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打算建构一个价值体系以充当一位不堪重负的道德先知,他毕生的努力都是在开辟一条富有客观意义的方法论途径,以求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上提供一个普适性的理性主义经验知识系统。
　　这个系统的重要支柱之一《经济与社会》,就是建构一个方法论框架,通过对历史现实的系统性比较研究,以期揭示又一个经验事实的前因和后果: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而且只能是自发地产生于西欧?它对现代人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按韦伯的经济学技术分析,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创造、积累和经营资本货物以满足需求乃至满足贪欲的经济获利活动,那就不难看出,它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韦伯称之为传统型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零星、分散或者无序的经济现象,其中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是政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它的余韵,如我们熟知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共同之处,仅是在时间坐标上属于现代,在类型学谱系中则与晚期的法老埃及相去不远,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力进行无理性扩张,或者在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其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相形之下,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注定是一种现代现象。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传统,经由新教各教派独辟蹊径的努力,终于从隐修主义宗教精英的拒世动力,转化为从来世着眼、从今世着手的平信徒的入世信仰,并被毫不懈怠地投入了改造尘世的过程,使得尘世的所有条理化劳动升华成了自我救赎的天职,由此出人意料地培育出了一个导致财富不断增长的理性经济系统,而一系列先在的同构性技术条件,尤其是世俗政治权力结构和圣俗法律制度的多元理性化程度,满足了、然后又不得不继续满足这个系统的不断扩张提出的核心要求:与经济行动有关的所有社会行动领域的可计算性。结果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再次畸变为一个朝不保夕或者只顾一锤子买卖的政治经济学怪胎,而是成长为一种越来越令人无可逃避的文明形态。
　　《经济与社会》——或说是人本身的历史——给现代人展示了他的宿命。然而,在韦伯看来,对于这种宿命,不宜轻率作出乐观的判断。如同价值理性越走极端就越可能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样,工具理性如果出现极端倾向,则会越来越把手段当做价值目标,而在这个任何一元化的价值系统最终都丧失了客观意义的世界上,人的理性化机制会把人本身置于什么境地?
　　韦伯没有、也无意对此给出最后的答案。《经济与社会》只是留下了一个看来不容置疑的启示:现代人作为人的最终目标就在于他的自由与尊严,而且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这也是韦伯的终极关怀所在,不妨用个大白话说,这意味着每个现代人——当然首先是他的每个德意志同胞——都应该活得像个人样。
　　目标有了,手段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20世纪之初那个充满了新颖刺激和诱惑的混沌年代,像韦伯那种浸透了客观精神的历史感,只能驱使他继续进行合乎逻辑的事实判断:最可取的技术手段,只有宪政民主,惟其如此,创造出空前财富的现代社会才能有望不至于化作一具庞大的行尸走肉。在这个问题上,人早已理性地证明了,人的理性始终是残缺的;漫谈民生罔顾民主,这不是追求现代人的自由与尊严,而是追求现代化的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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