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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领域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或衰退的过程，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作为战后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冷战后则更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及其所引发的问题，还是在思考战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国家及国家的作用都被置于各种不同讨论的话题核心和焦点。
一
当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是与战后重建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政策与措施也往往被看作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发达国家主要以改变所有制形式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战后初期通过实行国有化以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有效整合国家经济资源，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事实上，在战后初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国家计划是一条有效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合法化，甚至使国家干预成为一种规范，而国有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非国有化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又纷纷转向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减少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提高经济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从而使市场化和私有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近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宏观目标。实际上，限制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介入和减少政府干预不过是市场化的一个笼统表述。除此之外，市场化还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主权、价格的自由化、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效率的竞争、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等更为丰富的内涵。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主要源于国家的经济问题，确切地说是国家的经济困难，而改革的方向和策略则更多和更直接地受到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影响，并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不管是出于国内要求还是国际压力，国家在启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但改革却可能会出现国家的作用加强或式微的不同结果。
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的变化，首先是与经济改革的策略选择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改革的策略在从目标和顺序的确定到把握速度等多个方面对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从改革的目标看，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等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换句话说，不同国家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但改革对于经济表现的影响和对国家作用的影响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从世界范围看，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选择以上述目标作为改革的方向。由于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各不相同，再加上不同国家对目标的理解和具体界定也存在差异，各国的既有制度需要作出改变的要求和压力是不同的。
其中，对于在经济改革中既占据先机又有能力主导国家经济改革的西方国家而言，改革的目标对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改革的良好效果既为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使主导制定并实施改革政策的政府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国家作用的加强提供了重要的理据。可以说，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未受到削弱。
现存制度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改革的速度。应该说，当代世界经济改革的目标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设定的，发达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改革的日程。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改革时仍保持谨慎的速度，避免使改革的推进对社会造成不可接受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就体现了英国政府在推进改革时的谨慎姿态。在私有化改革中，政府始终重视将每一步改革的结果和影响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依据，及时调整改革节奏。英国的私有化过程因而特别复杂和漫长。
在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之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激进改革。在实行激进改革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特别是货币政策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及资本流动、解除管制等措施，改变了政府决定国内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能力，使国家基本丧失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手段，制约了国家在社会与政治管理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作用有被边缘化之虞，甚至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损害，国家经济政策丧失了民族主义特征。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调整和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普遍推行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却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的能力；经济的持续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失去重要的社会支持基础。同时，民众因此而产生的持续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削弱了政府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的能力。这是拉丁美洲国家在进行经济调整时所付出的重要政治成本。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不同，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强烈的政治变革的压力和要求，其结果不仅是转型中出现了激进的政治变迁，还出现了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既是政治变迁的一个结果，也可以看作经济激进变革的政治性后果。经济与政治方面同时发生的急剧变化，虽然使转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也造成了不同改革政策间相互配合和协调的困难，并破坏了不同时期政策的连续性。昂贵的社会与政治成本是这些转型国家的共同特征，而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则是其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
与激进改革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渐进改革强调对改革的政治支持的需要。因此，在改革目标、顺序和速度等方面都将社会的接受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并以社会反应作为评估具体改革政策的重要指标。由于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充分关照社会需求（尽管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使经济改革过程成为国家不断获得和积累支持的过程。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国家的作用始终未被削弱。渐进改革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功，为国家赢得了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政治支持，使政府在进一步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免于来自社会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国家作出恰当的决策并保持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为强化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创造了更大的可能空间。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始终掌握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导权。但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国家作用的理解，却明显表现出对国家作用的排斥，并将国家的作用不恰当地与民主化联系起来。于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促进市场自由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民主则被认为具有维护市场自由的价值。
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往往伴随着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并使政治民主化成为经济自由化的强大而持续的动力，也使其接受国际机构的经济调整方案成为可能。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以及欧洲联盟在对外贷款和援助时，也都将民主和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强调经济自由化的激进改革，并且以政治民主化作为先导。国家的作用不断受到限制和削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
