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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觉醒》是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女性主义经典之作。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点出发，从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与环境、环境描写这三组二元对立项分析该小说，从而揭示该模式对烘托小说氛围、凸显人物性格、深化悲剧主题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凯特·肖邦 《觉醒》 二元对立
凯特·肖邦的《觉醒》讲述了一位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的女性，她勇敢追求自我，摒弃传统习俗，但最终无法逃脱社会这张大网对她的束缚和压制而自杀。当时小说出版后，由于其内容“有伤风化”，遭到批评家的严厉抨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和好评。20世纪60年代《觉醒》被文学界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之一。在肖邦作品中随处可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自然主义、超验主义等流派的影子。本文拟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以管窥肖邦高超的写作手法。
结构主义批评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通常运用二元对立原则。本文致力探讨小说中出现的二元对立项——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人物性格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和环境描写的二元对立，以及其对悲剧主题所起的作用。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
肖邦在进行人物塑造时，有目的地刻画了几组对立的人物——礼昂和艾德娜、艾德娜和阿黛儿、礼昂和劳伯特。这些对立人物的刻画有力地突出和渲染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借此引导读者对其作品内在意义进行思索和把握。
礼昂和艾德娜的对立可以说是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礼昂是父权制的代表，是传统习俗和社会规则的维护者。而艾德娜则是当时那个社会受父权制压制的女性——妇女只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毫无自我、地位可言。礼昂是克里奥尔人，法国移民后裔，是贵族。他身受欧洲早期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严格的社会习俗和传统的宗教信条。他视妻子为一件宝贵的财产，生怕她遭到损坏。他和妻子之间没有共同的爱好，礼昂真正关心的是证券交易、股票、债务之类的事。闲暇的时候就去克联饭店打牌，有时回来晚时兴致高昂，话很多，一进门就把早已熟睡的妻子给吵醒了。他完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艾德娜唯有顺从，而后独自在黑夜里大哭一场。出于生意上的需要，礼昂安排星期二为他们的会客日。每到这一天，艾德娜就盛装在家接待访客。当艾德娜厌倦这一做法拒绝时，礼昂大为恼火，不理解他的妻子，反而批评她，“如果我们要跟得上潮流就得遵守某些社会规范”[1]63。艾德娜不甘于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一心发展自己的艺术（绘画）潜能，可她丈夫指责她“把时间浪费在画室里，简直太荒唐”。可以说艾德娜的婚后生活毫无欢愉可言，她和礼昂之间缺乏交流和真爱，丈夫只是一味地指责她，使得他们的关系慢慢变得疏远。艾德娜对这没有爱情的婚姻失望透顶，从而为她情感上的出轨埋下伏笔。
艾德娜和阿黛儿是完全不同的女性代表。阿黛儿的美丽贤淑是传统的女性典范，而艾德娜则是传统习俗的藐视者。阿黛儿严格遵循传统习俗和社会规范，努力扮演好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她是“妈妈型的女人……这些女人视儿女为偶像，崇拜自己的先生，并且认为抹杀自我、像守护天使般长出一对翅膀是最神圣的天职”[1]9。她在午后“常常带着针线和艾德娜坐在一起”。她学弹琴完全是为了丈夫在家宴请朋友的需要，对丈夫所做的每件事都感兴趣。她还时刻教育艾德娜多为孩子们想想。可以说阿黛尔每一次出现都提醒艾德娜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责任。与阿黛尔相反的是，艾德娜不是妈妈型的女人，她也不会像保护神那样跟随着她的孩子们，而任由他们。结婚六年来虽然表面她事事顺着丈夫的意思，可她骨子里有一种天生俱来的叛逆性格。自从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苏醒之后，她取消了每周二的会客日，干自己喜欢的事，完全不理会丈夫和孩子。还爱上了年轻的劳伯特，并决定离开礼昂，另租“鸽楼”居住，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肖邦有意刻画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女性，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有效地将小说情节串联起来。
