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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球公选大学校长，是一大值得肯定的创举。但学者担心，如果后续改革不能跟上的话，则可能使这件好事流于形式
“全球公选校长?要不要这么尖端?!”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如此表示自己对公选校长这一消息的震惊。
2011年12月22日，教育部网站发出公告，将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直属高校校长。
其实“招聘校长”近几年已经不算新闻了。2004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副校长，是中国重点大学第一次公开向海外招聘副校长；同年11月，四川大学面向全球公开选聘副校长，所有副校长全部由公开选聘产生。
“过去几年里，校领导的公选只是在副校长的层面进行，影响非常有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为校长公选‘试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敏感”的好事
12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被教育部任命为该校党委书记，并在新的校长人选产生前，主持学校的党政全面工作。
消息传来，令许多西南财大学生感到遗憾的是，“明年没有人给我们站着授学位了”。
作为校长，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武哥”的他，在2011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连站3天，逐一为5917名毕业生进行毕业授学位仪式，和每一位毕业生握手、拨穗、赠言、留影。
从赵校长变为赵书记，并没有在校园引起更大的波澜。两周后，当西南财经大学被教育部“钦点”将在全球公选校长的消息传来，则有学生在微博上表示：改革的步子走得太快……太威武!!!
与外界的高度关注相比，身处改革中心的两所高校则都选择了低调面对媒体。西南财经大学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事完全是教育部的决策，学校不会对此发表评价，也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筹备。东北师范大学也以临近年底校领导事务繁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作为一项全新的人事制度改革举措，教育部此次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外，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或通过其他渠道广为宣传。当《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工作办公室时，该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专门为此次校长公选设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只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其他则不愿多谈。
“以我曾经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的角度来看，以各种理由不说、少说，虽然很稳妥，但面对这么一件好事，不把好事说好，还是很可惜的。”曾经以“个性发言人”著称的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评价。
在王旭明看来，此次公选大学校长，虽然带有探索性质，但在大学干部选拔历史上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人才选拔制度和高校持续、健康、科学的发展来说，无疑都是—件好事。”“空投校长”之弊
从2010年底以来，教育部属70多所重点大学迎来换帅潮，已有约1／3的主要领导变动。
跨校、跨地区交流任职成为一个新趋势，北外校长陈雨露“回归”人大、天大副书记杨贤金南下“入主”华东理工、华南理工校长李元元北上“执掌”吉大。
“从21世纪初开始，教育部忽然兴起了向其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的做法，而且愈演愈烈。”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刘道玉曾专门撰文批评“空投校长”，“群众给这些‘空投’的领导者起了一个绰号日‘空降兵’，既然是空降的，意味着他们迟早会飞走，于是又有了一个诨名日‘飞鸽牌’。”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调换。
刘道玉在文章中透露，有知情人士告诉他，教育部曾召开过内部会议，对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所谓的“民意测验”，让他们填写可以外派担任大学书记和校长的人选(副部级)。
“教育部可能是生产副部级官员最多的地方，很多在教育部各司升迁无望的司长会选择去副部级高校任职。”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空投”大学校长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根本就没有树立与学校广大师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这样怎么能够办好大学呢?”在刘道玉看来，大学实行民主选拔校长，已是刻不容缓的必然趋势，“遴选校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学校长的选拔与任期到底谁说了算?大学教授在学校到底有哪些权利?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标准比形式更重要”
2005年，四川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选聘8名副校长曾引起广泛关注。作为8名副校长中唯一引进的校外代表、唯一的女性、唯一的海归身份，前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爱民的当选颇为引人关注并被寄予厚望，期望她能在川大发挥“鲶鱼效应”，为改革注入新活力。
