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偏从三家分晋开始叙事，无非是要表达治理天下的大道理—选人用人问题。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身处宋神宗时代的司马光所能查到的史料应该比《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要丰富得多，他完全可以把《资治通鉴》的历史向前延伸得更长一些，然而司马光却偏偏从三家分晋开始叙事，无非是要表达治理天下的大道理—选人用人问题。
　　晋文公本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国也曾盛极一时，其国内本来有六大家族，即中行氏、范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其中，中行氏和范氏先后被消灭，剩下的四大家族以智氏最为强大。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智氏被赵、魏、韩三家消灭，在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这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中的三雄，三家享国200余年。
　　智氏为什么会以最强者的身份被击败，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要告诉宋神宗为政最核心的东西，即：“为政之道，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智氏家族的族长叫智宣子，智宣子欲让长子智瑶接班。智瑶的优点非常突出，可謂能文善武、博文强记，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仁爱之心，为人过于刻薄和强势，不懂得团结和尊重他人，因此族内有反对智瑶之声。可智宣子仍然固执己见，让智瑶接任了族长。
　　智瑶当权后，感觉到自己的势力远远强于赵、魏、韩三家之上，所以对三家极尽压迫之能势，向韩氏索要城邑、向魏国索取大面积的土地均达成所愿后，又向赵襄子索要赵氏的蔡及皋狼之地，却遭遇了赵氏一族顽强抵抗。这让智瑶大怒，却仍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欺侮魏、韩族长，很快把三家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这样做的结果，是让魏桓子、韩康子和赵襄子同病相怜，并意识到再容忍下去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促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智瑶极度膨胀的自负让他对于赵、魏、韩三家的暗潮涌动变得毫不在意。而赵襄子却在了解到魏韩两个家族的真实处境后派出亲信秘密出城联系魏韩两家，并且以唇亡齿寒来形容韩、赵、魏三家的关系。三家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消灭智瑶，而这个时候的智瑶对危险的到来还一无所知。
　　公元前453年的一个深夜，经过严密部署后，赵襄子从正面突然向智氏发起攻击，而魏韩则负责两翼，在三家联合攻击下，智氏军队迅速被击溃，智瑶被杀，智氏家族从此灭亡。
　　司马光对三家分晋这件事写了一篇很长的议论，但目的仍是进一步表明选人用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德，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可惜的是一个人的德行最难衡量，才华反而是最容易看出的东西，也恰因如此，在历史和现实中，天下多是毁在这些有才无德的人手中。如何在德和才之间选择一个更好的平衡，这是千秋万代用人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司马光通过智瑶无德而丧国，也在隐晦地提醒宋神宗，选人第一位的就是选君。《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君王正则朝庭正，朝庭正则百官正，百官正则百姓正，百姓正则天下无邪矣。选君更是要以仁德为第一要务，不能只看外在，即使是嫡长子，如果立不住德，照样可以换。
　　常言道，历史使人明智。其实，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何不同，但有些基本的法则是亘古不变的。这也就是《资治通鉴》为什么在长达1362年的历史中，深耕用人这一历史永恒命题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