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探微》(收入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一书,辑录了作者近二十年来对国民革命史研究的22篇论文,根据其相应的专题编为四组,即"国民革命的特殊性"、"国民革命与工农群众运动"、"国民革命与冯玉祥国民军"、"国民革命与孙中山"。该书对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开拓了国民革命史的研究领域。这种开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总论性的研究。国民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虽然繁多,但专题性的研究多,而总论性的研究少。作者"国民革命的特殊性"一组论文,敢于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对国民革命史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并提出自己的立论。这一组论文反映出作者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综合和超越能力,提高了国民革命史的研究层次。二是对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开创性的研究。1996年1月作者与王宗华教授合著的《国民军史》,论述了冯玉祥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国民革命的重要影响,突破了以往研究中注意力囿于南方北伐的局限,促进了北伐战争北方战场的研究。自此以后,国民革命在北方地区的研究大有起色,使国民革命史的研究更为全面。该书中"国民革命与冯玉祥国民军"一组论文(共7篇),以占全书四分之一强的篇幅,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成就。
　　二、提出新见解,自成一家之言。作者在观点上的创新也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创新。作者在论述国民革命的特殊性时,把国民革命置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中进行纵向考察,也置于整个世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横向考察,从而揭示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既非西方模式、也非俄国模式的独特的革命,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新旧民主革命过渡交替的中介和桥梁。在论及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时,作者分析了国际、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两极现象"(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大多采取贬抑的态度;苏东学者则过分颂扬,认为孙中山后期超越了资产阶级界限;中国台湾学者过多夸大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大陆学者则过高评价了孙中山国民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以新旧民主革命接合更替的历史观,系统地提出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理论与实践具有新旧民主革命的过渡性特征"这一新的观点。二是对一些史实问题提出新的历史解说。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海峡两岸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一些台湾学者坚持认为,三大政策不是孙中山的思想,在孙中山本人的著述和国民党当时的档案中,都找不到"联俄联共"的字样,甚至认为孙中山联俄联共只是为了防俄防共。作者在《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特殊确立形式》一文中,从历史事实出发揭示出:联俄联共政策虽未见诸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文字,但决不能因此否认这一政策的客观存在;实际上,联俄联共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通过演讲讨论、肯定既成事实、否定反对意见以及其它文件作出规定等特殊形式,而得以确立;这一政策确立后,被国共两党、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普遍承认。
　　三、注重将具体史实与整体背景相结合,将线性考察铺展为全面考察。从大的方面而言,作者对于北伐战争之前国民军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和当时政局的考察、对于1924年北京政变后国民军与奉系关系和当时时局的考察,不仅对了解冯玉祥国民军在国民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十分重要,而且也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了孙中山推动南方革命的一个整体背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来看,作者也尽可能多地注意到与该事件相关的各种因素。如对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一事,作者就以《孙中山北上与实行"中央革命"的设想》、《孙中山北上与中国共产党》、《1924年孙中山北上与日本的关系》三篇论文,分别从几个角度考察了与孙中山北上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
　　四、详尽地收集史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作者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武汉罢工潮》一文中,大量征引了当时各种报刊对罢工运动的记述,其中《大汉报》就是依靠作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用一个月时间抄录所得。《1927年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一文所利用的《国民军政报》,也是作者三次赴陕西收集发掘的史料珍品。该书的最后一篇论文《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研究述略》,介绍了七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显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力和治学精神。这种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学术训练的需要,同时也是学术规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