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陈墨阁（1995-）男，汉族，籍贯：浙江温州，学历：大学本科在读，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摘要：法国大革命（1789年-1830年）是一段法国激进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的时期，对于法国历史以及全欧洲都留下了深刻广泛的影响。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史诗性的转变：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过去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激进的左翼政治团体、平民和农村中的农民的冲击，传统君主制的阶层观念、贵族以及天主教会硬生生地被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原则推翻。整个欧洲的皇室因而心生恐惧，便在1814年发起反法讨伐，并成功恢复旧君主制，但很多重大的改革已经成为永久性的变动。所以造成了革命的支持者与敌人之间，长达往后两百年的政治上的对立。
关键词：法理；民主；革命
一、革命的孕育
历史上，欧洲诸国是一个传统而典型的封建制国家。王权不仅被强大的教权所掣肘，同时，国内的贵族也有力地制约着王权，有些大贵族甚至随时在觊觎王位。正如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开始了宗教改革，其目的正是加强王权统治。稍后，法国也开始走向了中央集权制度。[1]
法国通过卖官鬻爵的制度[1]防止贵族对王权的威胁，对贵族权力进行分化和削弱，国王以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利，把贵族们笼络到身边，让他们终日享乐。而这个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迅速地演变成为腐败的制度，“许多贵族自愿放弃权利，以侍奉国王为荣，甘愿成为国王的弄臣，贪图享乐。而这些脱离领地的封建领主们，都成为了制度性的免税特权阶层。”[2]
可想而知，这种制度下使得原本应该承担税收主要来源的封建领主和富人越来越贴近君主，成为了制度保护的免税阶层。他们放弃了属于他们的一部分权力或者说并没有实施他们这个阶层应当担负起的处理法律事务、管理农民生产、采邑等公共事务的责任。然而他们仍旧在享受贵族的特权，成为了特权中最令第三阶层人民憎恨的“特权”。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中央集权制是以这样一种形态构建而成：城市的体制五花八门，城市行政官员名目繁多，其权利来源也不尽相同——在此城为市长，在彼城为行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则为行会理事。有些人是由国王选定，另一些人则是由领主或拥有土地的亲王选定的，有些人是由当地公民选举产生，任期是一年，还有一些人是花钱购得永久统治权。
反观法国当时的总督代理制度，总督在每一个省中有非常大的权利，但在封建旧贵族前暗淡无光。虽然他们的权利机构已经遍布整个国家，然而由于他们基本都是平民，而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尊重，即使他们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而同时，各省的贫富祸福，全系于30位各省任职的总督身上，因此，每个地区都保留了一定的独有生活。
二、革命的爆发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讲到，法国贵族放弃了自己几百年来作为一个重要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使得贵族阶级逐渐平庸化。同时贵族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将自己的土地一块块兜售给农民，仅保留领主的定期租金，在当时法国很多的省份，“如利穆赞，仅剩下不富裕的小贵族，他们对土地几乎不再具有拥有权，而仅仅是依赖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计”。[3]虽然享有特权，贵族丧失了财富基础，而作为第三阶层，正在不断积累财富并逐渐强大，农民拥有了土地之后成为了自农民或者干脆变成了土地主。
在法国，平民汲取了贵族几十甚至几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了和贵族一样的有钱人，而且资产者的财富和贵族往往属于一种类型：他们平时住在城市中，他们往往是土地的所有者，甚至获得领地。
随着巴黎的日渐庞大，无数人口的涌入，在这个城市里聚集了一大批的工商业者、律师、医生等第三阶级人民，由于拥有财富，他们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贵族接受几乎一样的教育享受一样的生活。其文化来源已经完全一样，巴黎日渐成为整个法兰西仅存的导师，它将同一形式的共同行为举止赋予了每一个人。而前文所说的总督制下各个省的独特性，也因为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而逐渐消失，农民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土地，并激起了无比强大的积累土地的渴望。因此，即使是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也因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逐渐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这个国家只有贵族这个阶级的实力在下降，而他们却并没有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因此，生活在法国这个国度里的人们日渐相似。
但是，贵族仍旧在享受令第三阶层积压愤怒的免税权等特权却丝毫没有投入政治生活的意识。因此相较其他国家，封建权利在法国更令人民深恶痛绝。
于是，一场影响整个欧洲的革命就此爆发。
三、革命的反思
