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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特点，伴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地下考古的发现越来越丰富，地上文物遗存越来越受关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运用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从乐器本身出发，力图真实地还原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全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可资可鉴的蓝本，也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书评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01-0088-03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写，是一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长篇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的一个分卷，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秦序先生等人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在史学叙述的基础上融入了科学思想，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展开论述。主要研究各个时代的乐器与器乐文化，全书约40万字。按中国历史的纵向时间顺序，讲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器乐与乐器文化，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乐器画卷。
本书依次叙述的是远古与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器乐与乐器发展情况。该书叙述了从远古到清朝各个时期的乐器与器乐发展状况，跨越的时间之久，研究的乐器与器乐种类之多，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笔者仔细研读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认为该书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总结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直观的感知——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
清人徐康在其所著《前尘梦影录》中说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便注重插图在书籍中的重要作用。而此书便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书中的插图也为这本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观整本书，几乎每一个章节，甚至每一页书上都有相应的图片穿插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从中国古代开始便如此重视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那么，插图到底是什么呢？胡玉靓在2013年第13期的《活力》发表的《浅论中国版画插图在书籍中的作用》中做出了解释：“版画插图是运用版画的技法和其特有的艺术效果来表现插图的形式，主要运用图像来诠释和强调文章之意义或营造视觉效果。凡是这类具有用图解文、装饰文案及补充文章作用的绘画、图片、图表——视觉造型符号，均可称其为‘版画插图’”。[1]由此可见，穿插在文字中间的这些图片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图片恰当地穿插，为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提供了方便。
从根本上讲，此书着眼于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史脉络，是一本历史学著作。搜寻面世的历史著作，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甚至是秦序先生的《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几乎都是文字充盈着整本著作，即使中间有插图，也为数不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算得上是中国历史类著作中的一朵奇葩。书中的插图为读者理解书本内容提供便利之处数不胜数，其中有几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如第三章《西周的器乐与乐器》中第二节的“甬钟”，插入了“甬钟各部位名称示意图”一图，将甬钟这一青铜乐器的横截面图展示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对甬钟的各个部位以及各部位相应的名称都一目了然……因此，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插图可以：有助于了解著作中记载的各个时期的乐器；有助于理解著作中各个场景的丰富想象；辅助文字，有助于更加准确直观理解文章思想内涵。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图文并茂，是值得一提的亮点。
二、全新的视角——基于乐器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可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拥有如此丰赡的物质文化遗存，却没有一部基于实体的物质资料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这一本书就是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而展开讨论的。如果将史学类著作比作是一片片绿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必然是众多绿叶中的那一朵红花。“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著作，大都是基于传统文献资料，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书写和诠释。”[2]例如李纯一先生编著的《先秦音乐史》一书，就是以古代各个文献所记载的资料为依据，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其中文献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周礼·大司乐》《咸池》等；又如同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名的历史传说而写成的，如我们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出师表、官渡之战等。大部分的史学类著作都是如此，正是这样，更显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视角的独特与出众。同时，学者们在考察过程中也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更正之前的错误。如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石乐器，“包括一套大型编钟（65件）和一套编磬（32件），均集中放置在中室。”[3]学者们对编钟的数量、重量、高度都做了计算，“经过使用复制的演奏工具多次试奏，确知演奏这套编钟的乐师当有五人，其中二人各持一根撞钟棒，立于钟架前撞击下层大钟；另三人立于架后，各持两个钟槌，敲击中、上层钟。”[4]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对编钟的实地考察才得出，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本书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类似于曾侯乙墓编钟这样的出土乐器，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换言之，给了我们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音乐，给我们自己一个空间去琢磨，去学习。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讲，这也启示我们要爱护文物，珍惜每一件文物所带来的无穷信息。
三、完美的融合——物质的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和谐统一
