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遭遇史无前例的困境与挑战，经济竞争因素显著上升。在疫情导致美国国内问题集中爆发、总统大选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美国“强硬势力”正在加紧推动对华经贸“脱钩”，并从此前的长期酝酿、“布线埋雷”阶段，演进到加速推进、“集中引爆”阶段，升高了两国经贸关系的不确定风险。
产业链重塑。3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借疫情在美国蔓延之际，加速推动中美产业“脱钩”。他四处宣扬美国97%抗生素来源于中国，80%药剂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希望借此推动美国在华医药企业回迁。随即，美国国会发起《加强美国产业链安全与国家安全法》，要求政府加速医疗等产业物资的生产向美国本土转移。4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再提通过直接税费抵扣的方式负担搬迁费，促进在华企业回迁美国。以此为契机，美国战略界日渐勾勒出对华“三层脱钩战略”：一是把美国认为十分关键、核心产业链不惜成本迁回美国;二是对一般关键的产业链，从经济利益考虑，鼓励企业从中国迁往主要盟友，再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升产能，既保障产业链安全，又可以降低成本和保证经济效率;三是意图把中低端制造业等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要求不高的行业，迁往南亚、东南亚等地。由此，中美互利的产业分工格局将被颠覆性重塑。
科技打压。目前，美国正从三个方面下手，加速对华科技打压，推动中美科技实质性“脱钩”。一是剥离“中国元素”。早在201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就发布“确保美国信息和通讯技术及服务供给链安全”公告，称将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更多中国输入美国的信息和通讯产品实施新的、严格的审查，迫使美国国内进口商调整产业链，将中国产品及零部件排除在外。2020年3月12日，特朗普签署《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的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和设备。二是加码出口管制。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对《出口管制条例》做出重大修改，加强对中国等涉及军事最终用户及最终用途产品的出口管制。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修改出口管制规则，以阻止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外国半导体制造商在没有获得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将产品卖给华为。近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再添24个中国机构和个人。三是限制投资。以《2018年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为基础，美国财政部于今年2月发布投资监管实施细则，全面落实对外商投资的严查，目标直指中国。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正在从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加强高科技出口管制、把中国产品剥离出美国科技产业链三方面入手，对华打出全面科技遏制的组合拳。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决心已下，且未来形势必将更加严峻复杂。
2020年5月16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阻止全球芯片制造商向华为输出半导体元器件。图为位于江苏南京的华为产品销售门店。
资本切割。继2019年美国国会发起《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和《确保外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高质量信息和透明性法案》后，今年5月20日，国会立法进程突然提速，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上市企业必须披露审计报告并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对连续三年违反规定的上市企业强行要求“退市”。该法案的出台实则在为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量身定做新规。5月30日，特朗普声称，为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要求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研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遵守规则和隐藏风险的情况。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于5月13日宣布推迟将440亿美元投资到含有10%中国资产的指数基金计划。更严重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公然警告美国市场投资者，不要将资金投入中国企业。由此，美国通过系列措施，正在悄然推动对华资本切割，欲收紧甚至切断中国企业通过美国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渠道。
近期，美国推动对华经贸“脱钩”，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具有多重动机。
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当前，美国国内疫情危机、经济衰退、失业激增、骚乱升级等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引发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乏力、反应迟缓、治理无方的不满。根据“真实清晰政治”（RCP）网站最新统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支持率为47.7%∶42.4%，领先特朗普。特朗普不仅在总体民调中全面落后，而且在威斯康星、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西根等“摇摆州”均逊于拜登。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甩锅”抗疫不力责任、巩固国内支持、扭转竞选颓势，特朗普把对华强硬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钥匙和救命稻草。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需要。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为标志，美国希望通过系列的施压和“脱钩”举动，保持美国优势，拖慢中国崛起脚步，当前采取的诸多“脱钩”措施仅是对该战略的部分贯彻。从产业链上看，美国将中国逐步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产业新格局外，意在削弱中国当前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核心地位。通过产业链的回迁、转移、重塑，巩固美国对全球产业布局的掌控力，挤压中国不断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的空间，牢牢把控主导权。从科技领域看，美国全力加速对华“脱钩”，从多途径切断中美科技联系，意在避免中國继续“搭车”，强加学习成本，尽量延长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保持美国科技实力，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从金融与资本领域看，美国试图通过胁迫对华进行资本切割，要求中国改变审计和信息透明的法律法规，提升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以遏制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和影响力上升的势头。美国上述所作所为，正在拆除中美利益捆绑的基石，甩开手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深领域的战略竞争。
