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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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骈体小说《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次年出单行本.这部叙小学教员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最终殉情殉国的哀情小说,一时风行,可谓赚足了读者的眼泪.1914年标署为“别体小说”的《雪鸿泪史》重写这个故事,开始在《小说丛报》上连载.《雪鸿泪史》刊行后也颇受欢迎,《小说丛报》第一期很快就再版、三版(1914年5月初版,11月再版,1915年正月三版).连载未毕,单行本已在读者的期待中登场.但《雪鸿泪史》问世以来,各种批评之声也不绝如缕,小说尚在连载之中,就有读者指出其中一些诗词是窜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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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骈体小说《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次年出单行本.这部叙小学教员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最终殉情殉国的哀情小说,一时风行,可谓赚足了读者的眼泪.1914年标署为“别体小说”的《雪鸿泪史》重写这个故事,开始在《小说丛报》上连载.《雪鸿泪史》刊行后也颇受欢迎,《小说丛报》第一期很快就再版、三版(1914年5月初版,11月再版,1915年正月三版).连载未毕,单行本已在读者的期待中登场.但《雪鸿泪史》问世以来,各种批评之声也不绝如缕,小说尚在连载之中,就有读者指出其中一些诗词是窜易自他人,为此徐枕亚专门刊载《雪鸿泪史改正诗一、二、三》并致歉①.“五四”新文学群体更是将《雪鸿泪史》当作“金钱的”文学代表——“徐枕亚的《玉梨魂》骗了许多钱还不够,就把他改成一部日记小说《雪鸿泪史》,又来骗人家的钱”②.因此,它当仁不让地成为海派恶趣味的典型,有读者惭愧于“拜倒在《雪鸿泪史》、《玉梨魂》、《红玫瑰》之类的上海洋场文学下”③.同时,《雪鸿泪史》中关于何梦霞、白梨影相恋、相处的一些情节,与《玉梨魂》相比更纯洁、更保守,也让一些论者认为是退了一大步,真实地显露出了徐枕亚的守旧心态④.因此,长期以来,《雪鸿泪史》背负着“为金钱写作”和“倒退、守旧日”的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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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的论题提起:时代变动中的独特存在rn要从宏大意义上的文化维度讨论地方话剧这个命题本身是棘手的.本文的论述主体是早期的四川话剧.一般而言,在艺术形式前面加了地方属性的修饰词,就会特别强调其文化地域性特色,地方戏剧本该因其风貌独特的地域性和地方色彩而具有存在意义.民族观念似乎应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地域背景之下去谈,而不是独论这一地.可是进入20世纪以后,任何重要的戏剧现象都是互文的,是世界与地域相互振动激荡的结果,把个体置于更加宏观的视野中去考量,极为重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戏剧都在蓬勃发生,都
一、“排拒”的效果:从《野草》阅读的“阻隔性”说起rn《野草》是鲁迅文学创作中唯一一部散文诗集,收录了鲁迅自1924年到1927年陆续发表在《语丝》杂志上的23篇散文诗(1927年,鲁迅又为其写了一篇《题辞》,后结集收在再版的《野草》中,共计24篇).从鲁迅整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来看,《野草》应该说是鲁迅比较少有的、个人化特点非常集中的一部作品.《野草》在鲁迅个人的文学创作以及鲁迅研究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学术界早已有所申述.不同研究者通过对《野草》的现实背景、艺术风格等层面的探索,既在《野草》中照见了鲁迅生命“
“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②rn——《禅真逸史·凡例》rn一如明人夏履先对《禅真逸史》图文并茂风格的盛赞,在历史悠久的文学海洋里,以“图像之美”联动“文字之美”的跨界合作源远流长.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为文学传播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表意手段,以“海”量信息为传播内容、以“报”道为传播目的的海报,以其图文联动的新传播形态,成为在各类媒体平台上推介文学作品及其衍生内容的重要媒介.与之相对应,在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下,文学本身的增量扩容,尤其是“大文学”观念与围绕其展开的创作实践,不仅
便携式脑电图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脑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者基于脑电生理测量方法获取参与者生理数据,并在不同的学习环境开展相关教学实验研究.现有研究综述主要集中在广义层面的脑机接口或脑电图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较少探究便携式脑电图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此,通过整理2010-2021年便携式脑电图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文献,以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为基础,从脑波数据的测量类型出发,概括出关于可供测量的脑波数据、脑电图技术与其他技术融合以及脑电图技术的教学应用三个研究
吴宓对小说《红楼梦》情有独钟,自幼阅读《石头记》②,且较早以比较文学视野研究《红楼梦》.其相关红学著述虽早已成为红学界研究热点,但正如研究者所论,“绝大部分以\'吴宓与《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文著,都从他留学回国后谈起,至于在美求学那段时间,大都一带而过或者语焉不详”③.其原因在于“缺少相关史料”.亦有研究者感慨“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吴宓及其红学的研究一直都相当沉寂”,并分析说:“有两点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首先,吴宓的红学论著大部分散佚在外.文献的缺失使今人无法对其理论体系做出整体把握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职业农民培育是着力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现实难题的理性方案,也是新时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和规范协调多元利益主体行为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希冀将培养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的既定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话语制度主义为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路径,运用该理论分析和解读相关政策,可以发现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大致历经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
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下文简称“《教授》”)视作自己文学革命的起点,并几乎全文引述日记所载该文的大旨,因为胡适在此提出了“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②,而这一点也与1916年4月5日《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关键札记中“活文学”的说法相连③.近年来,随着对《教授》一文英文刊本的重新发现④,对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理解多有深入,但现有研究却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1915年8月26日所载大旨及其英文底稿与1916年五六月发表于《留美学生月报》的英文刊
1943年至1957年,郭沫若对《孔雀胆》进行了多次修改.其文本的修改价值,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忽略,然而每一次对作品的修改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同时,对《孔雀胆》修改行为的考察,也是对被遗漏的史料进行整理和价值判定的有效方式.本文通过研究《孔雀胆》的3个重要版本来解析“再创作”的生成机制,探讨作家的心理历程,发掘作者在修改中不同于一贯的以政治调整为主要目的,而是在艺术结构及文化理论上倾注更多精力背后的心理历程,从而给予该作更加全面、真实的评价和文学史定位.
在社会分工、效率优先的影响下,家庭教育长期处于隐匿状态.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驱使家庭教育逐渐呈现显学趋势.当前学界主要从“知识复制”和“教育交往”的角度定义家庭教育.前者强调家庭教育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忽视子女对家长的反向作用;后者突出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教育,但其论证过程陷入“知识复制”的范畴.更新家庭教育的内涵既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要求,也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家庭教育理论以回应和解释家庭教育实践中的复杂现象.以“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反思学界对家庭教育内涵的理解,发现
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了“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专栏.该专栏一直持续到1985年,王景山、吴奔星、黄修己、田仲济、华忱之、王富仁、吴福辉、钱理群、樊骏等20余位学者先后撰文参与讨论.在这些学者名单中,有一位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不甚熟悉的名字——华忱之.华忱之在20世纪50年代即投身现代文学研究,80年代活跃于现代文学研究界,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四川大学现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探路者”.他在该笔谈专栏上发表的文章《管窥蠡测》敏锐剖析了彼时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薄弱环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