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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克宗古城里发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在别处。酒吧柜台站着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是一位颇有前途的篮球运动员,现在发福了。为了多看几眼心仪的姑娘,他曾爬上高墙,然后跌下来摔断了腿。直到现在他走路都跛着。酒吧墙上贴满了篮球运动员的海报,跛脚年轻人是这家酒吧的服务生,他一边擦拭杯子,一边目光逡巡。没人会在意他的故事,所以他格外迷恋别人的故事。角落里坐着一个长发姑娘,一直低头喝酒,姑娘旁边都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陌生人们在柔和的灯光里,享受着类似异域的喧器生活。酒吧里的音乐从低矮的围墙里逃跑,与古城其他酒吧、客栈和商铺的音乐交汇,这让来到香格里拉的人知道,独克宗是不容忽视的最繁华地带。这是2008年的凌晨3点半,是北京奥运会要举办的这年。酒吧里的人不会知道,在一团热闹的包围中,一位叫刘群的奥运火炬手,那年刚好满60 岁,他已经很久不能好好睡上一觉了。
刘群是古城的原住民,他正忙着搬家,实际上很多原住民早已搬了出去,这里早就不再适合居住。但刘群迷恋这里,整座古城环龟山而建,而他家祖宅就恰好建在龟的头部。这是风水好的一种说法,但刘群更留恋的是自然的馈赠:好像每一丝阳光都光顾这里,而每一缕风都回避这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不搬家也可以,你知道,我能打电话投诉他们。”如今年过七旬的刘群,坐在椅子上,双手摩挲着因运动过度而受伤的膝盖,温柔地说。的确,凌晨酒吧的高分贝音乐和人声,都是扰民的。但老人家却说,从前这里是马帮集散点,每当夜幕降临,要进西藏的马帮将骡马拴在一楼吃草,而疲倦的客商就在二楼吃饭,然后酣然入睡。1957年,丽江至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公路建成通车,独克宗随着马帮的消失而逐渐衰落。“自那之后,古城不再为马帮服务,却继续满足着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有人打铁,有人烤酒,有人画唐卡……”而现在,形势又发生改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里商铺成片,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因为还爱着古城,所以他心疼、迁就在这里做买卖的人,也希望来古城的人能玩得尽兴。这是古城原住民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
那群在酒吧喧器的年轻人,大概少有人知道,他们品酒的位置,叫达拉,是蒙语,意思是关马的圈。这是蒙古人在此管辖时留下的名称。而叫达拉的建筑,一般是主房前筑有一圈土墙,将天井围起来,牛马就在这圈里大口吃草,随意践踏。现在,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将昔日的马圈改成酒吧、手工作坊、客栈民宿、咖啡屋等。“虽然这种浪漫建立在昔日的马圈里,但这份特殊的浪漫所固有的特殊味道,在别的地方,别的古城,是没有的。”刘群并没有搬离古城很远,他常去古城里散步,或者站在高处,俯瞰独克宗的尘封岁月,甚至约上三两好友去“马圈”里坐坐,仿佛昔日的茶马互市至今还活着。
时间倒转回70年前,那时的刘群刚好3岁。他总穿着一件长棉袄,穿梭在古城里,自称“小县委”,也喜欢别人叫他“小县委”,要是别人不那么叫,他会就地撒泼打滚,妥妥一个“浑小子”。“小县委”,在当时是很炫目的名词。“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哄着我,民族工作队的同志上下护着我,家里老老小小捧着我。”用刘群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段不能准确知道自己是谁的日子。3岁起,刘群身后总跟着一个叫扎西的男孩,大概大他3岁的样子。过了很多年,刘群才通过回忆的细节确定,那个扎西其实是家里祖母给他雇用的“小保镖”。那时候的他,在独克宗“横行霸道”,作为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祖母特意叫了邻居的孩子,作为宝贝孙子的跟班。“扎西有一个继父,家里日子不好过,他起床后,基本上是每天來我家吃早饭。”不难想象,一个小屁孩,在别的孩子面前,噘起小嘴,握紧拳头,气呼呼地要施展自己权威的滑稽样子。“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厉害,从3岁到8岁,扎西一直都在我身边。”