众所周知，音乐的基本要素包括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而音乐的表现要素包括节奏、曲调、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等，这些表现要素组成了音乐。但无论是基本要素还是表现要素，都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音乐也概莫能外。音乐的本质，就是声音，而声音的产生主要靠“物体振动、一定介质形成并传播声波、听觉系统对声波的接收和复原，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听不到，也就无法感知声音。发声和听音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物质基础”。[5]因此，从这个层面看，音乐就是物质的。然而，音乐遗产，却是被划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如何协调“音乐是物质的”和“音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表述。”[6]我们都清楚“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各自的含义，简言之，“形而上”者即精神层面的，“形而下”者即是物质层面的。在绪论中，秦序先生借用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物质形态的内容”，说明了“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7]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及器乐的面貌，同样也向我们传达了关于这些乐器的发声原理，音乐特性的相关信息，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在物质层面之上的精神内涵。比如第五章《秦汉的器乐与乐器》第三节中的“洛庄汉墓编钟的声学特征”，文中展示了“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编钟”的图片，并对洛庄汉墓编钟的调音结构、测音结果、声学特征都一一做了介绍。详细而精准地向我们传达了洛庄汉墓编钟的发音规律，为我们了解洛庄汉墓编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让我们思考那个时期编钟的发音规律与其他时期的异同，它的发音规律，作用……这些都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思维方式等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从全新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进行研究與探讨，得出更多客观而科学的结论，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已是近乎接近于完美之作，但笔者在想，如果在本书后面还附加一册，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乐器图片合集，合集不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时代来叙述，而是按照这些乐器自身的发展先后顺序而编排，加以少许文字注释，对这本书加以补充，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立体与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项目，从策划到出版经历了数年时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凝聚了秦序老师和韩启超、李宏峰、曹贞华等人的默默付出与坚守，为我们展现了一本厚重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无论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新颖之处总是显而易见，也是值得称赞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谱表丰富，为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与器乐研究全方位、系统性的整合性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问世，为音乐史学领域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参 考 文 献]
[1]胡玉靓.浅论中国版画插图在书籍中的作用[J].活力，2013（13）.
[2][5][6][7] 秦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1-3
[3][4] 秦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125-126
[8]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0]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叶春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2]本刊编辑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J].全国新书目，2015（04）.
（责任编辑：张洪全）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特点，伴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地下考古的发现越来越丰富，地上文物遗存越来越受关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运用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从乐器本身出发，力图真实地还原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全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可资可鉴的蓝本，也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书评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01-0088-03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写，是一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长篇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的一个分卷，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秦序先生等人編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在史学叙述的基础上融入了科学思想，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展开论述。主要研究各个时代的乐器与器乐文化，全书约40万字。按中国历史的纵向时间顺序，讲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器乐与乐器文化，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乐器画卷。
本书依次叙述的是远古与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器乐与乐器发展情况。该书叙述了从远古到清朝各个时期的乐器与器乐发展状况，跨越的时间之久，研究的乐器与器乐种类之多，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笔者仔细研读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认为该书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总结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直观的感知——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
清人徐康在其所著《前尘梦影录》中说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便注重插图在书籍中的重要作用。而此书便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书中的插图也为这本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观整本书，几乎每一个章节，甚至每一页书上都有相应的图片穿插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从中国古代开始便如此重视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那么，插图到底是什么呢？胡玉靓在2013年第13期的《活力》发表的《浅论中国版画插图在书籍中的作用》中做出了解释：“版画插图是运用版画的技法和其特有的艺术效果来表现插图的形式，主要运用图像来诠释和强调文章之意义或营造视觉效果。凡是这类具有用图解文、装饰文案及补充文章作用的绘画、图片、图表——视觉造型符号，均可称其为‘版画插图’”。[1]由此可见，穿插在文字中间的这些图片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图片恰当地穿插，为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提供了方便。
