派，相反，却让马克思很快就从费尔巴哈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当然，即便是在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博士论文中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也主要是通过黑格尔的弟子——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认同。因此，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通过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体现出来。
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思想主题是用黑格尔哲学批判宗教，只是不同的人在批判宗教时运用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不同因素。如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在批判宗教的过程中围绕福音故事的起源展开的争论，只是表明他们分别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和自我意识进行相互批判。施特劳斯认为，历史过程的真正动力是实体，实体是绝对精神的载体，实体所固有的内在运动必然使潜在于其中的绝对精神得到实现，因而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与此相反，鲍威尔认为人类自我意识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实体和绝对精神不过是被宗教幻想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不同阶段，只有普遍自我意识才是理性发展的绝对规律的本源，当普遍自我意识通过个别自我意识揭露和批判非理性的现实时，历史的改造和发展才算是实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围绕实体与主体展开的争论，不过是近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重大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来看，在青年黑格爾派的诸多代表性人物中，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突出。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所以将古希腊晚期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古希腊早期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目的在于突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伟大意义，而“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2]（P195），“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2]（286）可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为自我意识确立哲学史上的理论依据。在博士论文的序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的话，表达了他对自我意识的推崇：“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因为“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2]（P190），这些话显然与布·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批判基督教神学在理论立场上极为相似。布·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还表现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写的政论文对普鲁士政府当局书报检查令的批判和对出版自由的维护。在这里，马克思以维护人的精神自由为根本目的，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理性”具体化为人民精神，认为出版物则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公开表露，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则是自由。他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3]（P67）因此，出版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3]（P94）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压制和破坏人的思想自由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推崇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是形成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可见，马克思批判现实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促进自我意识的成长。因为深受布·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影响的马克思，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中，视自我意识为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并将当时德国的落后归因于宗教神学和专制政治对人的自我意识的束缚。因此，促进德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才是推动德国进步的有效途径。
但是，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展开辩论得到的结果，即把在森林捡拾枯树枝这一“大自然赋予穷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定性为盗窃，又使马克思开始注意到社会存在领域的现实物质利益似乎比标志自我意识觉醒的各种抽象精神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具支配性作用，从而，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4]。可以说，这件“难事”不仅直接引发了马克思对高举自我意识旗帜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怀疑，而且动摇了马克思对思辨的黑格尔派哲学的信心，使他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茫。因此，当马克思从《莱茵报》这个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之后不久便明确把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首领人物布·鲍威尔作为批判对象。 这一轮批判得到的结果分别体现为：第一，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着眼于自我意识成长的宗教批判，只具有政治解放的意义，真正的人类解放则有赖于消除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因素;第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关于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两个结果预示着马克思理论研究关注的重心不仅从思维和意识转向了存在，而且进一步从社会存在领域中的政治上层建筑转向对物质利益关系的关注。
“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然是马克思重点研究对象发生转换的内在原因，但费尔巴哈哲学无疑也是促进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个外部条件。因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让马克思陷入迷茫的黑格尔哲学针锋相对。如费尔巴哈认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5]（P222）表面看来，费尔巴哈在这里是在批判宗教神学，否定宗教中的最高存在物——上帝，其实，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黑格尔哲学中那个可以脱离人身的绝对观念就相当于宗教里的最高存在物。因此，当费尔巴哈以只肯定自然界和人存在的方式批判宗教的最高存在物时，其实也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最高概念——绝对精神的间接批判和否定。这一批判无疑推翻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赞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6]（P314）。
又如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5]（P222），这里表面上是讲“自然界与哲学的关系”，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讲哲学基本问题——“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因为“自然界”是“存在”的一部分，“哲学”则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因此，费尔巴哈说“自然界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存在不是由思维决定的，而是第一性的客观自在。这与黑格尔哲学把“存在”当作由绝对精神派生而来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立的。这对当时处于理论困惑中的马克思来说，无疑有一种找到理论知音感觉。因为马克思原来在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支配下，只关注抽象的精神世界问题，即怎样发展我们的主观精神、思维能力，才能把握住支配一切的绝对精神，而不关心现实的社会存在领域的问题，而林木盗窃法这个关于现实问题的讨论，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哲学对现实问题是没有什么解释力的。而费尔巴哈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颠倒，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中最高概念“绝对精神”的否定，为马克思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即社会存在角度进行哲学思考的空间。这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所以，恩格斯所说：“——这部书（即费尔巴哈的《基本教的本质——本文作者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5]（P222）
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冲击下，宗教神学中的上帝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这两个在西方思想文化和哲学传统中具有拱顶石意义的理论支点不存在了，人们又该如何重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存在论？ 这是一个决定马克思能否真正实现具有实质意义理论创新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最终能够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益于他先前否定的黑格尔哲学。
二、在存在论问题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何帮助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帮助马克思在思维与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但是，在存在论问题上，却是黑格尔哲学帮助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而“它是我們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5]（P222）这意味着在费尔巴哈看来，相对于自然界来说，人也是派生的，只有自然界才是第一性的、本源性的存在。这种存在论观点应该说为我们唯物主义地理解世界，提供了前提。但费尔巴哈这种存在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费尔巴哈只是看到了自然界相对于人在自然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没有看到自然界还有在社会时间上的历史性;其次，他只是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制约关系，没有看到人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关系。
