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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关键词小农水；社会信任；合作能力；收入水平；多群组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F30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3-016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3020
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被称为“最后一公里”的小农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承载着农田灌溉和排涝的功能，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增收，对农业生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政府主管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求，使我国农田水利曾经存在产权不清、主体缺位、工程老
化和效益衰减等现象[1]，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稳健发展。如何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小农水的供给，实现小农水的供需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搭便车”心理导致很多农户不愿意参与小农水的供给，参与供给时行为差异也较大，无法使社会动员机制得到充分发挥 [2]。加大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程度，积极引导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与供给的具体行为，探索小农水供给的合作激励机制，将有利于矫正小农水供给的路径偏差，使小农水的供给得到有效增加。
国内外学者从收入水平和合作信任的视角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研究较少。作为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农户在使用小农水时不可避免地有“搭便车”现象，而社会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3]。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表征，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积极作用[4]。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越强[5]，并倾向于选择投劳的方式参与[6]。同时，农户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均质的村域内，建立在人际交往基础上的合作相对频繁，农户的合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其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然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但会受到信任关系的影响，而且面临着农户收入结构不同的现实挑战[7]。收入增长诱发了较强的分化趋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表现出较大差异的个体行为偏好，从而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的选择[8]。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较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强，更愿意参与供给且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6]。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把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相结合，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进行探讨，为我国农田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1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提出
1.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1社会信任
农户的社会信任即农户在一定村域内经过长期交往建立的信任关系[5]，包括建立在人际关系（包括先赋性关系和获得性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信任，以及建立在观念信仰认同一致基础上的一般信任[9]。Isham等认为，村民在参与社区水服务项目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村民的参与水平也越高[10]。李冰冰等认为，农户的社会信任能积极促进其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4]。苗珊珊认为，农户社会信任包括对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以及德高望重农户的信任，它们在促进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蔡起华和朱玉春认为，农户与村干部、同村村民以及同组村民之间的一般信任，及其对同姓村民、本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的特殊信任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有重要影响[5]。鉴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H2：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
1.1.2合作能力
合作是指在成功完成相互依赖性任务的过程中，人们愿意付出的努力[12]，包括内部准备阶段（合作意识和合作倾向）和外部表现阶段（合作行为）[13]。合作意识强的表现之一是有较高的合作意愿，同时也更容易产生合作行为[14]。作为合作过程中知识的一种来源，农户先前的合作经验将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合作能力，创造一种更有利的合作行为[15]。早年的合作经验加上成长过程的差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合作倾向，个人的合作倾向与其合作行为和最终绩效显著相关。在合作意识、合作倾向和合作经验的引导下，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并将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农户的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H4：农户的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
1.1.3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
作为表征农户异质性的关键因素，农户的社会信任会影响其合作能力[11]。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可以使得合作更具效率[16]。人们之间的信任是形成合作能力的关键要素[17]，处于高度信任情况时，人们将会选择一个更高的合作水平[18]，即信任通过降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易变性及不确定性为合作奠定基础。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农户的社会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合作能力。
1.1.4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户对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感知，也就是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供给；第二个阶段是农户对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进行选择。本质上，参与供给行为是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一种选择行为，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与参与供给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关系[19]。农户的参与意愿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更深层次的合作行为[20]。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供给行为。
1.1.5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
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更加强调过程参与，而不仅仅是决策参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主要体现在农户参与决策、规划、融资、建设、监管、管理和维护方面[21]。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本研究提出五个题项来衡量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变量，分别为农户“参与投资”“参与建设”“参与监管”“参与管理”和“参与维护”。
1.2理论模型提出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量表设计、数据收集和信度效度检验
2.1选择农户收入水平和省份变量作为模型调节变量的原因分析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后发现，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研究鲜有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农户参与供给行为的差异不加区分，不便于根据农户收入水平的不同差别化其参与方案。同时，不同地区的农户由于社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不同，在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选择方面亦有差异。本文认为，研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时可以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作为调节变量。