法国大革命似乎将过去的所有摒弃，无论是道德，法律，社会习惯或是思维模式，然而当法国人推翻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空有自由表象的共和政体却仍旧只是建立在原有废墟上的“新的怪物”。它建立层层的行政体制，成为了一种新的专制，即所谓民主的专制。在拥有贵族阶级的旧社会，每个阶级都有这个阶级自己所负有的社会使命，领主处理一定公共事务，农民耕种为国家生产粮食，贵族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每个阶级之间有一定的障碍，想从一个阶级跳到另外一个阶级并非易事。哪怕一个工商业者拥有再多的财富，他也难以为子孙争取到一定的爵位。而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所有的阶级都逐渐趋同。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再无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瓜葛，他们全心关注的只是一己私利，他们只顾及自身，屈身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失去了呼吸的空间。自由或许不高尚，但是因其公正而美好，然而，笔者认为，一种在专制之下的自由，必然失去其作为自由的本来面貌，徒有其表。
在这种社会中，金钱已经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准，所以几乎没有谁不拼命地存储金钱。不惜以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癖好，对物质利益与享受的追逐，便成为最司空见惯的情感。这种情感毫不费力的在一切阶级之中蔓延开来，甚至贯彻到一向于此无缘的阶级中去。[2]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事实上，革命已经发生了，新的时间已经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仍可能为旧的东西所纠缠。我们应该把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不断发生的彻底断裂。应该看到旧的传统总是遗存于新的现实，而新的现实又总在生成新的传统，这是一个不断累积叠加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革命者与改革者的事业才显得那么艰难，仿佛永远免除不了那些旧东西幽灵般的纠缠，不断地出现反复与倒退。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一个政治家怀有多么崇高远大的政治愿景，他也不能仅凭借理想与信念行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何试图改造现实的政治实践，唯有首先扎根于现实，才有成功的可能。（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M].杨人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M].雅瑟，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3]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摘要：法国大革命（1789年-1830年）是一段法国激进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的时期，对于法国历史以及全欧洲都留下了深刻广泛的影响。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史诗性的转变：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过去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激进的左翼政治团体、平民和农村中的农民的冲击，传统君主制的阶层观念、贵族以及天主教会硬生生地被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原则推翻。整个欧洲的皇室因而心生恐惧，便在1814年发起反法讨伐，并成功恢复旧君主制，但很多重大的改革已经成为永久性的变动。所以造成了革命的支持者与敌人之间，长达往后两百年的政治上的对立。
关键词：法理；民主；革命
一、革命的孕育
历史上，欧洲诸国是一个传统而典型的封建制国家。王权不仅被强大的教权所掣肘，同时，国内的贵族也有力地制约着王权，有些大贵族甚至随时在觊觎王位。正如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开始了宗教改革，其目的正是加强王权统治。稍后，法国也开始走向了中央集权制度。[1]
法国通过卖官鬻爵的制度[1]防止贵族对王权的威胁，对贵族权力进行分化和削弱，国王以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利，把贵族们笼络到身边，让他们终日享乐。而这个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迅速地演变成为腐败的制度，“许多贵族自愿放弃权利，以侍奉国王为荣，甘愿成为国王的弄臣，贪图享乐。而这些脱离领地的封建领主们，都成为了制度性的免税特权阶层。”[2]
可想而知，这种制度下使得原本应该承担税收主要来源的封建领主和富人越来越贴近君主，成为了制度保护的免税阶层。他们放弃了属于他们的一部分权力或者说并没有实施他们这个阶层应当担负起的处理法律事务、管理农民生产、采邑等公共事务的责任。然而他们仍旧在享受贵族的特权，成为了特权中最令第三阶层人民憎恨的“特权”。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中央集权制是以这样一种形态构建而成：城市的体制五花八门，城市行政官员名目繁多，其权利来源也不尽相同——在此城为市长，在彼城为行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则为行会理事。有些人是由国王选定，另一些人则是由领主或拥有土地的亲王选定的，有些人是由当地公民选举产生，任期是一年，还有一些人是花钱购得永久统治权。
