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映的电影《新宿事件》中,成龙饰演的中国人与日本房东的吵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移民不懂得垃圾分类。这只是商业电影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也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日两国国民对垃圾分类的不同认识。
　　
　　日本,细致说明让人两周学会分类
　　
　　在日本东京上大学的安安说,日本人对于垃圾分类的认识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孩子从上学开始就会接受相关教育,每个居民大厦楼下也都贴有详细到令人惊讶的分类说明书,图文并茂地说明怎样分、星期几收哪一类的垃圾。“初到日本的外国人,通常两个星期左右就能学会分类”,安安对本刊记者说。
　　日本的垃圾主要被分为“可燃、不可燃、资源、大型、书籍报纸”5类,但书报也可以同可燃类一起扔,“管得也不是很严。瓶瓶罐罐属于资源类,一个星期扔一次。大型垃圾,就是家具电器什么的,通常我都是去便利店,交给他们大型垃圾处理费,得到一张贴纸,你贴在要扔的家具电器上,搬到楼下就会有人收。”如果分类错误的话,大厦的管理员就会把分错的垃圾送回到你家门口,提醒你再次分类。安安极少看到日本人因为分错垃圾而被罚款。当记者问到,会不会有人不按分类,偷偷地扔垃圾,安安说,极少,日本国民的自觉性相当高,“他们半夜3点半过马路,还会遵守红绿灯,尽管都没车了。”
　　日本人在进行垃圾分类时,要购买垃圾袋,价格要高于袋子的成本,因为垃圾回收费就包含在其中。
　　
　　雇人分类,发展中国家的模式
　　
　　巴西为解决城市垃圾回收问题,成立了一个名叫“塞普利”的企业再生利用协会组织。这个模式跟世界上其他国
　　家处理方式的最大不同点,是将分散的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拾荒者合作社”组织。该组织不但解决了城市的垃圾回收问题,也解决了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问题,拾荒者不再是麻烦制造者。巴西的成功经验,究竟在哪里呢?
　　一、不搞那种比较精细的垃圾分类。实践证明,过于细致的分类看似完美,但在大多发展中国家很难操作,因为每个家庭要花时间把不同的回收品分好类别,人们往往嫌其麻烦,索性都放进不可回收的垃圾桶。那种分类细化的垃圾回收,是寄托在人们环保意识和自觉性较高的基础上,一般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这一点。
　　二、巴西人深谙自己的国情,只是将垃圾按干、湿简单分成两类。既使居民感到简单易做,同时,也防止干湿垃圾在运送过程中因为混淆而造成重复污染,从源头上进行了无机垃圾和有机垃圾(主要是厨余垃圾食物残渣等)的大体区分,便于拾荒者合作社开展下一步工作,有机垃圾则由政府负责做堆肥或填埋处理。
　　三、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运作模式,调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做法是由巴西政府和公益组织联合发起,一些社会责任大的企业成立企业再生利用协会。这个非营利的管理机构,把原本各自分散的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拾荒者合作社”组织。由政府与企业提供场地,向合作社提供培训服务,并提供压缩打包机、分拣工具等专业机械设备。除此之外,政府还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护持。在合作社里,原先的拾荒者变成了熟练工人,变成了压缩操作工或流水线分拣工,把每天环卫部门收集的垃圾进行分拣,然后卖给回收厂家。现在,合作社为巴西创造了50万个就业岗位,每名拾荒者月平均工资达到27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的两倍。
　　
　　不但要分类,而且要减排
　　
　　那么,中国的垃圾分类进展如何呢?2000年,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但是如今的分类效果用政府发言人的话讲就是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分类垃圾桶里塞满了荤素混杂的垃圾,反而提升了处理难度,最后不得不换成了蓝色大桶。
　　但这并不代表垃圾分类就可以不推行,广东著名媒体人“陈SIR”陈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垃圾不分类,“挂”就一个字。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所在的社区,就在推广垃圾分类。他对本刊记者说:“现在是一个推广垃圾分类的很好契机。番禺区的新楼盘林立,人口剧增,产生的垃圾量也增速惊人,总要有个处理垃圾的办法。”王则楚很无奈地说:“垃圾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面临的问题,不能一边自己浪费无度、多造垃圾,一边又指责政府处理不力。应该从每个人做起,减少垃圾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出路。”市环保局技术人员刘小姐也对记者讲,现在人们的过度消费造成了垃圾泛滥,填埋场总是提前“寿终正寝”。
　　2004年,针对广州垃圾处理问题,广州中绿环保公司的张临苏带队考察了世界很多地方,最后,台北模式吸引了他。
　　“的确有分类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日本,但是日本人深度自律的国民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我觉得还是台北与广州最具有可比性,都是华人,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都很相似。”张临苏介绍说。
　　台北本有一座垃圾焚烧厂,想再建一座,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另一面,台北实行多年的垃圾分类也并不理想。最后,台北市政府采取了“经济杠杆”来解决这个问题,像日本一样,并不放弃推行垃圾分类,但将垃圾回收处理费用加在垃圾袋的售价中。这是马英九做了台北市长后首抓的问题。
　　垃圾费随袋征收,政府的垃圾收集车只会收由市环保局指定的专用垃圾袋,市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如便利店购买。路边的垃圾筒是给行人用的,如果被发现扔家庭垃圾,会被处以最低1200元新台币罚款;如果扔的垃圾没有使用专用垃圾袋,罚款则从2400元起跳。使用伪造垃圾袋将被罚款新台币3万至10万元,举报的市民可以获得两成罚款作为奖金。
　　每个家庭里,负责垃圾与日常支出这两件事的多数是主妇,她们为了贪图节省,必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减少垃圾排放量,少买袋子。于是,在推行“垃圾袋费”之后,台北的每日人均垃圾量从2000年的1.14公斤减少到了2007年的0.75公斤,减少了近40%!台北市政府最终放弃了多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决定,因为完全没必要了。
　　此法在推行之初,曾有人怀疑,会不会有人制造假袋子?会不会有人开车把垃圾运到郊县去扔掉?结果是,这些情况都发生过,但随着管理与监督,假袋子渐渐消失了;又试想,谁会一年365天每天风雨无阻地跑远途到郊县倒垃圾呢?久而久之,人们似乎就习惯了减少垃圾量,因为这样省钱。
　　张临苏与王则楚的看法相同,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排放量,否则造多少个焚烧厂也无济于事。“而且广州人与台北人的生活习惯很相似,饮食上汤汤水水的,所以垃圾里水分含量就很高,焚烧的话还要先烘干,又是高能耗,这个钱还是要大家出。”
　　而记者对华南碧桂园、丽江花园、南国奥园等几个社区居民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受访者都对按袋加收垃圾回收费的方式表示可以接受,无一反对。
　　于是,台北例子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当每个人都能尽力减少垃圾排放,那么垃圾总量的下降,必然使得垃圾焚烧厂成为多余的摆设。家住祈福新村的杨姨说:“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会飘落各处,我们吃的瓜果蔬菜里也会有,所以这不是我们几个社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
　　火烧岗垃圾填埋场还有两年左右就会被垃圾填满,垃圾将往何处去?垃圾焚烧厂建与不建,广州的“垃圾围城倒计时”都十分紧迫。这30万人的噩梦,其实与每个人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