从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的角度看，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小农水供给[5]，这将有助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合作行为的实施[11]。从收入水平差异的角度看，家庭总收入中种粮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较强[22]，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6]。同时，不同地区农户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农田水利供给水平的不同会对农户集体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假设模型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变量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2量表设计
本文将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分为4个潜变量：一是农户的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简写为“ST”），包括农户对亲戚、朋友的特殊信任，以及农户对同组村民、同村村民和本村村干部的一般信任共5个观测变量；二是农户的合作能力（cooperation ability，简写为“CA”），包括农户的合作意识、合作倾向和合作经验共4个观测变量；三是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supply willing，简写为“SW”），是指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农水供给；四是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supply behavior，简写为“SB”），包括农户参与投资、参与建设、参与监管、参与管理以及参与维护共5个观测变量。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注释见表1。
2.3样本采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7-9月在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五个省份进行的实地调研，通过与农户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五个省份沿黄河灌区自上而下分布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
力也有较大不同，因此本文所选调研区域具有代表性。五个省份100个村庄共1 601户农户被抽取，抽样方式结合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剔除缺失数据和有异常值等变异的农户问卷，最终获得1 55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3%。调查问卷包括农户收入信息、社会信任与合作能力水平及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状况。
考虑到本文需要运用多群组分析方法等因素，本文研究问卷中农户农业收入（agricultural income，简写为“AI”，即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总收入）变量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置。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并对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后，分类如下：1，“0 2.4效度与信度检验
内容效度与建构效度共同构成了效度检验。内容效度主要测量所选题项是否适当并具有代表性。问卷中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以及意愿等心理变量的测量是在赵建欣和张忠根[23]的农户行为意向模型基础上展开的，可以使本文量表设计内容效度良好。能够做因子分析的样本数据建构效度较好。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与一致性为信度检验，Cronbach’s α和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析潜变量的信度。
本文运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效度与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各个潜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 原有题项中，农户的社会信任在删除变量ST5之前，KMO值为0.770，Cronbachs α值为0.754，删除变量ST5后KMO值和Cronbach’s α值均有提高。因此，潜变量的问卷题项效度和信度通过检验，可靠性和可信度均较强，适合进一步研究。
3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实证分析
3.1违犯估计和正态性检验
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中没有负的误差方差，标准化系数值的绝对值皆未超过0.95，表明本研究模型没有违犯估计情况。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中各观测变量的偏度系数与峰度系数均接近于零，表明观测变量呈正态分布。
3.2模型检验结果
3.2.1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如表4所示，本文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表明模型与数据的整体拟合度良好。同时，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信度都在0.8以上，说明本研究的模型具有较好的内在拟合度。整体而言，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良好，能够用其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3.2.2研究假设检验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AMOS21.0软件得到结构模型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见表5）。判断假说是否成立主要依据路径系数的方向（正负）和显著性，本文6个假设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大于零，并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假设均得到支持。
如表6所示，从直接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381）；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其参与供给的意愿（0.766），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143），影响最小的是农户的社会信任（0.108）。从间接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292），通过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意愿而发挥作用。从总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0.766），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435），影响最小的是农户的社会信任（0.285）。这些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结论相符。
3.3分群组的结构方程检验
本文选取的多群组分析调节变量为农户的农业收入和所处省份。为了找到最适配的路径模型，多群组分析时要进行参数限制。比较分析预设模型（即对模型不做任何参数限制）、测量系数相等模型、结构系数相等模型、结构协方差相等模型和结构残差相等模型的结构适配度，最终选择测量系数相等模型作为多群组分析模型。多群组的CFI值和GFI值的最小值为0.901，高于0.90的标准值；RMSEA值的最大值为0.043，小于适配临界值0.05，表明本文多群组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有良好的适配度。多群组分析的估计结果见表7。如下：
第一，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方面（H1，H3）。农业收入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高收入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影响最为显著（β=0.417，p<0.001）。可能的解
释是，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对小农水的依赖程度较低，其参与供给意愿程度也较低；随着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其参与供给的意愿相应提高。五个省份中，黄河中下游省份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的影响略高于黄河中上游省份，其中山东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β=0.493，p<0.001）。可能的解释是，黄河中下游省份种植农作物的比率和频率都较黄河上游高，山东又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农户对小农水的需求程度较高。