一个小孩子在万般呵护中成长,不免让人好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这要从刘群的祖父刘恩讲起。刘恩的祖父是从浙江的一个农村,一路讨生到了鹤庆,之后又辗转多次到了中甸(今香格里拉)。刘恩的父亲是挑担货郎,靠着赤脚游走四乡做针头线脑的买卖,勉强养活三男两女。刘恩和父母及四兄妹,就挤在约36平方米的板式平房里,破败、拥挤,贫困,是这家人的底色。
刘恩是家里的长子,9岁时放弃读私塾,到独克宗的几家商行和小食店做小伙计,以此帮助家人维持生计。在云昌商行做伙计时,刘恩已经是身怀做菜绝技的小伙子,时任中甸扶夷厅同知的阮大定常到这里吃饭谈天,每每大饱口福之后,不忘对刘恩大加赞赏。刘恩勤快且善于巴结,博得阮大定欢心能捞好处,这是他能够料想到的。这天,几杯青稞酒下肚,阮大定微醺,他望着刘恩,将小中甸死了一个把总,需要补缺的消息和盘托出。阮大定将补缺之事卡住,指示刘恩去找老民写举荐书。刘恩欣喜若狂,他明白这种机遇几乎是千载难逢,因为在当地要补缺土官是一件大事。有人不惜在要咽气的土官病榻前安插线人,以第一时间掌握去世的消息。一旦去世,惦记官职的人,便全力组织活动以补缺,这其中花费白银千两也是常有之事。而刘恩在阮大定的提携下,18岁时当上了把总,每年可享青稞2100斤,俸银10两。刘群曾在文章里形容祖父当把总,是“无异捡了一个金蛋”。不止如此,那是清朝末年,不少人还是愿意到衙门打官司,刘恩担任县衙文案一职,额外得青稞80斤,文案每递一份诉状,可收银2钱。从此,刘家衣食无忧可想而知。
命运的大转机出现,刘恩的亲事便提上日程。女方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霞那”家,其祖曾在清咸丰年间任把总。在一次中甸茶会上,刘恩对那个“个子1米50,圆额、尖下巴、但身体发育得十分结实”的藏族女人,倾心不已。“茶会”,中甸藏语称为“扎扎”,意为请人喝酥油茶的聚会,是专门为未婚者服务的。在节日或农闲的日子里,几个同伴一同出游或赶会,就常酝酿出一个茶会。他们在途中相逢,遇到意中的集体(为异性青年群),先在内部统一意见,然后便商定邀请。邀请不拘形式,可以自己去抢帽子和头巾,被抢者做出坚决讨还东西的姿态,紧追不舍,直到两人进行协商;害羞一些的,可以请一家人做主,这家主人会把男女青年邀请到家里,提供酥油茶和吃的,心仪的人就坐在人群之中。茶会是晚上开始,天亮结束,青年人在一起唱歌聊天,每一次茶会都能成一两对。在那次茶会上,她主动向刘恩表白,催他赶紧提亲。刘恩结婚了,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锦上添花的是,刘恩又摊上了另一个肥差。
1909年,同知阮大定因罪获罚,他被革职后,张国玺接任。事发突然,上一任未及卷走银两,张国玺便有了用公款博取乡邻欢喜的想法,他任命以刘恩为首的几人去管工,将独克宗的街面道路修葺一番。那时候的古城,一下雨道路就泥泞不堪,人、牛、马,都有在坑坑洼洼路面上深一脚浅一脚的经历。刘恩组织人去采石,并请了6名石匠,开的工资并不高。派工依据旧制,即强令附近的村民采石,将打磨好的石头运送到城里,他们所得只有生活费,而将石头铺在街上路上,则由关押在狱中的犯人们完成。铺路是一件惠及千家万户的好事,因而向每户征银二两时,众人都比较爽快。而且每户会主动出白工,所以只4个月,北门街到仓房街的路面就焕然一新了。这条路,在当时的古城比较时髦抢眼,中间是两行金黄的条状石头,两边铺的是青色石块。视觉上,颜色、形状的搭配,令人眼前一亮,乡下人进城会交口称赞。第二期的施工,是北门街到金龙街、转水井的路,全城人都在此取水的水井,顺带被他们用条石修葺一新。前后不到一年,新修的路就将主要街道与重要公共场所全部连接起来。“那个时候官场的管理无章法,既没有事先的设计规划,也没有事后的审计监督,所以我祖父大大地捞了一把。”刘恩在这件肥差之后,开始购房购地,他们一家在此生活了三代,对这里的熟悉,使得他们选到一处好宅基地,宅院建好没几天,刘群就出生了。
刘群的到来,对这个土司大家族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他呱呱坠地那天,一向神情严肃的祖父脸上换上了笑容,父亲也跟着笑。“我不是长房长孙,按常规,祖父不至于高兴到这种程度。我父亲排行老二,孙子辈中男丁我排行老四。但祖父有意要我父亲在家承业,现在父亲有了儿子,祖父的设计就可以实现了。”刘群的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到处有相好,甚至有在昌都、打箭炉(康定)或者丽江安家的想法,跟那时候所有跑马帮的大老板一样,哪里的女人先诞下儿子,就将家定在哪里。
