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咏梅捂了一下心口，“oh my god”。她走上柏林电影节的颁奖台，接过一尊刻着“最佳女主角”的银熊，有点儿激动，以至于致谢时把导演王小帅的名字，错叫成王小春。
　　失态的时刻很决过去。她走下台，在休息区问经纪人，我回去还能愉快地上瑜伽课吗？
　　瑜伽是她近几年的爱好，如果没工作，几乎天天去。一个世界级电影节的奖项当然令人惊喜，但她不愿因此打乱日常生活的秩序。
　　回国后第三天，她去上瑜伽课。班上人不多，大家正常锻炼。只是有人偷偷瞄了她几眼，有人小声对她说，恭喜啊。咏梅把手指竖在嘴唇上，“嘘——不要说”。还有人告诉她，以前只知道你是演员，但现在终于知道你叫什么了。
　　咏梅说，那真好。
　　这是咏梅第一次担任电影女主角。她很少接戏，微博只有5万粉丝。有粉丝催她多出来拍戏，她发条微博，表示“安抚”：我在等待一个属于我的角色，我不急，你也别急。
　　咏梅拿奖后，人们热衷于發掘她的多个身份：2004年，她就参演过现象级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她上一个电影角色是《刺客聂隐娘》中的母亲;她是原黑豹乐队主唱栾树的妻子。她多年“不急”的银幕表现，给人留下了心境平淡，也甘于被动的印象。
　　但采访过程中，“主动”、“掌控”是咏梅常提到的字眼。她49岁，身穿一身运动服，素颜，不断抓起黑亮的头发，比着高马尾。她最后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自我判断：我是叛逆的，“我的等待，我的不发声，不代表我认同。”
　　以下是咏梅的自述。

太过赤裸裸的欲望挺丑陋的

　　王小帅导演的团队找到我，是通过短信。圈里人都知道，我手机是呼叫转移，不接电话，只看短信。
　　他们问我，是否有空看一部剧本。我答应了。一个小时后，剧本就闪送到家，上面写着“咏梅老师专阅”，感觉还是烫手的呢。我一看，原来现在看剧本的流程都这么专业了，好开心。上一次看剧本还是4年前。
　　当时刚好是中午，饭也吃过，可以晒太阳了。我打开剧本，开始进入一个失独母亲的角色。好几次读不下去，都是卡在同一场戏。那是写夫妻两人失去孩子，准备离开家乡，我觉得太悲伤了。一方面他们需要忘却，我能够体会有家不能回的飘零感;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出于善意离开，让别人更轻松地活着。这是更让我难受的地方。
　　等哭够了，平心静气看完剧本，我给导演团队发了一个短信，说非常希望出演。
　　我跟小帅导演之前认识，但至少10年没见了。观众认知我的频率，似乎也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15年前，我因为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火了一把;9年前，我参演《海洋天堂》，进入电影圈;3年前，接拍了第一部文艺片《刺客聂隐娘》;2017年，我4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女主角，就是这部《地久天长》。
　　拍摄之前，我和一位失独母亲有过7个小时的谈话。那位母亲告诉我，她有次一直跟着一个孩子，觉得他像自己失去的孩子，直到清醒过来，才明白看错了。在拍摄过程中，我老觉得少一场戏，就对导演说，我很想多演一场，替那位母亲表达一种情绪。导演立刻帮我安排。
　　我真的演了出来：我找孩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趴着的孩子特别像自己的孩子，开心地冲过去，“星星啊！”我把那个孩子摇醒，孩子抬头，“你神经病吗你？”我就清醒了，知道这是幻觉。
　　最后这个镜头没用。从电影节奏上说，这部分太拖沓了。但我还是很开心，我是个有自己想法的演员，完成了角色，我没有遗憾了。
　　我入行以来，都称得上顺利。34岁演完《中国式离婚》后，很多人知道我，我的电话没停过，各种诱惑就来了，金钱上的，名誉上的。我感觉自己的欲望在增长，开始警惕，我怎么会对这个东西那么关注？这当时可能会吞没我。

　　我觉得太过赤裸裸的欲望挺丑陋的，就是我已经生理反应，不舒服，觉得我要变了，会被欲望带着跑。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不能陷入失控，必须要把人生的舵掌在自己的手里。但当时我一下子应付不来，索性把手机设成呼叫转移。
　　这样一来水就清了。我给了自己缓冲的时间，等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看清楚，就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我不是彻底关机，你想找我可以通过短信。但主动权在我这儿，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15年了，我没接过电话，但也没错过什么。
　　柏林电影节的奖杯是一尊小银熊，我把它放在了家里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我听说有年轻女演员得了奖，把奖杯包起来收好，觉得那是个标杆，会造成压力。如果我20出头得了大奖，也可能焦虑，可能往后退，20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现在，那些在我这儿都不存在了。
　　我就是觉得开心。银熊越看越可爱，就算它不是一个奖，也是一个精致的摆件。上面用德语写着片名，还有“最佳女演员”，名字是“咏梅”。公司同事要了很久，都想等我回来摸一摸，沾沾运气。我今天应该把银熊带过来，让你们摸一摸。银的嘛，就要经常摸，不摸它会氧化。我需要多带着，每个人都替我摸一摸（笑）。