礼昂和劳伯特在小说中是一组对立的人物。礼昂是克里奥尔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因而他有钱、有地位。小说中对他的外表是这样描述的“戴着眼镜，年约四十，身材中等……胡子修得又小又整齐”，这是典型的克里奥尔人的理想绅士，是克里奥尔女人们仰慕的对象，他们都说礼昂是“世上最好的丈夫”，可艾德娜却对此不以为然，她厌倦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劳伯特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很多财产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于鄙视富贵的艾德娜更具有吸引力。劳伯特外表衣着打扮完全不同于丈夫礼昂，他的“肤色和发色都像身旁的艾德娜，脸上又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更像了”，“坦荡荡的面容没有丝毫的忧虑，眼里凝聚且荡漾着阳光和慵懒”[1]4。这里作者暗示他们是心有灵犀的，是天生一对。劳伯特善于扮演骑士的角色，他懂得如何关心体贴太太或小姐们。由于礼昂对她的人格和个性漠不关心，劳伯特对她的体贴入微恰似久旱甘霖，因而她很快爱上了劳伯特，然而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组人物的对立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得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也预示了悲剧的发生。
二、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对应
肖邦塑造人物形象时暗示了人物的性格能否适应环境，是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在整部小说中，两位女性人物的性格和她们所处的环境存在对立冲突，导致她们的悲剧命运。
女主人公艾德娜豪迈洒脱，但她天生就有一种倔脾气，不愿屈从社会的传统理念和宗教势力的压迫。但她还是小孩子时，“不想做祷告，不想参加长老会的礼拜”[1]20。艾德娜“弥撒时，觉得很闷，昏昏欲睡，头便开始痛了起来。只想离开教室窒息的气氛”[1]44。但在宗教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若和宗教相抵触，那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倔强的性格更给她带来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婚前礼昂的花言巧语，认真而炽烈的追求使她“觉得开心”“她以为两者之间有默契，品位相近”[1]22。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她被虚幻的假象迷惑了。此外，又因礼昂是天主教徒，她的姐姐和父亲都极力反对，但她天性顽固倔强，并不听父亲和姐姐的劝阻毅然嫁给了礼昂。婚后，丈夫对她的漠不关心和一味斥责，让她感觉到毫无幸福可言。虽然衣食无忧，可她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换句话说，如果她委身屈就地顺应环境，努力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甘愿為礼昂做出牺牲，不奢求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阿黛儿一样，那么她的命运会大不一样。正因为她勇敢叛逆的性格，才使她追求她之所需，但最终无法得到需要的，酿成了悲剧。可以说，艾德娜就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 小说中和艾德娜关系紧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钢琴家芮芝小姐，其孤傲的性格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因而离群独居，孤独一生。小说中这样描写钢琴家：“态度傲慢而不自然。她的容貌丑陋，小小的一张皱缩的脸，干枯的身子……她的衣着完全没有品位，一袭黑蕾丝衣衫已经陈旧褪色，发际还别了束紫罗兰假花”[1]30。将钢琴家描写成一个讨厌鬼。实际上，她就是我行我素，完全不顾忌别人对她的评价。她待人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人，因而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理解，人们都把她当作精神错乱、畸形的人。钢琴家一生单身，把所有精力都献给所热爱的音乐。在父权制盛行的那个时代，妇女只能充当妻子、母亲的角色。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蔑视传统，蔑视社会给妇女所加的条条框框，必然招致整个社会的不理解和唾骂，注定她必将孤独一生。但是如果她遵从社会习俗，结婚生子，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而且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与人为善，和气待人，那么她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好评，她的人生也会大不一样。
拉提诺·阿黛儿是父权制社会塑造出来的典型的妇女形象。她是妈妈型的女人，相夫教子，甘愿做人妻、为人母，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因而人们对她褒扬有加，不会对她有任何非议。但艾德娜可内心里“不禁替拉夫人觉得可怜，同情她过得如此毫无色彩，她的灵魂只有无知的满足，从来没有受过一分钟的痛苦，也没有尝过一分钟人生的狂喜”[1]70。
三、环境描写方面的二元对立