然而，在实践中，市场秩序的维护还要依靠国家。在以加强和扩展市场作用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既需要受到制约又必须得到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悖论尤其突出。事实上，二战后早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政府精英和国家机构对于改革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政府官员在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扮演着关键的中间角色，要直接承受来自世界经济、债权国政府、外国公司和银行以及多边金融机构的压力。这是其一；其二，国家行为者在决策过程中具有确定政策议程的实质性权力；第三，政治机构的结构包括国家本身将影响政府行动的能力和被代表的社会利益范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还证明，政府巩固政策的能力建立在与受到影响的政治利益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基础上。政府的作用以及集中的、相对隔绝的官僚机构是其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共同特征。其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国家（政府）在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不同国家经济改革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差异，以及保持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的能力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将国家看作塑造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后来的理论发展则削弱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形象，甚至将国家看作发展的主要障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经验恰好可以解释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在这方面的失误，即所谓发展和民主化并不强调一味制约国家的行动能力，相反，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官僚制供应不足而不是供应过多”的问题，发展政策的制定还应将保护行政资源考虑在内。对于推行对民主化至关重要的规则而言，一个能够提供和实施规则的被认同的公共权威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战后早期国家在经济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国家的相关作用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国家现在被强加的“市场体制”却是以削弱国家权力为代价的。这种市场体制与当代西方国家的市场体制或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体制是与政府管制和再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而被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却非常类似西方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自由放任。
在当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自由化是与政治的民主化同时推进的。一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即市场会使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通过赋予多数人权力将不可避免导致对少数人利益的侵犯。发达国家通过制度设计缓解了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紧张。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出现的“没有发展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without develop-ment）现象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还有改进和修正的空间，其对民主化和市场化这两个目标的界定及实现途径也应予以必要的审视和反思。
三
对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中东欧、亚洲和非洲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的十年”，而民主化也常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新哲学指导而为其背书时，其困境在于它们难以同时贯彻其普遍的经济与政治原则。
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提出的、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目标基础上的将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目标结合起来的日程，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难以应对的挑战。发达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目标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被强加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目标，其目标的实现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现在被强加的“市场体制”（“market system”）与当代西方的市场体制极为不同，现在在发展中国家被推行的民主化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类似阶段。在西方工业化国家，“market economy”或“market system”指建立在私有财产和竞争之上并伴有政府管制和从实质的（如在美国）到一般意义的（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再分配的一个宽泛的谱系。然而，被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却极为类似于西方早期发展阶段的自由放任主义。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接受的民主化过程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自身经历的过程。
对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历的差异性的辨识，并不是否定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必要，而是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和发现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路径。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过程来看，德国和日本民众对民主的接受要比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缓慢一些，这也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民主化的节奏和进程，从而为民主的巩固创造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需要与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传统相协调，但无疑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调整等三方面的改革，而这三方面的改革无一不需要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有效的国家作用。国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核心。于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这样一个普遍和现实的问题：民主化似乎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与民主化相关的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则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
政府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留心应用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来指导所有的社会经济规划”，并以实现一个富有这些观念的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职责，“这样一个发展任务必须由最伟大最聪明的政治家才能成功地完成”。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观察和分析，同样也适用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大多将国家本身视为问题，以削弱国家能力的方式推进民主化，使民主化失去了重要的依托，甚至使国家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从全能到无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对秩序和经济繁荣的向往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对“强国家”心存寄托，“威权怀旧症”似乎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可能存在于民众中的这种心理有时被用以解释一些国家民主化的回潮。
发展中国家的战后民主化很少是在免于国际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化变革是国家自我保存的需要，但不考虑本国历史与现实的民主化设计，以及与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相冲突的改革方案，却会使改革南辕北辙。
对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分析，往往将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作为民主化不彻底或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上而下的意愿和努力对于民主化的成功似乎具有更重要和更直接的意义。
在不同形式的经济变革和以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始终既是变革的主体，也是变革的对象。在经济领域，从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国私有化改革到持续至今的各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家虽然是改革的主体，却同时也经常是需要加以改革的问题。在有关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讨论中，人们更是乐于将国家看作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应该受到限制和约束的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无论是经济变革还是政治民主化都须臾不能离开国家的作用，而将国家视做“问题”的认识误区已经使许多国家付出了代价，从而使将国家看做“解决办法”的观点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日益流行并被广泛接受的认识。