疫情在全球蔓延激发了美国国内对新一轮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的大反思，使得经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再次升温，正成为推动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的“加速器”。即使部分在华企业由于成本、市场机遇等原因不愿离开中国，但只要美国政府下定战略决心与中国经济“脱钩”，“脱钩”仍会被积极推进，并带来多重影响。 导致中美出现双输的经济局面。面对中美经贸“脱钩”趋势，不仅中国将面临出口环境恶化、经济运行成本和金融风险上升、产业结构被动调整等诸多不利局面，美国也难独善其身。一是美国经济将因“脱钩”遭遇更大困境。美国对华施压和“脱钩”的做法，将加剧中美经贸不确定性风险。疫情已经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深渊，自3月中旬疫情导致企业关停以来，已有4100万人失业。而美国经济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易导致内外交困、相互叠加对经济构成更大打击。二是美国企业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产业链加速调整，将使企业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率和利益，甚至面临高昂的调整成本。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统计，2017年美国先进技术产品及零部件进口高达4642.58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710.67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36.8%，其中信息和通讯产品对华进口依赖度高达60%。中美产业“脱钩”将导致美国企业损失惨重，产业链调整的成本十分高昂。三是潜在金融风险上升。美国金融市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它的开放性和透明性，而当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将矛头对准中国、要和中国资本切割的时候，美国金融信誉已经蒙受损失。其后续打压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做法，也必将引发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冲击全球投资者信心。四是美国经济陷入平庸增长。美国国会研究局计算，2008 ～2018年美国潜在GDP增长率仅为1.6%，低于二战后3.2%的长期平均水平。经济“脱钩”将导致美国经济更为平庸。一方面，疫情过后，美国政府将更多产业链回迁至本土及相关地区，虽然稳定供应能力上升，但损失了国际分工合作的效率，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经济出现效率损失。另一方面，科技“脱钩”将破坏全球合作氛围，任何科技企业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连续取得创新突破，这将影响美国企业潜在创新能力，拉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
严重损害中美经贸互信。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成果来之不易，为中美经贸摩擦“阶段性休兵”、两国关系稳定注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因素。但美国采取一系列经贸“脱钩”和打压的做法，将损害中美间的经贸互信，增加竞争和博弈因素。
世界经济遭遇更大不确定性风险。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正在遭遇2008年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衰退3%，衰退幅度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此时，全球主要大国应该承担责任，携手合作，引领世界經济走出危机，为全球提供经济和金融稳定产品，但是美国一意孤行、挑起中美“脱钩”，严重影响中美在危机时刻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意愿，拖慢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因中美经济纷争可能随时再起，增加了世界经济遭遇的不确定性风险。
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倒退。美国加速关键产业链的回迁和区域化发展，意味着区域贸易和“盟友贸易”上升，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格局将被重塑。以“美墨加协定”（USMCA）、美英经贸谈判、美日、美韩、美欧等经贸安排和谈判为依托，美国正在加速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双边贸易新体系和产业链新格局。全球贸易关系、经贸规则、货币格局将因此生变。这就意味着，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的“全球即时生产系统”将遭遇严重破坏，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因产业安全需求上升而后退，其经济影响力在自我加速调整中遭受削弱。此外，美国对华资本“脱钩”，也必然让中国重新审视持有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必要性和盈利性。为应对疫情，美国采取无限量量化宽松、债务货币化的做法已经加剧他国忧虑。从长期看，美元霸权体系正在因美国当前的肆意妄为遭到根本性的侵蚀。
中美经贸关系早已是“大而不能倒”。双方经贸联系千丝万缕，“脱钩”的想法和行动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合作共赢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正确出路。因此，以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和落实为基础，两国应该继续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将产业合作、出口管制、跨境审计合作等问题，纳入中美后续沟通谈判议程，积极寻找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和契合点，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中方必须卧薪尝胆，做好自己的事。回顾历史，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复兴，都难以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还是要自身强大。因此，我们必须要修炼好经济“内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下大力气补足“短板”，推动中国科技产业大发展，不断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移动;制造业是经济之基，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产业合作;以坚定的决心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扩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应对任何“脱钩”图谋和风险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副研究员）
