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58年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后，周恩来仍然直接领导外交部。我有幸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周恩来。他那对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崇高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外交艺术，精细的工作风格，使我深受教育，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周恩来抓工作深入具体。重要的案子或情况，他不限于审阅报告，而往往“一竿子插到底”，把主管部长、司长、处长、科员召到他的办公处，一起研究，当场敲定。
　　周恩来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还要逐一点上标点。他用毛笔批改，笔画浓重，清晰可辨，避免办案人员误读误辨。我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主要工作是追踪文件流程，因此，曾亲眼看到的周恩来的批件很多，现谨就周恩来的严谨细致回忆几例。
　　一
　　一则简报。1965年国庆期间，印度尼西亚多个代表团、大量人员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此间，印尼发生“九三○”事件，印尼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军、政官员，左、中、右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中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为慎重起见，代表团的大小事宜，几乎都由我翻译。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工作人员脱口便答：“有。”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营业员又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遗憾的表情和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情况经过写成简报上交。3日凌晨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蒙眬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是这样。”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此小事如此重视。后来才明白，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以为工作人员前后说法不一，是中方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了中国对“九三○”事件的政治态度。周恩来对一件具体事务竟能考虑到如此微妙的细节。
　　一份电报。通常情况下，中国驻外使馆每天发回的电报，国内主管人员和中央首长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以便抓紧时间研办。印尼“九三○”事件后的多日内，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回的所有电报，以及中国驻其他国家使馆有关该事件的重要来电，周恩来收到后都立即翻阅，亲自起草复电，发后再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外事组成员阅。之后，外交部的部领导才能看到来电和周恩来的复电内容。司、处主管人员根本接触不到。几年后，我在整理有关印尼档案时发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用绝密电报发回的当地各方人士对印尼“九三○”事件的反应，周恩来在报头上用重重的笔锋批示：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我思忖良久才意识到，周恩来是要求用更高密级的电报发，以免外泄中国政府对印尼“九三○”事件的特殊关注度。周恩来高度的保密意识，无人企及。
　　一起抗议。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组织全司人员到西山郊游。当日上午，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遭到印尼右派军人的肆意抄砸。他们无端怀疑中方商参处藏有援助印尼共产党的武器。我因出差刚回，疲惫不堪，没有去郊游。我看到特急电报后，觉得情况严重，应紧急办理，但与司领导联系不上，自己又不能处理，干急而无奈。郊游人员回来后，得知发生重大事件，便连夜分头起草处理方案和抗议照会。请示报告呈送周恩来审批后，已过午夜。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已入睡。周恩来觉得不便相扰，便把批件装进信封，注明“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泽东处。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抗议照会，虽于下午递交出去，但已属延误一天。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是严重失误。对此，周恩来对外交部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外交部缺乏战备观念。他还明确说，毛主席午夜12点休息，陈毅在战争年月养成早睡的习惯，夜里有特急案件，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他个人可以随时叫醒。他还强调，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第一枪、第一炮，必须经毛主席批准”。可见周恩来纪律的严明和对他人的细致体贴。周恩来批评后，主管副部长韩念龙每晚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司、处领导和全体主管人员，轮流值守在办公室，由此形成的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保持了若干年。
　　二
　　一个名称。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根据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东盟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建交谈判总体顺利，包括马共等马方极为顾忌的问题，一应而解。最后，在“中国”一词的外文名称上，中方内部发生尖锐分歧，建交协议无法签署，拉扎克访华的具体日期也定不下来。马来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种，过去两国称中国为Tiongkok（中国）。中国与印尼关系交恶后，印尼改称中国为Chna（支那）。这是日本侵略印尼时对华人的蔑称。印尼这样称中国显然是出于侮辱性的，是不友好的行为。马来西亚和印尼协议统一文字规范后，也称中国为Chna，故其交中方的建交协议马来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中方几经提出用Tiongkok为宜，马方申明了种种为难情形。为顾全建交大局，外交部拟予以让步，却遭到一兄弟单位的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一再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和负面影响，且牵扯到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问题。两个单位多次商讨，文来信往，难达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中央裁决。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国务院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请示报告后批：“这个问题我不懂，请总理审批。”周恩来抱病在报告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的由来、演变，直到现在世界统称中国为China的缘由，说得非常清楚。最后批示，建交协议中用China，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的马来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马方用China。中方将此意见发出去，对方欣然同意。两国顺利建交。周恩来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问题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语是马政府工作语言的实情。此事不仅显示出周恩来的渊博知识，也显示出他思维的灵活与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