奶奶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昨天参加了景春的庆功宴，我们把两尊小银熊摆在一起，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奖。我可能没想过办一个庆功宴，就我的个性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被过分关注。昨天因为是景春的，我晚到，所以还好。要是大家都冲着你过来，我有点儿怕。 　　刚入行时，我也希望成名。我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在外贸公司当职员。但我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去了主持人许戈辉的工作室。当时有电影找来，说有群众演员的角色你来不来，我年少轻狂，瞧不上，说要演也得演女一号。
　　没想到机会很快来了。一部电视剧想找有职业气质的主演，找到了许戈辉，她不想去，就推荐了我。结果一去，导演就相中了。
　　那部电视剧一共拍了45天，我拿了一万块的片酬。之前我的工作每月才八百，还经常因为迟到扣掉很多。我想，原来钱这么好挣啊，就在这个行业干吧。第一部戏合作的演员，帮我推荐了第二部，我就在这个行业里待了下来。
　　到了1999年的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创作氛围很好的剧组。演员有李雪健、刘蓓、丁志诚、张涵予，还有小陶虹、苏岩。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就我一个社会上的，半路出家。和他们对戏我会紧张，但我能够克服情绪。大概就是从这部戏开始，我觉得自己开窍了，明确了道路，就是要做艺术，纯粹的艺术。
　　我没有主动去争取过一个角色，大部分是别人来找我。我性格里没有这个东西，觉得人家这部戏选你演，那就是合适，如果觉得别人合适，我顶多会遗憾。还有一个不去争的原因，就是我的能力可能没有资深艺术家们那么强。我喜欢表达，爱表演，但我确实不是科班出身，对表演的认知也比较单一。我有无师自通、可以称作天分的东西，但理论层面的还比较欠缺。
　　2004年，《中国式离婚》找到我，一开始想让我演女主角。但后来改成女配角，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女二号你还愿不愿意演？他们怕先找我演女一号，再找我演女二号，我自尊心上会受不了。
　　我说当然演。那时我已经没有刚入行时的轻狂，知道最重要的是剧，而不是一号二号。现在很多人说，你一直在演配角，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口气，这就是放大了那种功利。
　　《中国式离婚》后来真是热播，全国都在讨论。走在街上，开始有人认识我。我不戴墨镜和帽子，碰到人说喜欢我就点头谢谢。后来发现做不到，太累了，你走在路上，有人一把把你拽过来，说你是那个准来着？我就得笑，说我是咏梅。后来我一想，觉得不要这样，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
　　成名其实是挺恐怖、挺悲哀的一件事。之前去德国，碰到华人，仍然被认出来。我觉得我在哪里都不自由了，那种自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要墨镜、帽子和口罩。
　　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学习“什么是我”，之前给我化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是单眼皮，他们喜欢给我粘上双眼皮，我说粘了就不是我，他们说，听化妆老师的。后来听到姜文导演说过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妆容和服装交给化妆和服装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说，啊，还可以这样吗？妆容、服装可以自己挑合适的。
　　成为演员，也是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选择。我小时候挺丑的，没哥哥好看，也没他招人喜欢。家人出去玩儿，有时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觉得特别受伤害。奶奶是最爱我的，我被丢在家里的时候，她就给我做好吃的。
　　奶奶对我当演员挺不开心的。在她那个年代的认知里，演员还是下九流的概念。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大学学那么好的一个专业，你去干正儿八经的事儿啊，干吗当演员？
　　奶奶走得早，直到去世，我还没有一部代表作让她看到。很遗憾，我没能说服她。

　　我觉得太过赤裸裸的欲望挺丑陋的，就是我已经生理反应，不舒服，觉得我要变了，会被欲望带着跑。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不能陷入失控，必须要把人生的舵掌在自己的手里。

我沒有孩子，这是我的选择

　　真人秀是什么？哦，记录我的生活，那我不会去的，绝对不会。

　　对于现在中生代女演员的状况，我很愤怒。她们形象都很好，人生阅历又丰富，又会表达，可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很多观众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看不懂，只看年轻漂亮的。审美问题背后，其实是教育问题。