在川大本部担任了两年多副校长后，陈爱民选择了去民办院校“锦江学院”担任院长，她曾坦言：“川大太‘大’了，很多东西改变不了，我也没有能力改变。”在主政民办院校期间，陈爱民曾推行了废除“教育计件制”、建立教师“年薪制”等一系列改革，希望参照美国民办大学模式，打造“中国式的小常青藤大学”。
不过，五年之后，仅干满一届便到期卸任的陈爱民，感受到了更多现实的无奈：“比较20多年的海外教育经验和国内的工作经验，我知道这是认知的差别，也是海归与国情的碰撞。”
“作为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应该有别于—般的行政领导，应该对我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有精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王旭明说。
面对当代的大学生态和校长机制，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撰文指出：大学同时并行着官场、市场、学界的不同机制，大学校长的形象于是在学者、官员、企业家、政治家的多重影像之间逐渐模糊。
“我期待着公选出来的校长，不带博士、硕士，不讲课，也不出书、不做论文，一心一意当校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希望公选出的两所大学校长能效仿新上任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承诺在任内不报课题不带研究生。
“大学校长未必要是院士，甚至不一定是某个学术领域的带头人，但要懂教育、懂管理、懂人生、懂社会。这样‘四懂’的人远比院士或者科学家更适合当校长。”作为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在王旭明看来，遴选校长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当校长，在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层面远未达成共识。
“只会做官的人、只会研究学问的人、只会经商的人、只会搞社会活动的人、只有一大堆社会头衔的人，这些人都不适合当大学校长。”王旭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不论是公选制还是任命制，遴选标准确立的意义远大于形式的选择，“当前值得警惕的是，目前的很多改革，形式的花哨取代了内容的深化”。
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探索和完善校长的遴选机制。公选校长应该视为对纲要的落实。”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根据公告，综合评估、面试、民意测验和组织考察成为选拔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最后由教育部党组讨论决定拟任人选。此外，在以往行政任命时，校长不存在“试用”的说法，但公告明确，本次公开选拔的校长要经历一年的试用期考验。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制度设计看上去仍然是“带着镣铐起舞”，“目前的公选还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选拔标准上会用行政的视角和要求来考察候选人，甚至在第一关就把一些有教育理想、懂教育管理但达不到行政要求的人排除在外。第二，在行政主导下，虽然有貌似公开选拔的程序，但这种程序是可以被操作的，干部测评的结果也不公开，导致公选流于形式”。
“南科大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达到外界的期待，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学校理事会政府官员过多，运作也不独立。”熊丙奇对于此次公选，更担心后续改革能否跟上，“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担心如果只启动这一个改革，其他改革没有推动，比如大学理事会没有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没有组成、校长的职业化还不彻底、校长的行政级别还依然保留，那么公选校长的意义和价值就很有限了。”
“全球公选校长?要不要这么尖端?!”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如此表示自己对公选校长这一消息的震惊。
2011年12月22日，教育部网站发出公告，将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直属高校校长。
其实“招聘校长”近几年已经不算新闻了。2004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副校长，是中国重点大学第一次公开向海外招聘副校长；同年11月，四川大学面向全球公开选聘副校长，所有副校长全部由公开选聘产生。
“过去几年里，校领导的公选只是在副校长的层面进行，影响非常有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为校长公选‘试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敏感”的好事
12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被教育部任命为该校党委书记，并在新的校长人选产生前，主持学校的党政全面工作。
消息传来，令许多西南财大学生感到遗憾的是，“明年没有人给我们站着授学位了”。
作为校长，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武哥”的他，在2011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连站3天，逐一为5917名毕业生进行毕业授学位仪式，和每一位毕业生握手、拨穗、赠言、留影。
从赵校长变为赵书记，并没有在校园引起更大的波澜。两周后，当西南财经大学被教育部“钦点”将在全球公选校长的消息传来，则有学生在微博上表示：改革的步子走得太快……太威武!!!