一
当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是与战后重建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政策与措施也往往被看作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发达国家主要以改变所有制形式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战后初期通过实行国有化以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有效整合国家经济资源，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事实上，在战后初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国家计划是一条有效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合法化，甚至使国家干预成为一种规范，而国有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非国有化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又纷纷转向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减少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提高经济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从而使市场化和私有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近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宏观目标。实际上，限制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介入和减少政府干预不过是市场化的一个笼统表述。除此之外，市场化还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主权、价格的自由化、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效率的竞争、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等更为丰富的内涵。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主要源于国家的经济问题，确切地说是国家的经济困难，而改革的方向和策略则更多和更直接地受到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影响，并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不管是出于国内要求还是国际压力，国家在启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但改革却可能会出现国家的作用加强或式微的不同结果。
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的变化，首先是与经济改革的策略选择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改革的策略在从目标和顺序的确定到把握速度等多个方面对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从改革的目标看，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等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换句话说，不同国家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但改革对于经济表现的影响和对国家作用的影响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从世界范围看，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选择以上述目标作为改革的方向。由于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各不相同，再加上不同国家对目标的理解和具体界定也存在差异，各国的既有制度需要作出改变的要求和压力是不同的。
其中，对于在经济改革中既占据先机又有能力主导国家经济改革的西方国家而言，改革的目标对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改革的良好效果既为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使主导制定并实施改革政策的政府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国家作用的加强提供了重要的理据。可以说，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未受到削弱。
现存制度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改革的速度。应该说，当代世界经济改革的目标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设定的，发达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改革的日程。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改革时仍保持谨慎的速度，避免使改革的推进对社会造成不可接受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就体现了英国政府在推进改革时的谨慎姿态。在私有化改革中，政府始终重视将每一步改革的结果和影响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依据，及时调整改革节奏。英国的私有化过程因而特别复杂和漫长。
在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之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激进改革。在实行激进改革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特别是货币政策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及资本流动、解除管制等措施，改变了政府决定国内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能力，使国家基本丧失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手段，制约了国家在社会与政治管理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作用有被边缘化之虞，甚至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损害，国家经济政策丧失了民族主义特征。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调整和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普遍推行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却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的能力；经济的持续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失去重要的社会支持基础。同时，民众因此而产生的持续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削弱了政府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的能力。这是拉丁美洲国家在进行经济调整时所付出的重要政治成本。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不同，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强烈的政治变革的压力和要求，其结果不仅是转型中出现了激进的政治变迁，还出现了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既是政治变迁的一个结果，也可以看作经济激进变革的政治性后果。经济与政治方面同时发生的急剧变化，虽然使转型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也造成了不同改革政策间相互配合和协调的困难，并破坏了不同时期政策的连续性。昂贵的社会与政治成本是这些转型国家的共同特征，而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则是其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
与激进改革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渐进改革强调对改革的政治支持的需要。因此，在改革目标、顺序和速度等方面都将社会的接受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并以社会反应作为评估具体改革政策的重要指标。由于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充分关照社会需求（尽管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使经济改革过程成为国家不断获得和积累支持的过程。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国家的作用始终未被削弱。渐进改革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功，为国家赢得了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政治支持，使政府在进一步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免于来自社会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国家作出恰当的决策并保持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为强化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创造了更大的可能空间。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始终掌握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导权。但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国家作用的理解，却明显表现出对国家作用的排斥，并将国家的作用不恰当地与民主化联系起来。于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促进市场自由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民主则被认为具有维护市场自由的价值。
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往往伴随着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并使政治民主化成为经济自由化的强大而持续的动力，也使其接受国际机构的经济调整方案成为可能。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以及欧洲联盟在对外贷款和援助时，也都将民主和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强调经济自由化的激进改革，并且以政治民主化作为先导。国家的作用不断受到限制和削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