　　我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电力工程师，在金钱观上属于无欲无求，靠一两千块工资就活得很好。他从小对我讲，日进一斗米，夜睡八尺床，人的需求无非如此。在他面前，你要是提挣大钱这个事儿，他就会狠狠批评你。
　　他看重精神上的幸福感，每次交流，他都要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如果他发现你没什么长进，就会说，你是个“穷人”。
　　这后来成为我衡量事隋的一个标准。该不该挣钱，挣什么钱，我得到的滋养是什么，才是我接戏需要考虑的。
　　父亲热爱音乐，小时候家里老放唱片，民乐、古典乐，还有俄罗斯歌曲。我也喜欢唱歌，觉得长大了可以当个歌星。但扯着嗓子练了几次，就觉得练不下去了。
　　大学时我开始听摇滚乐，最初是崔健、唐朝，后来才是黑豹。一次有人告诉我，黑豹的音乐MV在找女主角，我就去拍了《Don’t brcak my heart》的MV。你说媒体上写我和栾树认识是“机缘巧合”，就是机缘巧合。不是我喜欢音乐，就要和一个做音乐的人在一起。缘分吧，就说这么多。
　　2013年，我母亲去世，2014年，父亲去世。那份痛苦实在太重，伤到神，我开始失控了，失眠、脱发、吃得很胖。恰逢补拍《聂隐娘》，脸有点儿变形，戏都接不上了。侯孝贤导演对审美非常严格，就没有用那些镜头。
　　我觉得需要走出来。2015年，我接触了瑜伽，这成为我自我调整的方式。最初的一个多月，瑜伽痛比较严重，走路靠一挪一挪，但我天天坚持，后来甚至一天上两堂课，连老师都说，咏梅啊，你别太激进了。我说，我实在是喜欢啊。练瑜伽让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感觉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我没有孩子，这是我的选择。但这个话题，如果不可能深入谈的话，就先别谈。这会给人一个印象，或者一种引导——你看咏梅，49岁拿了奖，人家不要孩子，结婚很晚，还过得很好。这不是绝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对于女人来说，你不能忽略生理上这个根本的东西。我们可以专门去谈，深入地、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地谈，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有多面，但不要标签化，不是说女性就应该这样。

中年女演员的困境，列此我没有困惑

　　我在40多岁的时候做出休息的决定，2012年到2016年，基本上休了4年。除了父母去世的因素，还有另一个原因，影视行业发生巨变，实力派演员已经有点儿边缘化了。
　　自己明显感觉到，其实从2006年开始，电视剧的商业味道变得很重。你再去追求艺术，讨论戏，就变成给别人添麻烦了。赶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愈演愈烈，成为常态，就觉得电视剧没意思了。
　　我有意往电影方向转，但我不是个主动的人，就发条微博，释放个信号，说想演电影。后来《海洋天堂》、《青春派》找我演一些比较小的角色，我算是让大家知道，我开始演电影了。
　　电影更纯粹一些。《刺客聂隐娘》是我接拍的第一部文艺片，侯导布景仔细，演员化好妆后经常会等五六个小时。有时刚准备表演，导演又觉得哪里不对，重新布景，我们再回来时发现已经变了样，而且觉得，这几个小时是值得等待的。《刺客聂隐娘》让我提名了华语电影传媒最佳女配角，我终于可以说，我是电影圈的了。
　　候場蛮辛苦，我经常趁这个时间看书。拍《地久天长》时，我看的是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
　　我是个有点儿反叛的人，虽然不会去主动做什么，但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找我合作，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挺火，但把女性写成了封建老古董，这不是我的价值观，就不会接这样的活儿。你说有些人觉得多演一些，增加曝光，拿到好作品的几率更大。我当然承认这点，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也是如此。但我的价值观就是不认同。
　　我的等待，我的不发声，不代表我认同，我首先就不为这种事情工作。
　　昨天收到一条短信，片方希望我出演一位科学家的妻子。在许多人心里，我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演员，贤妻良母，知书达理。如果有机会能颠覆这个形象，我不拒绝，但是没有的话，我也无可奈何。
　　这几年媒体在讲中年女演员的困境，对此我没有困惑。我没有能力创作，不会写、不会导，也没钱投资，没有能力去改变的话，就别困惑了。之前没人知道我，发声也没人听，那还较什么劲哪。
　　但是，我现在发声可能有人听，我就要说了。对于现在中生代女演员的状况，我很愤怒。她们形象都很好，人生阅历又丰富，又会表达，可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很多观众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看不懂，只看年轻漂亮的。审美问题背后，其实是教育问题。
　　别人总拿梅丽尔·斯特里普、朱莉安·摩尔举例子，但国外对中年女性很包容。在中国太难了，你努着劲儿拍也未必有人看。你只能去演一些没有缺点的、优秀的、可以立牌坊的贞洁烈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为什么老让我演科学家的妻子，而不是女性科学家？可大众审美如此，我演知识女性、科学家，又有几个人看！
　　这事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