从根本上讲，此书着眼于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史脉络，是一本历史学著作。搜寻面世的历史著作，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甚至是秦序先生的《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几乎都是文字充盈着整本著作，即使中间有插图，也为数不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算得上是中国历史类著作中的一朵奇葩。书中的插图为读者理解书本内容提供便利之处数不胜数，其中有几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如第三章《西周的器乐与乐器》中第二节的“甬钟”，插入了“甬钟各部位名称示意图”一图，将甬钟这一青铜乐器的横截面图展示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对甬钟的各个部位以及各部位相应的名称都一目了然……因此，插图在文章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插图可以：有助于了解著作中记载的各个时期的乐器；有助于理解著作中各个场景的丰富想象；辅助文字，有助于更加准确直观理解文章思想内涵。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图文并茂，是值得一提的亮点。
二、全新的视角——基于乐器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可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拥有如此丰赡的物质文化遗存，却没有一部基于实体的物质资料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这一本书就是将乐器作为物质形式之一而展开讨论的。如果将史学类著作比作是一片片绿叶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必然是众多绿叶中的那一朵红花。“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著作，大都是基于传统文献资料，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书写和诠释。”[2]例如李纯一先生编著的《先秦音乐史》一书，就是以古代各个文献所记载的资料为依据，研究先秦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其中文献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周礼·大司乐》《咸池》等；又如同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名的历史传说而写成的，如我们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出师表、官渡之战等。大部分的史学类著作都是如此，正是这样，更显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视角的独特与出众。同时，学者们在考察过程中也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更正之前的错误。如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石乐器，“包括一套大型编钟（65件）和一套编磬（32件），均集中放置在中室。”[3]学者们对编钟的数量、重量、高度都做了计算，“经过使用复制的演奏工具多次试奏，确知演奏这套编钟的乐师当有五人，其中二人各持一根撞钟棒，立于钟架前撞击下层大钟；另三人立于架后，各持两个钟槌，敲击中、上层钟。”[4]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对编钟的实地考察才得出，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本书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类似于曾侯乙墓编钟这样的出土乐器，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换言之，给了我们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音乐，给我们自己一个空间去琢磨，去学习。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讲，这也启示我们要爱护文物，珍惜每一件文物所带来的无穷信息。
三、完美的融合——物质的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和谐统一
众所周知，音乐的基本要素包括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而音乐的表现要素包括节奏、曲调、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等，这些表现要素组成了音乐。但无论是基本要素还是表现要素，都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音乐也概莫能外。音乐的本质，就是声音，而声音的产生主要靠“物体振动、一定介质形成并传播声波、听觉系统对声波的接收和复原，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听不到，也就无法感知声音。发声和听音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物质基础”。[5]因此，从这个层面看，音乐就是物质的。然而，音乐遗产，却是被划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如何协调“音乐是物质的”和“音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表述。”[6]我们都清楚“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各自的含义，简言之，“形而上”者即精神层面的，“形而下”者即是物质层面的。在绪论中，秦序先生借用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物质形态的内容”，说明了“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7]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及器乐的面貌，同样也向我们传达了关于这些乐器的发声原理，音乐特性的相关信息，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在物质层面之上的精神内涵。比如第五章《秦汉的器乐与乐器》第三节中的“洛庄汉墓编钟的声学特征”，文中展示了“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编钟”的图片，并对洛庄汉墓编钟的调音结构、测音结果、声学特征都一一做了介绍。详细而精准地向我们传达了洛庄汉墓编钟的发音规律，为我们了解洛庄汉墓编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让我们思考那个时期编钟的发音规律与其他时期的异同，它的发音规律，作用……这些都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思维方式等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从全新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进行研究與探讨，得出更多客观而科学的结论，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已是近乎接近于完美之作，但笔者在想，如果在本书后面还附加一册，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乐器图片合集，合集不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时代来叙述，而是按照这些乐器自身的发展先后顺序而编排，加以少许文字注释，对这本书加以补充，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立体与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项目，从策划到出版经历了数年时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凝聚了秦序老师和韩启超、李宏峰、曹贞华等人的默默付出与坚守，为我们展现了一本厚重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无论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新颖之处总是显而易见，也是值得称赞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一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谱表丰富，为古代各个时期的乐器与器乐研究全方位、系统性的整合性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乐器》的问世，为音乐史学领域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参 考 文 献]
[1]胡玉靓.浅论中国版画插图在书籍中的作用[J].活力，2013（13）.
[2][5][6][7] 秦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1-3
[3][4] 秦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125-126
[8]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0]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叶春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2]本刊编辑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J].全国新书目，2015（04）.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