然而，在实践中，市场秩序的维护还要依靠国家。在以加强和扩展市场作用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既需要受到制约又必须得到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悖论尤其突出。事实上，二战后早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政府精英和国家机构对于改革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政府官员在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扮演着关键的中间角色，要直接承受来自世界经济、债权国政府、外国公司和银行以及多边金融机构的压力。这是其一；其二，国家行为者在决策过程中具有确定政策议程的实质性权力；第三，政治机构的结构包括国家本身将影响政府行动的能力和被代表的社会利益范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还证明，政府巩固政策的能力建立在与受到影响的政治利益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基础上。政府的作用以及集中的、相对隔绝的官僚机构是其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共同特征。其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国家（政府）在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不同国家经济改革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差异，以及保持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的能力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将国家看作塑造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后来的理论发展则削弱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形象，甚至将国家看作发展的主要障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经验恰好可以解释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在这方面的失误，即所谓发展和民主化并不强调一味制约国家的行动能力，相反，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官僚制供应不足而不是供应过多”的问题，发展政策的制定还应将保护行政资源考虑在内。对于推行对民主化至关重要的规则而言，一个能够提供和实施规则的被认同的公共权威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战后早期国家在经济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国家的相关作用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国家现在被强加的“市场体制”却是以削弱国家权力为代价的。这种市场体制与当代西方国家的市场体制或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体制是与政府管制和再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而被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却非常类似西方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自由放任。
在当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自由化是与政治的民主化同时推进的。一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即市场会使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通过赋予多数人权力将不可避免导致对少数人利益的侵犯。发达国家通过制度设计缓解了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紧张。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出现的“没有发展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without develop-ment）现象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还有改进和修正的空间，其对民主化和市场化这两个目标的界定及实现途径也应予以必要的审视和反思。
三
对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中东欧、亚洲和非洲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的十年”，而民主化也常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新哲学指导而为其背书时，其困境在于它们难以同时贯彻其普遍的经济与政治原则。
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提出的、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目标基础上的将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目标结合起来的日程，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难以应对的挑战。发达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目标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被强加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目标，其目标的实现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现在被强加的“市场体制”（“market system”）与当代西方的市场体制极为不同，现在在发展中国家被推行的民主化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类似阶段。在西方工业化国家，“market economy”或“market system”指建立在私有财产和竞争之上并伴有政府管制和从实质的（如在美国）到一般意义的（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再分配的一个宽泛的谱系。然而，被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却极为类似于西方早期发展阶段的自由放任主义。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接受的民主化过程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自身经历的过程。
对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历的差异性的辨识，并不是否定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必要，而是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和发现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路径。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过程来看，德国和日本民众对民主的接受要比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缓慢一些，这也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民主化的节奏和进程，从而为民主的巩固创造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需要与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传统相协调，但无疑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调整等三方面的改革，而这三方面的改革无一不需要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有效的国家作用。国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核心。于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这样一个普遍和现实的问题：民主化似乎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与民主化相关的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则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
政府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留心应用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来指导所有的社会经济规划”，并以实现一个富有这些观念的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职责，“这样一个发展任务必须由最伟大最聪明的政治家才能成功地完成”。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观察和分析，同样也适用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大多将国家本身视为问题，以削弱国家能力的方式推进民主化，使民主化失去了重要的依托，甚至使国家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从全能到无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对秩序和经济繁荣的向往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对“强国家”心存寄托，“威权怀旧症”似乎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可能存在于民众中的这种心理有时被用以解释一些国家民主化的回潮。
发展中国家的战后民主化很少是在免于国际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化变革是国家自我保存的需要，但不考虑本国历史与现实的民主化设计，以及与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相冲突的改革方案，却会使改革南辕北辙。
对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分析，往往将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作为民主化不彻底或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上而下的意愿和努力对于民主化的成功似乎具有更重要和更直接的意义。
在不同形式的经济变革和以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始终既是变革的主体，也是变革的对象。在经济领域，从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国私有化改革到持续至今的各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家虽然是改革的主体，却同时也经常是需要加以改革的问题。在有关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讨论中，人们更是乐于将国家看作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应该受到限制和约束的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无论是经济变革还是政治民主化都须臾不能离开国家的作用，而将国家视做“问题”的认识误区已经使许多国家付出了代价，从而使将国家看做“解决办法”的观点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日益流行并被广泛接受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