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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
这几天，全国科普日活动正在各地蓬勃开展。我们不禁深切缅怀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高士其。
高士其（1905.11.1-1988.12.19），原名高仕錤，在他后来第1次发表文章时，即署名“高士其”。他说：“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是福建省福州市生人。他在一个有着深厚诗学修养的文学家庭里成长，他特别喜欢读书和追求新知识。1918年，13岁时，他在福州明伦小学毕业，遂以第2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接受具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学制8年。学生毕业后保送美国的大学深造。
1925年，20岁的高士其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全优的成绩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插班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3年级，攻读无机化学专业。后又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化学和细菌学系。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并抽出一部分时间担任细菌实验室助理。
1928年的一天，23岁的高士其在实验室里专心做着解剖实验。当解剖一只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不慎被解剖刀划破了手指。几天后，从划破的伤口侵入的脑炎病毒开始发作，病毒破坏了他的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在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
1930年秋，25岁的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虽然病痛缠身，但是，他很快就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后来在李公朴的介绍下，高士其结识了当时正在提倡“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加了《儿童科学丛书》的编写工作，写出了《儿童卫生读本》一书，还为孩子们写了霍乱、伤寒、痢疾为内容的作品《三个小水鬼》。从此，高士其与少儿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高士其因脑炎后遗症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就住到了李公朴在上海创办的“读书生活社”。当时，已有相当影响的哲学家艾思奇正好帮助李公朴主编半月刊《读书生活》，高士其为此写出了第1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在该刊发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李公朴、艾思奇的鼓励下，高士其一发而不可收，从1935年春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2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100多篇科学小品和科学论文，先后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大菜馆》《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微生物漫话》《菌儿自传》等科学小品集，还翻译出版了《细菌学发展史》等著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高士其离开上海，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会见他时称赞他是“中国的红色科学家”，并从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给予高士其照顾。他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还经常到自然科学院讲课。在延安期间，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了许多热情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文章，还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
1940年代，高士其先后在广州、上海、苏州、台湾等地居住和治病。这个时期，他除了写科学小品外，又将科学内容和诗歌形式结合起来，尝试写作科学诗。所谓科学诗，用他的话说：“科学中有诗，诗中有科学，科学就是诗，诗就是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不顾疾病折磨，全身心投入科学普及工作。在呼吁人们“向科学进军”的同时，他身体力行，从1949年到1966年，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写下了2000多行科学诗，撰写的科普著作有20多部。
高士其重视大众科普，特别重视儿童科学文艺的提倡。1961年，高士其参加科协会议时发言说：“在这里，我想为青少年说几句话，为孩子们说几句话。”他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指出“科协有责任和共青团、教育部门合作，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把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开展起来”；二是希望“每一个学会都应该动员起来，各就自己的知识领域之内，编写几本给青少年看的通俗科学读物，不要以为这种工作只是文学家的事，只是出版社编辑们的事，它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事”。后来，高士其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科普工作的四点建议》。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科学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年逾古稀的高士其也再次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为了科学文艺的复兴与发展，参加会议，接见各界朋友，即便非常忙碌也要挤出时间，创作一定数量的科学诗和科学小品，并编选出版了多种作品集。
1985年，高士其80岁，也是从清华毕业60周年，他亲手撰写了《清华回忆录》，作为自传的一部分。那时，他原不能写字的手开始稍能活动，就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练字，为此常常大汗淋漓，家人劝阻，他依旧坚持，结果终于能够艰难地用笔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用颤抖的手工整地写下了毕业60周年题词：“清华园八载攻读，六十年风雨迎新。今之奉献，源於昨之汲取；老之成就，来於少之勤奮。”
1988年12月19日，83岁高龄的高士其与世长辞。人们痛惜“一颗科学的星辰，闪烁了半个多世纪特殊光辉的星辰陨落了”！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高士其的英名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95年，在高士其90年诞辰之际，中国科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高士其基金委员会”，还设立了“高士其科普奖”，旨在对全国学科学、用科学的优秀青少年进行表彰——这也是对高士其的最好纪念。
2005年和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高士其100年诞辰和110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聆听了中央领导人和科技界、教育界人士对高士其的崇高评价，周光召的这段话代表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几天，全国科普日活动正在各地蓬勃开展。我们不禁深切缅怀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高士其。