刘群的母亲也是藏族,她从18岁嫁到刘家后,尽力侍奉公婆,“像藏獒一样顾家,像母獐讨好公獐一样不松懈地向父亲卖弄风情”。但不幸的是,出嫁后第5个年头,她的肚子仍没有任何动静。在离县城1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有名的寺院,叫大宝寺,求佛求子的人往往会带上干粮和盘缠,到寺庙里住上几天。刘群的母亲,当时就围绕着大宝寺的小山磕长头,整整7天,双手双脚都鲜血淋漓,3张羊皮都被跪穿。2个月后,她怀上了孩子,10个月后,生下儿子。“我是这样来理解她的,她本来也是贵族家的小姐,很性情,但是嫁人后就收敛了。但她沉得住气,要是普通女人,可能两三年(没孩子),自己就放弃了,身体垮掉,意志消沉。”也正是因为母亲的沉稳和骄傲,父亲才得以回归家庭,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历历在目。一次,是看了苏联电影回来,几岁的刘群手舞足蹈地重演电影台词,当时半懂不懂的,但母亲和父亲就围在火塘边热烈地鼓掌。“那应该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候,很温馨。”但母亲像藏獒、像母獐子之类的事,不是听谁说的,而是成年之后的刘群慢慢体会出来的。
刘群的父亲,叫刘汉勋,出生于1918年,老乡们都尊称他为“刘二哥”。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人又十分仗义,出门在外的家乡小伙子投靠他的特别多。其实“刘二哥”很小的时候就是独克宗的“孩子王”,拉帮结派,偷鸡摸狗,打架都是出了名的。当时,国民政府在边疆推行汉语文教育,原来的那些私塾老师因此能领到相应的薪水,争取生源便是顺利成章的事。孩子王刘汉勋被送进了一位姓侯的先生那里。“侯先生知道我父亲,当时故意刺激他说,打架肯定读书不好。没想到我父亲脖子一梗,说,走着瞧。”刘汉勋读书很好,他的楷书能让其他的孩子当描红本。事实证明,书法这件无心插柳的事,最后还是成了刘汉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56年,他曾有机会到处去写毛笔字,而那是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他求之不得的一份欢喜。当时,他大笔一挥,旁边围观的人会忍不住叫好。 “我父亲一生的悲哀,在于他的努力总是被莫名其妙的缘由毁了。”按照刘群对父亲的描述,刘汉勋对事业的执着,是超出常人的,他事业的起点,是13岁那年考丽江中学落榜。当时是在丽江的街头,落榜的刘汉勋颓废不已,恰在这时遇到了他的姑父马铸才。马铸才早些年专门往返于鹤庆与拉萨之间的茶马古道上,从事马帮贩运,人称“马锅头”。他还创建了赫赫有名的“铸记”商号,是茶马古道上富甲一方的人物,生意做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刘汉勋恳请姑父带他到印度,马铸才倒也爽快,答应刘汉勋以学徒身份前往印度。对于13岁的孩子来说,到了印度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伙计的日子,有时候早上贪睡一会儿,一定少不了姑父亲手泼来的一盆冷水。辛酸苦楚自不必细说,17岁时,刘汉勋已精通英文、梵文、藏文。21岁时,他跟姑父闹翻,提出姑父付给他过往8年的工资,当然是高额工资,他认为自己的商业成绩是他人所不能比拟的。马铸才不肯高开。最后,拉萨的云南帮全体老板出面调停,姑父给了他由12匹马组成的驼队和12驮货物,从此刘汉勋也当上了马锅头。他最风光时候,在丽江的店家能一次性替他接待十几个老鄉。
1948年,内地的通货膨胀已经波及边疆,做生意的人损失最大。“我父亲的生意倒了,连驮嚼费都收不回来。”一群马锅头自动团结起来,一起前往昆明找货主讨要运费。在这个路上,马锅头们碰到中共派到云南开展地下工作的和万宝等人。解放全国是迟早的事,只是在云南情况有些特殊,因为国民党在云南的势力还有优势,发展和组织武装部队因而很有必要。马锅头和马脚子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胆识有一些,武力有一些,机缘巧合,他们组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藏族骑兵队。刘汉勋被任命为二中队的中队长,最后回到中甸(今香格里拉)开展工作,组建了“城防义务大队”,以保卫家乡为宗旨。这是一段快意人生,1950年,他曾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不仅受到毛泽东接见,还获赠一套毛呢中山装。9年后,刘汉勋重回北京,是到中央民族学院接受马列教育。再回故乡时,他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被安排到乡下的工作队。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刘群9岁的时候,记得父亲突然回家的“浪漫”场景。