第二，农户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H2，H4）。农业收入中，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01，p<0.001）。可能的解释是，农业收入高的农户有较宽松的收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参与小农水的供给。五个省份中，宁夏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88，p<0.001），内蒙古次之（β=0.450，p<0.001）。可能的解释是，宁夏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比其他三省多，农户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对小农水的使用较为频繁，且政府对小农水供给的支持力度较大，因此宁夏和
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较大。此外，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宁夏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陕西和河南农户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均没有通过检验，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第三，农户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方面（H5）。农业收入中，中等收入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β=0.322，p<0.001），低收入的农户影响次之（β=0.321，p<0.001）。以中等农业收入为起点，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逐渐减小，高收入农户影响最小（β=0.145，p<0.001）。可能的解释是，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在农作物经营过程中需要熟人之间的彼此合作，所以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较大；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可以用机器操作代替人工协作，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较小。五个省份中，陕西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合作能力影响最为显著（β=0.406，p<0.001），其次是河南和山东，而宁夏和内蒙古影响最小。可能的解释是，宁夏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农户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倾向用机器代替更多的熟人协作。
第四，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H6）。农业收入中，中等偏上收入农户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703，p<0.001），中等偏下收入农户次之（β=0.650，p<0.001）。五个省份中，山东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89，p<0.001），河南次之（β=0559，p<0.001）。这说明，当农户产生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时，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山东和河南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系统地分析并比较了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包括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影响最大的是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是其参与供给的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再次是农户的社会信任。
第三，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黄河上游的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
4.2政策启示与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积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引导农户充分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第二，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根据不同地区农户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第三，充分考虑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提高小农水供给的绩效。
本研究运用SEM统计方法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并基于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微观层次结论。但本文仍然能从其他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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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3020
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被称为“最后一公里”的小农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承载着农田灌溉和排涝的功能，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增收，对农业生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政府主管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求，使我国农田水利曾经存在产权不清、主体缺位、工程老
化和效益衰减等现象[1]，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稳健发展。如何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小农水的供给，实现小农水的供需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搭便车”心理导致很多农户不愿意参与小农水的供给，参与供给时行为差异也较大，无法使社会动员机制得到充分发挥 [2]。加大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程度，积极引导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与供给的具体行为，探索小农水供给的合作激励机制，将有利于矫正小农水供给的路径偏差，使小农水的供给得到有效增加。
国内外学者从收入水平和合作信任的视角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研究较少。作为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农户在使用小农水时不可避免地有“搭便车”现象，而社会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3]。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表征，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积极作用[4]。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越强[5]，并倾向于选择投劳的方式参与[6]。同时，农户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均质的村域内，建立在人际交往基础上的合作相对频繁，农户的合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其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然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但会受到信任关系的影响，而且面临着农户收入结构不同的现实挑战[7]。收入增长诱发了较强的分化趋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表现出较大差异的个体行为偏好，从而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的选择[8]。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较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强，更愿意参与供给且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6]。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把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相结合，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进行探讨，为我国农田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1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提出
1.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1社会信任
农户的社会信任即农户在一定村域内经过长期交往建立的信任关系[5]，包括建立在人际关系（包括先赋性关系和获得性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信任，以及建立在观念信仰认同一致基础上的一般信任[9]。Isham等认为，村民在参与社区水服务项目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村民的参与水平也越高[10]。李冰冰等认为，农户的社会信任能积极促进其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4]。苗珊珊认为，农户社会信任包括对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以及德高望重农户的信任，它们在促进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蔡起华和朱玉春认为，农户与村干部、同村村民以及同组村民之间的一般信任，及其对同姓村民、本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的特殊信任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有重要影响[5]。鉴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H2：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