“脱钩”领域
产业链重塑。3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借疫情在美国蔓延之际，加速推动中美产业“脱钩”。他四处宣扬美国97%抗生素来源于中国，80%药剂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希望借此推动美国在华医药企业回迁。随即，美国国会发起《加强美国产业链安全与国家安全法》，要求政府加速医疗等产业物资的生产向美国本土转移。4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再提通过直接税费抵扣的方式负担搬迁费，促进在华企业回迁美国。以此为契机，美国战略界日渐勾勒出对华“三层脱钩战略”：一是把美国认为十分关键、核心产业链不惜成本迁回美国;二是对一般关键的产业链，从经济利益考虑，鼓励企业从中国迁往主要盟友，再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升产能，既保障产业链安全，又可以降低成本和保证经济效率;三是意图把中低端制造业等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要求不高的行业，迁往南亚、东南亚等地。由此，中美互利的产业分工格局将被颠覆性重塑。
科技打压。目前，美国正从三个方面下手，加速对华科技打压，推动中美科技实质性“脱钩”。一是剥离“中国元素”。早在201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就发布“确保美国信息和通讯技术及服务供给链安全”公告，称将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更多中国输入美国的信息和通讯产品实施新的、严格的审查，迫使美国国内进口商调整产业链，将中国产品及零部件排除在外。2020年3月12日，特朗普签署《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的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和设备。二是加码出口管制。4月2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对《出口管制条例》做出重大修改，加强对中国等涉及军事最终用户及最终用途产品的出口管制。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修改出口管制规则，以阻止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外国半导体制造商在没有获得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将产品卖给华为。近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再添24个中国机构和个人。三是限制投资。以《2018年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为基础，美国财政部于今年2月发布投资监管实施细则，全面落实对外商投资的严查，目标直指中国。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正在从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加强高科技出口管制、把中国产品剥离出美国科技产业链三方面入手，对华打出全面科技遏制的组合拳。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决心已下，且未来形势必将更加严峻复杂。
资本切割。继2019年美国国会发起《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和《确保外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高质量信息和透明性法案》后，今年5月20日，国会立法进程突然提速，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上市企业必须披露审计报告并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对连续三年违反规定的上市企业强行要求“退市”。该法案的出台实则在为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量身定做新规。5月30日，特朗普声称，为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要求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研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遵守规则和隐藏风险的情况。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于5月13日宣布推迟将440亿美元投资到含有10%中国资产的指数基金计划。更严重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公然警告美国市场投资者，不要将资金投入中国企业。由此，美国通过系列措施，正在悄然推动对华资本切割，欲收紧甚至切断中国企业通过美国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渠道。
相关考虑
近期，美国推动对华经贸“脱钩”，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具有多重动机。
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当前，美国国内疫情危机、经济衰退、失业激增、骚乱升级等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引发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乏力、反应迟缓、治理无方的不满。根据“真实清晰政治”（RCP）网站最新统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支持率为47.7%∶42.4%，领先特朗普。特朗普不仅在总体民调中全面落后，而且在威斯康星、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西根等“摇摆州”均逊于拜登。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甩锅”抗疫不力责任、巩固国内支持、扭转竞选颓势，特朗普把对华强硬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钥匙和救命稻草。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需要。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为标志，美国希望通过系列的施压和“脱钩”举动，保持美国优势，拖慢中国崛起脚步，当前采取的诸多“脱钩”措施仅是对该战略的部分贯彻。从产业链上看，美国将中国逐步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产业新格局外，意在削弱中国当前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核心地位。通过产业链的回迁、转移、重塑，巩固美国对全球产业布局的掌控力，挤压中国不断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的空间，牢牢把控主导权。从科技领域看，美国全力加速对华“脱钩”，从多途径切断中美科技联系，意在避免中國继续“搭车”，强加学习成本，尽量延长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保持美国科技实力，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从金融与资本领域看，美国试图通过胁迫对华进行资本切割，要求中国改变审计和信息透明的法律法规，提升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以遏制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和影响力上升的势头。美国上述所作所为，正在拆除中美利益捆绑的基石，甩开手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深领域的战略竞争。
