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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大家最关心的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都翻一番。这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 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永远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 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永远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