肖邦在描写自然环境时存在明亮与黑暗、抑郁与轻松的二元对立，意在揭示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从而更加有效地烘托悲剧氛围。
艾德娜和劳伯特相识在如火激情的夏天。他们在一起时，周围的氛围是轻松的，双方有共同的话题，都对彼此的话感兴趣。他们在一起总是在阳光妩媚的白天或傍晚，傍晚的景色就更加迷人了。他们漫步海滩，暖风微微地吹拂，感到很惬意。在艳阳高照的一天，艾德娜随劳伯特一起到尚奈尔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终于得以自由漂流，任意扬起帆来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2]42，之后两人畅想着经历各种刺激的事情。只有劳伯特能迎合艾德娜的奇思妙想，而她的丈夫礼昂是万万做不出来的。在安瑞夫人家里，艾德娜一觉醒来之后，“双眼明亮，全然清醒，脸庞泛着红光”。婚后和礼昂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劳伯特一走，“仿佛把一切阳光、色彩和意义都带走了”[1]57。由于禁不住对艾德娜的思念，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坐在芮芝夫人家的窗边，“天气有点热，从河面吹来的微风感觉非常舒服”，这一环境的描写和她当时将要遇到劳伯特的心境是和谐的。而后又是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遇到劳伯特。劳伯特绝情的离去是在充满伤感的夜晚，这使得艾德娜满心绝望。
小说中，礼昂和艾德娜的对立冲突都发生在夜晚，使得艾德娜觉得更加压抑。小说中描写礼昂从克联饭店打牌回来已经十一点了，可他仍然兴致高昂，大声喧哗，把早已熟睡的妻子给吵醒了，还喋喋不休地责备。过了一会儿，他就呼呼大睡了，此时艾德娜完全清醒，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只好一哭了之。而后一个凌晨，艾德娜躺在户外的吊床上不肯回到屋里去，这是她第一次和丈夫产出冲突，但最终向现实屈服。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之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她拒绝每周二再盛装接待各种访客，这令礼昂很为恼火。这次冲突也是发生在夜晚。当晚，她摔了戒指、砸碎花瓶想以此逃脱婚姻对她的束缚。而戒指毫发未损，又被戴在手指上。这一切都说明她的抗争是徒劳无功的，无法摆脱陈旧的社会习俗那张大网。艾德娜在芮芝家里一边读着劳伯特的来信，一边听芮芝小姐演奏音乐也是在夜晚，这暗示她和劳伯特的爱情是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气氛。
凯特·肖邦在《觉醒》中成功地运用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生动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它们不仅深化了悲剧主题，而且赋予了文本全新的意义和深邃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杨瑛美，译.觉醒[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
关键词： 凯特·肖邦 《觉醒》 二元对立
凯特·肖邦的《觉醒》讲述了一位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的女性，她勇敢追求自我，摒弃传统习俗，但最终无法逃脱社会这张大网对她的束缚和压制而自杀。当时小说出版后，由于其内容“有伤风化”，遭到批评家的严厉抨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和好评。20世纪60年代《觉醒》被文学界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之一。在肖邦作品中随处可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自然主义、超验主义等流派的影子。本文拟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以管窥肖邦高超的写作手法。
结构主义批评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通常运用二元对立原则。本文致力探讨小说中出现的二元对立项——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人物性格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和环境描写的二元对立，以及其对悲剧主题所起的作用。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
肖邦在进行人物塑造时，有目的地刻画了几组对立的人物——礼昂和艾德娜、艾德娜和阿黛儿、礼昂和劳伯特。这些对立人物的刻画有力地突出和渲染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借此引导读者对其作品内在意义进行思索和把握。