反观法国当时的总督代理制度，总督在每一个省中有非常大的权利，但在封建旧贵族前暗淡无光。虽然他们的权利机构已经遍布整个国家，然而由于他们基本都是平民，而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尊重，即使他们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而同时，各省的贫富祸福，全系于30位各省任职的总督身上，因此，每个地区都保留了一定的独有生活。
二、革命的爆发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讲到，法国贵族放弃了自己几百年来作为一个重要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使得贵族阶级逐渐平庸化。同时贵族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将自己的土地一块块兜售给农民，仅保留领主的定期租金，在当时法国很多的省份，“如利穆赞，仅剩下不富裕的小贵族，他们对土地几乎不再具有拥有权，而仅仅是依赖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计”。[3]虽然享有特权，贵族丧失了财富基础，而作为第三阶层，正在不断积累财富并逐渐强大，农民拥有了土地之后成为了自农民或者干脆变成了土地主。
在法国，平民汲取了贵族几十甚至几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了和贵族一样的有钱人，而且资产者的财富和贵族往往属于一种类型：他们平时住在城市中，他们往往是土地的所有者，甚至获得领地。
随着巴黎的日渐庞大，无数人口的涌入，在这个城市里聚集了一大批的工商业者、律师、医生等第三阶级人民，由于拥有财富，他们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贵族接受几乎一样的教育享受一样的生活。其文化来源已经完全一样，巴黎日渐成为整个法兰西仅存的导师，它将同一形式的共同行为举止赋予了每一个人。而前文所说的总督制下各个省的独特性，也因为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而逐渐消失，农民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土地，并激起了无比强大的积累土地的渴望。因此，即使是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也因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逐渐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这个国家只有贵族这个阶级的实力在下降，而他们却并没有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因此，生活在法国这个国度里的人们日渐相似。
但是，贵族仍旧在享受令第三阶层积压愤怒的免税权等特权却丝毫没有投入政治生活的意识。因此相较其他国家，封建权利在法国更令人民深恶痛绝。
于是，一场影响整个欧洲的革命就此爆发。
三、革命的反思
法国大革命似乎将过去的所有摒弃，无论是道德，法律，社会习惯或是思维模式，然而当法国人推翻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空有自由表象的共和政体却仍旧只是建立在原有废墟上的“新的怪物”。它建立层层的行政体制，成为了一种新的专制，即所谓民主的专制。在拥有贵族阶级的旧社会，每个阶级都有这个阶级自己所负有的社会使命，领主处理一定公共事务，农民耕种为国家生产粮食，贵族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每个阶级之间有一定的障碍，想从一个阶级跳到另外一个阶级并非易事。哪怕一个工商业者拥有再多的财富，他也难以为子孙争取到一定的爵位。而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所有的阶级都逐渐趋同。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再无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瓜葛，他们全心关注的只是一己私利，他们只顾及自身，屈身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失去了呼吸的空间。自由或许不高尚，但是因其公正而美好，然而，笔者认为，一种在专制之下的自由，必然失去其作为自由的本来面貌，徒有其表。
在这种社会中，金钱已经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准，所以几乎没有谁不拼命地存储金钱。不惜以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癖好，对物质利益与享受的追逐，便成为最司空见惯的情感。这种情感毫不费力的在一切阶级之中蔓延开来，甚至贯彻到一向于此无缘的阶级中去。[2]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事实上，革命已经发生了，新的时间已经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仍可能为旧的东西所纠缠。我们应该把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不断发生的彻底断裂。应该看到旧的传统总是遗存于新的现实，而新的现实又总在生成新的传统，这是一个不断累积叠加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革命者与改革者的事业才显得那么艰难，仿佛永远免除不了那些旧东西幽灵般的纠缠，不断地出现反复与倒退。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一个政治家怀有多么崇高远大的政治愿景，他也不能仅凭借理想与信念行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何试图改造现实的政治实践，唯有首先扎根于现实，才有成功的可能。（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M].杨人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M].雅瑟，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3]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