“一天,我回到家里,发现盆子、簸箕和水缸里都装满了鱼,原来是父亲回家了。”父亲的回归,让全家人忙活起来,连着三个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加工那些鱼。他们把鱼肚子破开,把肠子丢了,然后把鱼鳃抠出,将鱼串起来,再撒上些盐巴,做了鱼干。“我和妹妹干得最起劲,我们知道起码有一段日子我们不会太饿。”多年后,刘群想起会“变魔术”的父亲,嘴角浮起的还是被宠溺着的小男孩的笑容。“特别幸福,特别爽,天天吃鱼,但我长大了才知道,第一次不能吃那么多。那个时候没吃过鱼,后来十多天都反胃。”即使如此,但刘群知道那满屋满院鱼,是低谷期的父亲,努力对家庭负责的表现。当时刘汉勋是借口头伤发作,要请假去治疗,实际上他找从前的部下要了一颗手榴弹,然后跑到河里炸鱼,又趁着天黑背回家。“我父亲的头伤,是在一次追击特务时落下的。之后每逢阴天,他就会抱着头长久地不说话。”有些时候,刘群就坐在父亲身边,默默地望着父亲,没有一句话。
沉默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力量。少年时的刘群,生活并不安稳,但他总说得简短平静。其中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1964年,刘群刚好14岁。“正在古城上课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雨来,雨下得很大。当时是所有的牛都赶出去,老百姓集体去放牧,我母亲在里面。我就想她有没有伞,有没有避雨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不能考第一名,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要到农村去了。”当时古城还没有高中,在一次大雨中,刘群第一次意识到读书的某种特殊意义。自那之后,他将所有的课本都翻出来,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他很自觉地重新自学一遍。这种系统学习的方法,他一直保留至今,也是他很骄傲的一件事。但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立马得到回报。时代的原因,刘群没能去读高中,14岁以上的孩子都要下乡。从1966年到1978年,刘群都在繁重的劳动之后,酣睡如泥。“你之前过得好一点,然后你低下去,你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就比以前宽广了。可惜我没有更好的工具,否则我连宇宙的一些问题都要探究探究。”按照刘群自己的理解,祖父的起家,钱来得太快,人应该挣踏实的钱。旧社会体制崩塌的时候,刘群的成长迅疾无比,他说,他的亲人都有一种好像不劳而获的标签,在农村的12年,他对社会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不是靠别人,而是靠我自己一点一点地往前走,我感觉挺好。”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刘群考上了云南民族大学,但他最遗憾的还是没有读过高中。毕业之后,刘群当过老师,主修过《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志》,写过小说,出过书,所有工作都跟文化研究相关,这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幸运。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到,我却从别的渠道了解了,因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独克宗的浓情,不得不细说。刘群祖上的宅子叫拢巴第巴,在藏语中,这是两个词组。拢巴,是河谷地区的总称,因他的祖父刘恩是该地区的土司,这个宅基地因此得名。又因为其祖父是当地最大的土司,按照藏语的官位名称叫“第巴”,所以家名里顺理成章有了“第巴”字样,第巴是相当于县长一级官员的称谓。就是在拢巴第巴之上,刘群建了一座“十分耐说”的房子。那座房子很耐看,是古城里的一道风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用自己的智慧与爱,保护了一件文物。那房子在民国年间,属于当地有一家叫“窄达”的营官。“窄达”,当地藏语是金山江边的人家的意思。那家辉煌的时候,除了大房子,还有一座林卡(私人花园)。由于家道中落,急于用钱,乡下一家名字叫“夏艮”的土司就出现金买了“窄达”家主房。据说,“夏艮”家是将自己的老房子硬生生拆除,将买来的房子给嵌进去。房子十分气派,引来不少人围观。这是一座原本属于古城,但流落到乡下的房子。