这两个“没有看到”带来的结果是：第一，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界成了非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因为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在自然时间上先于人而且又不依赖于人的第一性的、本源性的客观存在，但是，对自然界的理解停留在这个层次，只是为我们正确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前提。我们要看到，具有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自然界，并不会一览无余地同时全部展现在人类面前;同时，即便科技再发达，人类也永远无法穷尽对具有无限性的自然界的理解;从而人们关心的永远只是对人的现实生活有实际意义的那一部分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P335）而对人类生活有实际意义的这一部分自然界，并不是现成的自然界，而是需要有的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其中，它才能显现出来或被建构出来，造福人的生活。而且，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不一样，所建构出来的自然界的样态也大不一样。如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界所显现出来的样态无论在宇观、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都与农耕文明时代有极大差异。因此，哲学家在谈论自然史的时候，绝不是自然科学家所指的自然界本身的演化史，而应该指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以不同实践活动方式建构和显现自然界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P146）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史尤其体现在标志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水准的科技发展史中。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自然史，即所谓的自然科学。”[7]（P146）很显然，马克思是在人类自然科学史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史，而自然科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发展史。这个意义上的自然界，当然已经不再是费尔巴哈哲学意义上那个有史以来始终如一的抽象自然，而是体现人的生存活动方式变迁、具有社会历史内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建构和显现出来的自然。第二，费尔巴哈的存在论使他无法进入社会历史存在领域。因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本源上说，产生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关系中。由于费尔巴哈只看到自然界对人的支配作用，看不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作用。因此，费尔巴哈在谈论人与人的关系时，最多看到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而人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的其它社会关系都未能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5]（P241）。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显然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存在论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7]（P133）。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没有从主体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存在”（即“对象、现实、感性”），而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存在”。而从“客体”去理解“存在”，也就是把“存在”当作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存在”，也就是从当前所呈现的状态去理解“存在”，而且把当前状态当作稳定不变、没有历史性发展变化的状态。费尔巴哈对第一性的存在——自然界的理解就是这样。当然，马克思对这种存在论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指出其缺点在于“只是”这样去理解“存在”。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存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恰恰需要把自然界当作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而且自然科学也常常需要把自然对象设想为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理想状态。但是，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停留于“客体”和“直观”是不够的，是会带来问题的。因为“存在”物，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同时也是在主体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中才被建构起来、显现出来。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人活动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的精神属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存在”物中包含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精神性，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为某种外在于人和高于人的神秘力量。传统社会之所以存在大量“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旧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只是一种符合自然科学要求的客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解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观精神性上的失败，使唯心主义存在论得以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头脑。而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的存在论，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也使唯心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就像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上述意义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唯物主义所唯之“物”，绝不是费尔巴哈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没有历史感的“自然物”，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作为客体的实体性物质，而是经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建构和显现出来的“社会物”;而且，对“社会物”的理解，也不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去分析它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等自然属性，而是以人文学科的方式去研究建构社会物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这种实践活动方式背后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生存方式，甚至人的情感、意志等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内容;此外，马克思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其中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辩证法。所谓实践辩证法，就是说，事物表现出来的各种辩证关系，是在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事物间的联系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事物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转化也是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实现出来。
以上便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与费尔巴哈哲学存在论的本质区别。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存在论上达到一个同时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高度？
这里的原因除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把“存在”作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最终决定性的东西之外，更在于他赋予了“存在”以经他批判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6]（P32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否定性辩证运动，本质上是人的具有对象性特征的劳动，因此，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其实是人在劳动中的产生、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存在”在人的对象性的劳动中被建构和显现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实现“存在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还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如下一段具有深刻内涵的评论：“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艺术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6]（P31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历史是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人通过否定性、对象性的劳动成为历史的主体，一切存在都是在人的对象性劳动中才显现;建立在这种存在论基础上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有本质区别。可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帮助马克思在存在论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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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