与外界的高度关注相比，身处改革中心的两所高校则都选择了低调面对媒体。西南财经大学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事完全是教育部的决策，学校不会对此发表评价，也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筹备。东北师范大学也以临近年底校领导事务繁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作为一项全新的人事制度改革举措，教育部此次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外，并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或通过其他渠道广为宣传。当《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工作办公室时，该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专门为此次校长公选设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只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其他则不愿多谈。
“以我曾经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的角度来看，以各种理由不说、少说，虽然很稳妥，但面对这么一件好事，不把好事说好，还是很可惜的。”曾经以“个性发言人”著称的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评价。
在王旭明看来，此次公选大学校长，虽然带有探索性质，但在大学干部选拔历史上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人才选拔制度和高校持续、健康、科学的发展来说，无疑都是—件好事。”“空投校长”之弊
从2010年底以来，教育部属70多所重点大学迎来换帅潮，已有约1／3的主要领导变动。
跨校、跨地区交流任职成为一个新趋势，北外校长陈雨露“回归”人大、天大副书记杨贤金南下“入主”华东理工、华南理工校长李元元北上“执掌”吉大。
“从21世纪初开始，教育部忽然兴起了向其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的做法，而且愈演愈烈。”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刘道玉曾专门撰文批评“空投校长”，“群众给这些‘空投’的领导者起了一个绰号日‘空降兵’，既然是空降的，意味着他们迟早会飞走，于是又有了一个诨名日‘飞鸽牌’。”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调换。
刘道玉在文章中透露，有知情人士告诉他，教育部曾召开过内部会议，对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所谓的“民意测验”，让他们填写可以外派担任大学书记和校长的人选(副部级)。
“教育部可能是生产副部级官员最多的地方，很多在教育部各司升迁无望的司长会选择去副部级高校任职。”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空投”大学校长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根本就没有树立与学校广大师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这样怎么能够办好大学呢?”在刘道玉看来，大学实行民主选拔校长，已是刻不容缓的必然趋势，“遴选校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学校长的选拔与任期到底谁说了算?大学教授在学校到底有哪些权利?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标准比形式更重要”
2005年，四川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选聘8名副校长曾引起广泛关注。作为8名副校长中唯一引进的校外代表、唯一的女性、唯一的海归身份，前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爱民的当选颇为引人关注并被寄予厚望，期望她能在川大发挥“鲶鱼效应”，为改革注入新活力。
在川大本部担任了两年多副校长后，陈爱民选择了去民办院校“锦江学院”担任院长，她曾坦言：“川大太‘大’了，很多东西改变不了，我也没有能力改变。”在主政民办院校期间，陈爱民曾推行了废除“教育计件制”、建立教师“年薪制”等一系列改革，希望参照美国民办大学模式，打造“中国式的小常青藤大学”。
不过，五年之后，仅干满一届便到期卸任的陈爱民，感受到了更多现实的无奈：“比较20多年的海外教育经验和国内的工作经验，我知道这是认知的差别，也是海归与国情的碰撞。”
“作为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应该有别于—般的行政领导，应该对我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有精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王旭明说。
面对当代的大学生态和校长机制，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撰文指出：大学同时并行着官场、市场、学界的不同机制，大学校长的形象于是在学者、官员、企业家、政治家的多重影像之间逐渐模糊。
“我期待着公选出来的校长，不带博士、硕士，不讲课，也不出书、不做论文，一心一意当校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希望公选出的两所大学校长能效仿新上任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承诺在任内不报课题不带研究生。
“大学校长未必要是院士，甚至不一定是某个学术领域的带头人，但要懂教育、懂管理、懂人生、懂社会。这样‘四懂’的人远比院士或者科学家更适合当校长。”作为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在王旭明看来，遴选校长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当校长，在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层面远未达成共识。
“只会做官的人、只会研究学问的人、只会经商的人、只会搞社会活动的人、只有一大堆社会头衔的人，这些人都不适合当大学校长。”王旭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不论是公选制还是任命制，遴选标准确立的意义远大于形式的选择，“当前值得警惕的是，目前的很多改革，形式的花哨取代了内容的深化”。
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探索和完善校长的遴选机制。公选校长应该视为对纲要的落实。”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根据公告，综合评估、面试、民意测验和组织考察成为选拔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最后由教育部党组讨论决定拟任人选。此外，在以往行政任命时，校长不存在“试用”的说法，但公告明确，本次公开选拔的校长要经历一年的试用期考验。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制度设计看上去仍然是“带着镣铐起舞”，“目前的公选还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选拔标准上会用行政的视角和要求来考察候选人，甚至在第一关就把一些有教育理想、懂教育管理但达不到行政要求的人排除在外。第二，在行政主导下，虽然有貌似公开选拔的程序，但这种程序是可以被操作的，干部测评的结果也不公开，导致公选流于形式”。
“南科大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达到外界的期待，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学校理事会政府官员过多，运作也不独立。”熊丙奇对于此次公选，更担心后续改革能否跟上，“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担心如果只启动这一个改革，其他改革没有推动，比如大学理事会没有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没有组成、校长的职业化还不彻底、校长的行政级别还依然保留，那么公选校长的意义和价值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