1.1.2合作能力
合作是指在成功完成相互依赖性任务的过程中，人们愿意付出的努力[12]，包括内部准备阶段（合作意识和合作倾向）和外部表现阶段（合作行为）[13]。合作意识强的表现之一是有较高的合作意愿，同时也更容易产生合作行为[14]。作为合作过程中知识的一种来源，农户先前的合作经验将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合作能力，创造一种更有利的合作行为[15]。早年的合作经验加上成长过程的差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合作倾向，个人的合作倾向与其合作行为和最终绩效显著相关。在合作意识、合作倾向和合作经验的引导下，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并将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农户的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H4：农户的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
1.1.3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
作为表征农户异质性的关键因素，农户的社会信任会影响其合作能力[11]。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可以使得合作更具效率[16]。人们之间的信任是形成合作能力的关键要素[17]，处于高度信任情况时，人们将会选择一个更高的合作水平[18]，即信任通过降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易变性及不确定性为合作奠定基础。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农户的社会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合作能力。
1.1.4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
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户对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感知，也就是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供给；第二个阶段是农户对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进行选择。本质上，参与供给行为是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一种选择行为，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与参与供给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关系[19]。农户的参与意愿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更深层次的合作行为[20]。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供给行为。
1.1.5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
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更加强调过程参与，而不仅仅是决策参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主要体现在农户参与决策、规划、融资、建设、监管、管理和维护方面[21]。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本研究提出五个题项来衡量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变量，分别为农户“参与投资”“参与建设”“参与监管”“参与管理”和“参与维护”。
1.2理论模型提出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量表设计、数据收集和信度效度检验
2.1选择农户收入水平和省份变量作为模型调节变量的原因分析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后发现，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研究鲜有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农户参与供给行为的差异不加区分，不便于根据农户收入水平的不同差别化其参与方案。同时，不同地区的农户由于社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不同，在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选择方面亦有差异。本文认为，研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时可以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作为调节变量。
从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的角度看，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小农水供给[5]，这将有助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合作行为的实施[11]。从收入水平差异的角度看，家庭总收入中种粮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较强[22]，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6]。同时，不同地区农户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农田水利供给水平的不同会对农户集体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假设模型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变量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2量表设计
本文将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分为4个潜变量：一是农户的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简写为“ST”），包括农户对亲戚、朋友的特殊信任，以及农户对同组村民、同村村民和本村村干部的一般信任共5个观测变量；二是农户的合作能力（cooperation ability，简写为“CA”），包括农户的合作意识、合作倾向和合作经验共4个观测变量；三是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supply willing，简写为“SW”），是指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农水供给；四是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supply behavior，简写为“SB”），包括农户参与投资、参与建设、参与监管、参与管理以及参与维护共5个观测变量。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注释见表1。
2.3样本采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7-9月在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五个省份进行的实地调研，通过与农户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五个省份沿黄河灌区自上而下分布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
力也有较大不同，因此本文所选调研区域具有代表性。五个省份100个村庄共1 601户农户被抽取，抽样方式结合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剔除缺失数据和有异常值等变异的农户问卷，最终获得1 55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3%。调查问卷包括农户收入信息、社会信任与合作能力水平及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状况。
考虑到本文需要运用多群组分析方法等因素，本文研究问卷中农户农业收入（agricultural income，简写为“AI”，即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总收入）变量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置。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并对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后，分类如下：1，“0
内容效度与建构效度共同构成了效度检验。内容效度主要测量所选题项是否适当并具有代表性。问卷中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以及意愿等心理变量的测量是在赵建欣和张忠根[23]的农户行为意向模型基础上展开的，可以使本文量表设计内容效度良好。能够做因子分析的样本数据建构效度较好。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与一致性为信度检验，Cronbach’s α和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析潜变量的信度。
本文运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效度与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各个潜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 原有题项中，农户的社会信任在删除变量ST5之前，KMO值为0.770，Cronbachs α值为0.754，删除变量ST5后KMO值和Cronbach’s α值均有提高。因此，潜变量的问卷题项效度和信度通过检验，可靠性和可信度均较强，适合进一步研究。