影响趋势
疫情在全球蔓延激发了美国国内对新一轮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的大反思，使得经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再次升温，正成为推动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的“加速器”。即使部分在华企业由于成本、市场机遇等原因不愿离开中国，但只要美国政府下定战略决心与中国经济“脱钩”，“脱钩”仍会被积极推进，并带来多重影响。 导致中美出现双输的经济局面。面对中美经贸“脱钩”趋势，不仅中国将面临出口环境恶化、经济运行成本和金融风险上升、产业结构被动调整等诸多不利局面，美国也难独善其身。一是美国经济将因“脱钩”遭遇更大困境。美国对华施压和“脱钩”的做法，将加剧中美经贸不确定性风险。疫情已经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深渊，自3月中旬疫情导致企业关停以来，已有4100万人失业。而美国经济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易导致内外交困、相互叠加对经济构成更大打击。二是美国企业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产业链加速调整，将使企业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率和利益，甚至面临高昂的调整成本。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统计，2017年美国先进技术产品及零部件进口高达4642.58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710.67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36.8%，其中信息和通讯产品对华进口依赖度高达60%。中美产业“脱钩”将导致美国企业损失惨重，产业链调整的成本十分高昂。三是潜在金融风险上升。美国金融市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它的开放性和透明性，而当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将矛头对准中国、要和中国资本切割的时候，美国金融信誉已经蒙受损失。其后续打压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做法，也必将引发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冲击全球投资者信心。四是美国经济陷入平庸增长。美国国会研究局计算，2008 ～2018年美国潜在GDP增长率仅为1.6%，低于二战后3.2%的长期平均水平。经济“脱钩”将导致美国经济更为平庸。一方面，疫情过后，美国政府将更多产业链回迁至本土及相关地区，虽然稳定供应能力上升，但损失了国际分工合作的效率，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经济出现效率损失。另一方面，科技“脱钩”将破坏全球合作氛围，任何科技企业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连续取得创新突破，这将影响美国企业潜在创新能力，拉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
严重损害中美经贸互信。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成果来之不易，为中美经贸摩擦“阶段性休兵”、两国关系稳定注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因素。但美国采取一系列经贸“脱钩”和打压的做法，将损害中美间的经贸互信，增加竞争和博弈因素。
世界经济遭遇更大不确定性风险。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正在遭遇2008年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衰退3%，衰退幅度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此时，全球主要大国应该承担责任，携手合作，引领世界經济走出危机，为全球提供经济和金融稳定产品，但是美国一意孤行、挑起中美“脱钩”，严重影响中美在危机时刻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意愿，拖慢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因中美经济纷争可能随时再起，增加了世界经济遭遇的不确定性风险。
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倒退。美国加速关键产业链的回迁和区域化发展，意味着区域贸易和“盟友贸易”上升，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格局将被重塑。以“美墨加协定”（USMCA）、美英经贸谈判、美日、美韩、美欧等经贸安排和谈判为依托，美国正在加速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双边贸易新体系和产业链新格局。全球贸易关系、经贸规则、货币格局将因此生变。这就意味着，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的“全球即时生产系统”将遭遇严重破坏，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因产业安全需求上升而后退，其经济影响力在自我加速调整中遭受削弱。此外，美国对华资本“脱钩”，也必然让中国重新审视持有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必要性和盈利性。为应对疫情，美国采取无限量量化宽松、债务货币化的做法已经加剧他国忧虑。从长期看，美元霸权体系正在因美国当前的肆意妄为遭到根本性的侵蚀。
练好“内功”
中美经贸关系早已是“大而不能倒”。双方经贸联系千丝万缕，“脱钩”的想法和行动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合作共赢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正确出路。因此，以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和落实为基础，两国应该继续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将产业合作、出口管制、跨境审计合作等问题，纳入中美后续沟通谈判议程，积极寻找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和契合点，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中方必须卧薪尝胆，做好自己的事。回顾历史，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复兴，都难以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还是要自身强大。因此，我们必须要修炼好经济“内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下大力气补足“短板”，推动中国科技产业大发展，不断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移动;制造业是经济之基，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产业合作;以坚定的决心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扩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应对任何“脱钩”图谋和风险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