高士其（1905.11.1-1988.12.19），原名高仕錤，在他后来第1次发表文章时，即署名“高士其”。他说：“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是福建省福州市生人。他在一个有着深厚诗学修养的文学家庭里成长，他特别喜欢读书和追求新知识。1918年，13岁时，他在福州明伦小学毕业，遂以第2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接受具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学制8年。学生毕业后保送美国的大学深造。
1925年，20岁的高士其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全优的成绩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插班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3年级，攻读无机化学专业。后又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化学和细菌学系。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并抽出一部分时间担任细菌实验室助理。
1928年的一天，23岁的高士其在实验室里专心做着解剖实验。当解剖一只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不慎被解剖刀划破了手指。几天后，从划破的伤口侵入的脑炎病毒开始发作，病毒破坏了他的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在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中，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
1930年秋，25岁的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虽然病痛缠身，但是，他很快就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后来在李公朴的介绍下，高士其结识了当时正在提倡“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加了《儿童科学丛书》的编写工作，写出了《儿童卫生读本》一书，还为孩子们写了霍乱、伤寒、痢疾为内容的作品《三个小水鬼》。从此，高士其与少儿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高士其因脑炎后遗症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就住到了李公朴在上海创办的“读书生活社”。当时，已有相当影响的哲学家艾思奇正好帮助李公朴主编半月刊《读书生活》，高士其为此写出了第1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在该刊发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李公朴、艾思奇的鼓励下，高士其一发而不可收，从1935年春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2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100多篇科学小品和科学论文，先后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大菜馆》《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微生物漫话》《菌儿自传》等科学小品集，还翻译出版了《细菌学发展史》等著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高士其离开上海，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会见他时称赞他是“中国的红色科学家”，并从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给予高士其照顾。他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还经常到自然科学院讲课。在延安期间，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了许多热情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文章，还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
1940年代，高士其先后在广州、上海、苏州、台湾等地居住和治病。这个时期，他除了写科学小品外，又将科学内容和诗歌形式结合起来，尝试写作科学诗。所谓科学诗，用他的话说：“科学中有诗，诗中有科学，科学就是诗，诗就是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不顾疾病折磨，全身心投入科学普及工作。在呼吁人们“向科学进军”的同时，他身体力行，从1949年到1966年，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写下了2000多行科学诗，撰写的科普著作有20多部。
高士其重视大众科普，特别重视儿童科学文艺的提倡。1961年，高士其参加科协会议时发言说：“在这里，我想为青少年说几句话，为孩子们说几句话。”他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指出“科协有责任和共青团、教育部门合作，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把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开展起来”；二是希望“每一个学会都应该动员起来，各就自己的知识领域之内，编写几本给青少年看的通俗科学读物，不要以为这种工作只是文学家的事，只是出版社编辑们的事，它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事”。后来，高士其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科普工作的四点建议》。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科学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年逾古稀的高士其也再次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为了科学文艺的复兴与发展，参加会议，接见各界朋友，即便非常忙碌也要挤出时间，创作一定数量的科学诗和科学小品，并编选出版了多种作品集。
1985年，高士其80岁，也是从清华毕业60周年，他亲手撰写了《清华回忆录》，作为自传的一部分。那时，他原不能写字的手开始稍能活动，就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练字，为此常常大汗淋漓，家人劝阻，他依旧坚持，结果终于能够艰难地用笔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用颤抖的手工整地写下了毕业60周年题词：“清华园八载攻读，六十年风雨迎新。今之奉献，源於昨之汲取；老之成就，来於少之勤奮。”
1988年12月19日，83岁高龄的高士其与世长辞。人们痛惜“一颗科学的星辰，闪烁了半个多世纪特殊光辉的星辰陨落了”！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高士其的英名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95年，在高士其90年诞辰之际，中国科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高士其基金委员会”，还设立了“高士其科普奖”，旨在对全国学科学、用科学的优秀青少年进行表彰——这也是对高士其的最好纪念。
2005年和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高士其100年诞辰和110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聆听了中央领导人和科技界、教育界人士对高士其的崇高评价，周光召的这段话代表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