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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记述了王国维、陈寅恪、弘一法师、闻一多、翦伯赞、梁漱溟、张友鸾等文化名人的人生结局。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展现了最真切的自我，给后世留下了悬念、智慧、愤怒、宽容、觉悟……从中可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于右任是一位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时，于右任本想留在大陆，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
于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他的一生，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担任多大的官职，有多大的权力，他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质。
我是儒家系统中人
人们不会忘记，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1962年，于右任84岁。年后不久，于右任身体不适，自感去世之日不久，心情变得很郁闷，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信念，并努力为社会服务。除了继续参加监察院、标准草书研究会的一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抱病参加台湾省议员选举，并多次教导年少者，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想将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这些青年人，但想来想去，只能拣最重要的“立志”来讲，他说：“诸位都是有为的青年，前途非常远大，在此我仍愿以我数十年为学、处事及革命的体验心得‘立志’二字勉励大家……所谓‘士先志’，就是教人立定志向；志向确定了，做人就有了主宰，就不会随俗浮沉。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思齐，知所奋勉。”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特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看书、写字则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1963年4月16日入荣民医院后，他在日记中很感慨地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1964年1月14日则写：“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这些文字是于右任对“看书”习惯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不仅给别人写，更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免不了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我的钱已用干
人们也不会忘记，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坚持文人从政的传统美德，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因此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目，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赵聚钰前来看望，劝他住院治疗。于右任没有表态。因经费困难，住院日期一拖再拖，致使病情恶化。蒋经国也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以诸如“最惠”之类的理由，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看到一生高官，连任三十一年监察院长，而且是著名书法家、诗人、社交活动家的于右任先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只有这样一些物件。人们无不凄然，敬佩景仰之心顿生。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县人。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人。这样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便变得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还作诗寄托思念之情，《忆内子高仲林》中即写道：“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高仲林80寿辰的时候，于右任又伤感地写信告诉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而在不久之后，他就得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亲人以及陕西省有关领导为于夫人办了隆重的补寿活动。他为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
他也非常想念大陆的朋友。丁中江曾回忆：
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 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号)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在万劫之后，只见我一人，而陆铿却在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哭。……后来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辞行时，右老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有件宝贝送给你。”一边说一边在书桌上找，找了一会找出一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天地新闻》日报，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报纸摊开，在上面写着：“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宝物，以赠中江，念大声不已。”写到末一句，又掷笔大哭。
1961年11月，于右任仍然想办法促成祖国的统一。他特地写一对联送给蒋经国，内容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次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做出两次安排。
1月12日的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的安排：“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做出这样的预先安排后，于右任仍感觉非常抑郁。15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怀着这样的心情，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
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最后，他只好说：“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您，好吗?”于右任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先生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这一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于右任是一位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时，于右任本想留在大陆，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
于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他的一生，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担任多大的官职，有多大的权力，他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质。
我是儒家系统中人
人们不会忘记，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1962年，于右任84岁。年后不久，于右任身体不适，自感去世之日不久，心情变得很郁闷，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信念，并努力为社会服务。除了继续参加监察院、标准草书研究会的一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抱病参加台湾省议员选举，并多次教导年少者，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想将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这些青年人，但想来想去，只能拣最重要的“立志”来讲，他说：“诸位都是有为的青年，前途非常远大，在此我仍愿以我数十年为学、处事及革命的体验心得‘立志’二字勉励大家……所谓‘士先志’，就是教人立定志向；志向确定了，做人就有了主宰，就不会随俗浮沉。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思齐，知所奋勉。”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特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看书、写字则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1963年4月16日入荣民医院后，他在日记中很感慨地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1964年1月14日则写：“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这些文字是于右任对“看书”习惯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不仅给别人写，更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免不了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我的钱已用干
人们也不会忘记，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坚持文人从政的传统美德，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因此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目，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赵聚钰前来看望，劝他住院治疗。于右任没有表态。因经费困难，住院日期一拖再拖，致使病情恶化。蒋经国也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以诸如“最惠”之类的理由，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看到一生高官，连任三十一年监察院长，而且是著名书法家、诗人、社交活动家的于右任先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只有这样一些物件。人们无不凄然，敬佩景仰之心顿生。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县人。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人。这样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便变得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还作诗寄托思念之情，《忆内子高仲林》中即写道：“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高仲林80寿辰的时候，于右任又伤感地写信告诉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而在不久之后，他就得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亲人以及陕西省有关领导为于夫人办了隆重的补寿活动。他为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
他也非常想念大陆的朋友。丁中江曾回忆：
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 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号)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在万劫之后，只见我一人，而陆铿却在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哭。……后来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辞行时，右老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有件宝贝送给你。”一边说一边在书桌上找，找了一会找出一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天地新闻》日报，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报纸摊开，在上面写着：“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宝物，以赠中江，念大声不已。”写到末一句，又掷笔大哭。
1961年11月，于右任仍然想办法促成祖国的统一。他特地写一对联送给蒋经国，内容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次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做出两次安排。
1月12日的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的安排：“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做出这样的预先安排后，于右任仍感觉非常抑郁。15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怀着这样的心情，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
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最后，他只好说：“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您，好吗?”于右任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先生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这一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