3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实证分析
3.1违犯估计和正态性检验
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中没有负的误差方差，标准化系数值的绝对值皆未超过0.95，表明本研究模型没有违犯估计情况。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模型中各观测变量的偏度系数与峰度系数均接近于零，表明观测变量呈正态分布。
3.2模型检验结果
3.2.1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如表4所示，本文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表明模型与数据的整体拟合度良好。同时，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信度都在0.8以上，说明本研究的模型具有较好的内在拟合度。整体而言，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良好，能够用其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3.2.2研究假设检验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AMOS21.0软件得到结构模型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见表5）。判断假说是否成立主要依据路径系数的方向（正负）和显著性，本文6个假设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大于零，并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假设均得到支持。
如表6所示，从直接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381）；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其参与供给的意愿（0.766），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143），影响最小的是农户的社会信任（0.108）。从间接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292），通过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意愿而发挥作用。从总效应来看，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0.766），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0.435），影响最小的是农户的社会信任（0.285）。这些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结论相符。
3.3分群组的结构方程检验
本文选取的多群组分析调节变量为农户的农业收入和所处省份。为了找到最适配的路径模型，多群组分析时要进行参数限制。比较分析预设模型（即对模型不做任何参数限制）、测量系数相等模型、结构系数相等模型、结构协方差相等模型和结构残差相等模型的结构适配度，最终选择测量系数相等模型作为多群组分析模型。多群组的CFI值和GFI值的最小值为0.901，高于0.90的标准值；RMSEA值的最大值为0.043，小于适配临界值0.05，表明本文多群组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有良好的适配度。多群组分析的估计结果见表7。如下：
第一，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方面（H1，H3）。农业收入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高收入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影响最为显著（β=0.417，p<0.001）。可能的解
释是，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对小农水的依赖程度较低，其参与供给意愿程度也较低；随着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其参与供给的意愿相应提高。五个省份中，黄河中下游省份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的影响略高于黄河中上游省份，其中山东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β=0.493，p<0.001）。可能的解释是，黄河中下游省份种植农作物的比率和频率都较黄河上游高，山东又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农户对小农水的需求程度较高。
第二，农户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H2，H4）。农业收入中，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01，p<0.001）。可能的解释是，农业收入高的农户有较宽松的收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参与小农水的供给。五个省份中，宁夏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88，p<0.001），内蒙古次之（β=0.450，p<0.001）。可能的解释是，宁夏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比其他三省多，农户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对小农水的使用较为频繁，且政府对小农水供给的支持力度较大，因此宁夏和
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较大。此外，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宁夏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陕西和河南农户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均没有通过检验，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第三，农户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方面（H5）。农业收入中，中等收入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β=0.322，p<0.001），低收入的农户影响次之（β=0.321，p<0.001）。以中等农业收入为起点，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逐渐减小，高收入农户影响最小（β=0.145，p<0.001）。可能的解释是，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在农作物经营过程中需要熟人之间的彼此合作，所以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较大；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可以用机器操作代替人工协作，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的影响较小。五个省份中，陕西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合作能力影响最为显著（β=0.406，p<0.001），其次是河南和山东，而宁夏和内蒙古影响最小。可能的解释是，宁夏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农户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倾向用机器代替更多的熟人协作。
第四，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H6）。农业收入中，中等偏上收入农户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703，p<0.001），中等偏下收入农户次之（β=0.650，p<0.001）。五个省份中，山东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最为显著（β=0.589，p<0.001），河南次之（β=0559，p<0.001）。这说明，当农户产生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时，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山东和河南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系统地分析并比较了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包括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对其参与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影响最大的是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影响最大的是其参与供给的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再次是农户的社会信任。
第三，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黄河上游的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
4.2政策启示与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积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引导农户充分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第二，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根据不同地区农户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第三，充分考虑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提高小农水供给的绩效。
本研究运用SEM统计方法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并基于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微观层次结论。但本文仍然能从其他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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