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总是很骄傲有一个体面的父亲，穿白色长裤白色袜子，身形挺拔，心灵手巧，无所不能。那种近乎崇拜的羡慕。
　　而且，我一直都很害怕我的父亲。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不常发火，但不是宽厚。三十岁生我，对我期望极高，因此十分严厉。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未称赞过我，即便是那些得奖的或者得意的文章，他也总是看不起。妈妈的生气就像晴天下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父亲不一样。他生气是结结实实的，记忆中，在饭桌上说话，老是要揣测他的脸色。
　　随着长大，妈妈的教训对我越来越不管用。家庭教育往往落在我爸爸身上。我最最害怕的就是他要给我上思想教育课，只要他说“我要和你谈一谈”，我就脸色发白。父亲口才不好，翻来覆去说的无非是那几句。我简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坐在我的小床上干巴巴地训导着我，讲一些要好好学习的大道理，叛逆少女眼巴巴地望着地面，心里想怎么还不快点结束。现在，再也没有人教导我要怎么做，我的人生完全属于我，我突然有点怀念那种场面了。
　　我爸爸揍过我。是高二。一日，我塞在枕头底下的情书，被父母发现。晚自习结束，我回到家中，情书就摊在饭桌上。他们一言不发地关上门，然后开始揍我。我的爸爸，抄起一把铁箍的雨伞，打在我的背上，伞的布面破了，里面的铁骨被打断了，拉在我的脖子上，长长的一道血痕。
　　这是那个，从小不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的爸爸啊，那个花了整个月工资给我买一件最洋气的滑雪衫，给我当马骑，给我做蒸汽小水车，一笔一划，在自己钉成的小黑板上，教我写“山海关”的父亲啊。
　　在我心底，我多么多么希望，他会对我说：“你是我最最美丽的小姑娘，小天使，无论怎么打扮，或者不打扮，你都是最可爱的！”我多么希望，他能这样来宠爱我啊！
　　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和父亲没有交流。日常的对话，都只是事务对白。直到我考上了大学的那个夏天。我在高中的成绩烂透。出乎所有人意料，高考考了第一名。一整个夏天，家里都在大宴宾客，吃得我倒尽胃口。一个晚上，请的是我们四川的老乡，爸爸罕见的失控，喝醉了。他对着我，喃喃地，毫不掩饰地说了又说：“我们这些老乡的孩子里，就数你最有出息！”
　　生平第一次，那种自豪席卷了我，我坐在那里，却觉得身体升腾得很高很高。
　　送我去念大学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宾馆里，我和爸爸长谈到夜里三点。无所不谈，真正的成人那样的对话。此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私事，也不再干涉。
　　二十岁那年，我的书读不下去了。我在电话里向妈妈曲折表达这个意愿，我的妈妈，我一向以为最能理解我的妈妈，却带着她家庭妇女胆小和保守的本色，恐慌地拒绝我，安慰我，叫我忍耐到大学毕业再说。五一回家，我打算寻个机会和父亲长谈一次，就像以前无数次他找我谈话一样。一个晚饭后，他却突然叫住我，非常轻描淡写地跟我说：“我想你的书还是不要念了，去北京吧。”
　　我的父亲，用他工人阶级朴素的智慧决定，不能继续吃亏，要另寻出路。他说学位和学历都不算什么，学到东西才是真的。他的筹划和远见都使我目瞪口呆，我一言不发听从他的安排，我好似又重回那个伏在他膝下玩耍的小女孩，眼光带着崇拜。
　　就在那个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对我不失望。为了这个愿望，我什么都可以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突然变得不叛逆了，变得无比之听话乖巧。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大人都是对的，一味反对无益，他们亦不是没有头脑，或许世界在变，他们显得落伍和弱小，可是，有时那老一套，确实是很管用的。我知道我这就是长大了。
　　（刘文娟摘自《知音·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