礼昂和艾德娜的对立可以说是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礼昂是父权制的代表，是传统习俗和社会规则的维护者。而艾德娜则是当时那个社会受父权制压制的女性——妇女只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毫无自我、地位可言。礼昂是克里奥尔人，法国移民后裔，是贵族。他身受欧洲早期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严格的社会习俗和传统的宗教信条。他视妻子为一件宝贵的财产，生怕她遭到损坏。他和妻子之间没有共同的爱好，礼昂真正关心的是证券交易、股票、债务之类的事。闲暇的时候就去克联饭店打牌，有时回来晚时兴致高昂，话很多，一进门就把早已熟睡的妻子给吵醒了。他完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艾德娜唯有顺从，而后独自在黑夜里大哭一场。出于生意上的需要，礼昂安排星期二为他们的会客日。每到这一天，艾德娜就盛装在家接待访客。当艾德娜厌倦这一做法拒绝时，礼昂大为恼火，不理解他的妻子，反而批评她，“如果我们要跟得上潮流就得遵守某些社会规范”[1]63。艾德娜不甘于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一心发展自己的艺术（绘画）潜能，可她丈夫指责她“把时间浪费在画室里，简直太荒唐”。可以说艾德娜的婚后生活毫无欢愉可言，她和礼昂之间缺乏交流和真爱，丈夫只是一味地指责她，使得他们的关系慢慢变得疏远。艾德娜对这没有爱情的婚姻失望透顶，从而为她情感上的出轨埋下伏笔。
艾德娜和阿黛儿是完全不同的女性代表。阿黛儿的美丽贤淑是传统的女性典范，而艾德娜则是传统习俗的藐视者。阿黛儿严格遵循传统习俗和社会规范，努力扮演好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她是“妈妈型的女人……这些女人视儿女为偶像，崇拜自己的先生，并且认为抹杀自我、像守护天使般长出一对翅膀是最神圣的天职”[1]9。她在午后“常常带着针线和艾德娜坐在一起”。她学弹琴完全是为了丈夫在家宴请朋友的需要，对丈夫所做的每件事都感兴趣。她还时刻教育艾德娜多为孩子们想想。可以说阿黛尔每一次出现都提醒艾德娜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责任。与阿黛尔相反的是，艾德娜不是妈妈型的女人，她也不会像保护神那样跟随着她的孩子们，而任由他们。结婚六年来虽然表面她事事顺着丈夫的意思，可她骨子里有一种天生俱来的叛逆性格。自从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苏醒之后，她取消了每周二的会客日，干自己喜欢的事，完全不理会丈夫和孩子。还爱上了年轻的劳伯特，并决定离开礼昂，另租“鸽楼”居住，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肖邦有意刻画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女性，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有效地将小说情节串联起来。
礼昂和劳伯特在小说中是一组对立的人物。礼昂是克里奥尔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因而他有钱、有地位。小说中对他的外表是这样描述的“戴着眼镜，年约四十，身材中等……胡子修得又小又整齐”，这是典型的克里奥尔人的理想绅士，是克里奥尔女人们仰慕的对象，他们都说礼昂是“世上最好的丈夫”，可艾德娜却对此不以为然，她厌倦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劳伯特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很多财产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于鄙视富贵的艾德娜更具有吸引力。劳伯特外表衣着打扮完全不同于丈夫礼昂，他的“肤色和发色都像身旁的艾德娜，脸上又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更像了”，“坦荡荡的面容没有丝毫的忧虑，眼里凝聚且荡漾着阳光和慵懒”[1]4。这里作者暗示他们是心有灵犀的，是天生一对。劳伯特善于扮演骑士的角色，他懂得如何关心体贴太太或小姐们。由于礼昂对她的人格和个性漠不关心，劳伯特对她的体贴入微恰似久旱甘霖，因而她很快爱上了劳伯特，然而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组人物的对立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得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也预示了悲剧的发生。
二、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对应
肖邦塑造人物形象时暗示了人物的性格能否适应环境，是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在整部小说中，两位女性人物的性格和她们所处的环境存在对立冲突，导致她们的悲剧命运。
女主人公艾德娜豪迈洒脱，但她天生就有一种倔脾气，不愿屈从社会的传统理念和宗教势力的压迫。但她还是小孩子时，“不想做祷告，不想参加长老会的礼拜”[1]20。艾德娜“弥撒时，觉得很闷，昏昏欲睡，头便开始痛了起来。只想离开教室窒息的气氛”[1]44。但在宗教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若和宗教相抵触，那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倔强的性格更给她带来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婚前礼昂的花言巧语，认真而炽烈的追求使她“觉得开心”“她以为两者之间有默契，品位相近”[1]22。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她被虚幻的假象迷惑了。此外，又因礼昂是天主教徒，她的姐姐和父亲都极力反对，但她天性顽固倔强，并不听父亲和姐姐的劝阻毅然嫁给了礼昂。婚后，丈夫对她的漠不关心和一味斥责，让她感觉到毫无幸福可言。虽然衣食无忧，可她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换句话说，如果她委身屈就地顺应环境，努力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甘愿為礼昂做出牺牲，不奢求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阿黛儿一样，那么她的命运会大不一样。