2004年,因房子要让位于公路,这家主人决定卖了老房子的木料。刘群便又把它买了下来,建在了自己祖宅“拢巴第巴”之上。时隔多年,老房子重回故里,气韵依旧。这座房子最早建于清代,各族工匠参与其中,在那些精雕细琢之间可见一斑,它有自己独特的美感,又区别于古城其他的房子。总之,它独特,因为它从历史中走来,也将向历史深处延伸。 同样在历史里绵延的,还有刘群和他的家族。算上刘群祖父刘恩的祖父,他们一家在此生活,已经有七代了。城与人的故事,在刘群的讲述和回忆中,焕发出令人动容的生机。在书房里,刘群珍藏在书架最底层的几大铁盒子照片,俨然是独克宗古城的史诗和神话现场。古城内曾有条街叫“猪市街”;还有几家猪肉店铺和烤酒坊,其中一家就是他外祖母开的;有条街叫“皮匠坡”,主要是纳西族制作皮革供应马帮;有条“丽江街”,大研、束河等丽江地名会出现在店铺的招牌上。捧着那些照片,我们慢慢地翻看着、讨论着、慨叹着,其祖父曾经铺的路,祖父和三叔、五叔以及侄子,古城藏医就诊,父亲上学的私塾,古城鞋匠及鞋,古城银匠和他花白的胡子,古城妇女背水归来……昔日的热闹繁荣,如今还被记录,它的再现就是宏大的宣言和无尽的独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张有五个少年的照片,他们眉清目秀,眼神清澈动人,照片背后清晰地写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曾经都在古城里穿梭、踩泥、上学、恋爱,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那就是近百岁的老者了。因一张照片,过去任意的一点都变得触手可及。
收起那堆照片时,天色向晚。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在楼梯上攀爬,他一面下楼,一面向着初次见面的我扔球。他是刘群的孙子。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了,似乎亲眼目睹了刘群曾和祖父闹别扭的往事。当时,刘群6岁,跟着家里的大孩子去上学,因此比班上同学小了几岁。但又因为学习还不错,交了一些少年朋友。年龄小,自觉没有什么凝聚力,便动了拿祖父的钱维持同学关系的念头。吃过晚饭后,趁着祖父闭眼休息,他就爬到祖父身上,找出钱包,假装数钱,然后就顺走了一些。次日中午,他约上同学,跑到古城的皮匠坡,那里有成排的小卖部。买了零食,同学们就拿着吃了。但东西还没吃完,祖父就找到了他。所有的孩子都害怕得瑟瑟发抖,而刘群却一点也不在乎。但祖父显然是生气的,山羊胡子抖动不停。“他问我钱到哪去了,我说已经付给别人了。我当时可能拿了家里的10块钱,算是大票子,祖父很生硬地牵着我的手,到了小卖部老板那里,又让我把全部的零钱拿出来,他又添了一些钱,换回了那张大票子。我当时很生气,祖父让我很没面子。”回到家后,母亲罚他站,父亲扇了他几下屁股,刘群气不过,把仇恨集中在最疼爱他的祖父身上。就在他决定不理祖父时,祖父从门口走过,他就冲着祖父的背影喊了一句“告爹告妈”,这是一句很不好听的土话,但骂完这一句,他还不解气,接着又补了一句更难听的:“告爹告妈,老爷给你一碗嬖血。”父亲的巴掌落在他的小脑袋上。因掌力过大,刘群一个趔趄,后脑勺碰在板壁上,哇哇大哭起来。他边哭边下楼,就地捡了小碎石,向祖父扔去,祖父没有躲。
对祖父的愧疚是第二天的事。刘群曾在《牦牛岁月》的书中写道:我心中开始涌起一丝丝愧疚的念头,从此这愧疚就没有离开过我。玻璃房罩住的院子里,霞光铺洒成一片。刘群将祖父的照片捏在手里,久久地凝望,曾经撒潑耍赖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为另一个调皮孩子的爷爷。下班时间,家人们回来热切地交谈,时而是藏语,时而是汉语,这又提醒我,发生在独克宗的故事,不会发生在别处。刘群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勒安旺堆,是个藏族名字,他的家族一直有藏汉结合的传统。独克宗,藏语里的意思是“建在石头上的城堡”,它是按照佛经中的香巴拉理想国建成的。古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海拔3300米,是历史上的滇藏茶马古道及今天滇藏公路的必经重镇,因着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在此繁衍生息,这儿便成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世居民族有九种,包括藏族、苗族、白族、彝族、纳族、汉族、普米族、傈僳族和回族。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独克宗因而有了和谐、舒适、包容和真诚的气质。住在这里的人,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