正因为她勇敢叛逆的性格，才使她追求她之所需，但最终无法得到需要的，酿成了悲剧。可以说，艾德娜就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 小说中和艾德娜关系紧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钢琴家芮芝小姐，其孤傲的性格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因而离群独居，孤独一生。小说中这样描写钢琴家：“态度傲慢而不自然。她的容貌丑陋，小小的一张皱缩的脸，干枯的身子……她的衣着完全没有品位，一袭黑蕾丝衣衫已经陈旧褪色，发际还别了束紫罗兰假花”[1]30。将钢琴家描写成一个讨厌鬼。实际上，她就是我行我素，完全不顾忌别人对她的评价。她待人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人，因而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理解，人们都把她当作精神错乱、畸形的人。钢琴家一生单身，把所有精力都献给所热爱的音乐。在父权制盛行的那个时代，妇女只能充当妻子、母亲的角色。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蔑视传统，蔑视社会给妇女所加的条条框框，必然招致整个社会的不理解和唾骂，注定她必将孤独一生。但是如果她遵从社会习俗，结婚生子，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而且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与人为善，和气待人，那么她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好评，她的人生也会大不一样。
拉提诺·阿黛儿是父权制社会塑造出来的典型的妇女形象。她是妈妈型的女人，相夫教子，甘愿做人妻、为人母，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因而人们对她褒扬有加，不会对她有任何非议。但艾德娜可内心里“不禁替拉夫人觉得可怜，同情她过得如此毫无色彩，她的灵魂只有无知的满足，从来没有受过一分钟的痛苦，也没有尝过一分钟人生的狂喜”[1]70。
三、环境描写方面的二元对立
肖邦在描写自然环境时存在明亮与黑暗、抑郁与轻松的二元对立，意在揭示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从而更加有效地烘托悲剧氛围。
艾德娜和劳伯特相识在如火激情的夏天。他们在一起时，周围的氛围是轻松的，双方有共同的话题，都对彼此的话感兴趣。他们在一起总是在阳光妩媚的白天或傍晚，傍晚的景色就更加迷人了。他们漫步海滩，暖风微微地吹拂，感到很惬意。在艳阳高照的一天，艾德娜随劳伯特一起到尚奈尔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终于得以自由漂流，任意扬起帆来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2]42，之后两人畅想着经历各种刺激的事情。只有劳伯特能迎合艾德娜的奇思妙想，而她的丈夫礼昂是万万做不出来的。在安瑞夫人家里，艾德娜一觉醒来之后，“双眼明亮，全然清醒，脸庞泛着红光”。婚后和礼昂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劳伯特一走，“仿佛把一切阳光、色彩和意义都带走了”[1]57。由于禁不住对艾德娜的思念，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坐在芮芝夫人家的窗边，“天气有点热，从河面吹来的微风感觉非常舒服”，这一环境的描写和她当时将要遇到劳伯特的心境是和谐的。而后又是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遇到劳伯特。劳伯特绝情的离去是在充满伤感的夜晚，这使得艾德娜满心绝望。
小说中，礼昂和艾德娜的对立冲突都发生在夜晚，使得艾德娜觉得更加压抑。小说中描写礼昂从克联饭店打牌回来已经十一点了，可他仍然兴致高昂，大声喧哗，把早已熟睡的妻子给吵醒了，还喋喋不休地责备。过了一会儿，他就呼呼大睡了，此时艾德娜完全清醒，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只好一哭了之。而后一个凌晨，艾德娜躺在户外的吊床上不肯回到屋里去，这是她第一次和丈夫产出冲突，但最终向现实屈服。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之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她拒绝每周二再盛装接待各种访客，这令礼昂很为恼火。这次冲突也是发生在夜晚。当晚，她摔了戒指、砸碎花瓶想以此逃脱婚姻对她的束缚。而戒指毫发未损，又被戴在手指上。这一切都说明她的抗争是徒劳无功的，无法摆脱陈旧的社会习俗那张大网。艾德娜在芮芝家里一边读着劳伯特的来信，一边听芮芝小姐演奏音乐也是在夜晚，这暗示她和劳伯特的爱情是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气氛。
凯特·肖邦在《觉醒》中成功地运用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生动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它们不仅深化了悲剧主题，而且赋予了文本全新的意义和深邃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杨瑛美，译.觉醒[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