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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甫一就职,立即在“美国回来了”旗号下着手修补美欧关系,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回来”的许诺来自于拜登在2020年大选期间的口号“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不久前也被用在所谓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中,即美国誓言率盟友加强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问题在于,美国能否“回来”?美国能够回到此前什么状态呢?其对欧洲开出的“新支票”能否兑现?
不妨假设美国确已如愿“回来”了,在美欧关系方面,回来后的状态能与历史上哪一时期类比?回到冷战时的状态?美国是冷战时期的西方领袖,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在那种由共同敌人塑造的和谐主从关系、东西方阵营经济上的泾渭分明已成为历史。或者回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处于权力顶峰的克林顿时期?但大家都知道,这一时期的“历史终结论”已被证伪。再或回到小布什时期、尤其是其第一任期的状态?这肯定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因为当时美国和法、德代表的欧洲在海湾战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双方关系处于历史低点。这样看来,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上述口号促使欧洲和外界回想起奥巴马时期美欧之间的热络状态,但是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和转移,重心逐渐从跨大西洋转向亚太——现在叫“印太”。实际上,“美国回来了”是最能打动欧洲人的,拜登治下的美国愿重返所谓“多边主义”道路以赢回盟友信任,为此可以搁置经济、技术、外交争端或主动让步,同时也提醒欧洲,美国仍是西方或者“自由民主世界”领袖,美国能够、也仍愿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伞。
从历史上看,“往回看”显然不能为未来提供更为美好的愿景。拜登更多诉诸情感纽带的“口号”恐怕不能完全付诸现实。那么当前美欧之间的现实是什么?
首先,欧洲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而美国国内社会已高度分裂。特朗普只是美国问题的症候,病情很难在可见的短期内自愈。拜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优先”取向,可以从6月15日美欧峰会成果上看出端倪:关于新冠疫苗技术专利,双方仅“鼓励自愿共享知识和技术”,德国依然反对美国关于放弃疫苗技术专利的呼吁;双方的大飞机补贴争端搁置五年,并没有最终解决,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也需进一步讨论;德美分歧最大的“北溪-2”天然气管线争端甚至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欧洲也清楚,谁也不能保证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主义”不会卷土重来。
其次,美国国内已就对华政策形成共识,所以不遗余力地宣讲“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把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成为美希望重塑美欧共识的权宜之计。但从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2020年2月发布的《美中战略对抗》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欧洲决定摆脱这种“两极争端必选一边”的思维,希望在“战略自主”框架下构建欧洲对华关系。欧洲清楚,美全球战略重心已从跨大西洋转向“印太”地区。欧洲人关切的是:美对欧政策调整是不是在对华“战略竞争”框架下进行的?欧洲是不是已沦入“战略从属”地位?
欧洲在过去几年中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英国脱欧,这使美国失去了在欧洲内部事务中的代理人,欧洲摆脱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利益纽带。另一变化涉及欧洲对美国和自身制度的认知。欧洲智库近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坏”,美国很难通过换个总统就重回“世界领袖”位置。由此,欧洲人对美信任度大幅下降,甚至不相信美能在安全问题上继续保护欧洲。欧洲人对自己的制度则越来越持肯定态度,更倾向于“到柏林去”(指聽取德国的意见),并在欧洲框架内寻找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此外,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在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国”,因而主张欧洲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
从欧洲的角度看,欧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在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意识崛起的框架内,未来欧美关系会逐渐走出“仆主关系”状态,形成某种相对平等的新结构。
不妨假设美国确已如愿“回来”了,在美欧关系方面,回来后的状态能与历史上哪一时期类比?回到冷战时的状态?美国是冷战时期的西方领袖,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在那种由共同敌人塑造的和谐主从关系、东西方阵营经济上的泾渭分明已成为历史。或者回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处于权力顶峰的克林顿时期?但大家都知道,这一时期的“历史终结论”已被证伪。再或回到小布什时期、尤其是其第一任期的状态?这肯定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因为当时美国和法、德代表的欧洲在海湾战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双方关系处于历史低点。这样看来,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上述口号促使欧洲和外界回想起奥巴马时期美欧之间的热络状态,但是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和转移,重心逐渐从跨大西洋转向亚太——现在叫“印太”。实际上,“美国回来了”是最能打动欧洲人的,拜登治下的美国愿重返所谓“多边主义”道路以赢回盟友信任,为此可以搁置经济、技术、外交争端或主动让步,同时也提醒欧洲,美国仍是西方或者“自由民主世界”领袖,美国能够、也仍愿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伞。
从历史上看,“往回看”显然不能为未来提供更为美好的愿景。拜登更多诉诸情感纽带的“口号”恐怕不能完全付诸现实。那么当前美欧之间的现实是什么?
首先,欧洲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而美国国内社会已高度分裂。特朗普只是美国问题的症候,病情很难在可见的短期内自愈。拜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优先”取向,可以从6月15日美欧峰会成果上看出端倪:关于新冠疫苗技术专利,双方仅“鼓励自愿共享知识和技术”,德国依然反对美国关于放弃疫苗技术专利的呼吁;双方的大飞机补贴争端搁置五年,并没有最终解决,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也需进一步讨论;德美分歧最大的“北溪-2”天然气管线争端甚至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欧洲也清楚,谁也不能保证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主义”不会卷土重来。
其次,美国国内已就对华政策形成共识,所以不遗余力地宣讲“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把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成为美希望重塑美欧共识的权宜之计。但从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2020年2月发布的《美中战略对抗》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欧洲决定摆脱这种“两极争端必选一边”的思维,希望在“战略自主”框架下构建欧洲对华关系。欧洲清楚,美全球战略重心已从跨大西洋转向“印太”地区。欧洲人关切的是:美对欧政策调整是不是在对华“战略竞争”框架下进行的?欧洲是不是已沦入“战略从属”地位?
欧洲在过去几年中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英国脱欧,这使美国失去了在欧洲内部事务中的代理人,欧洲摆脱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利益纽带。另一变化涉及欧洲对美国和自身制度的认知。欧洲智库近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坏”,美国很难通过换个总统就重回“世界领袖”位置。由此,欧洲人对美信任度大幅下降,甚至不相信美能在安全问题上继续保护欧洲。欧洲人对自己的制度则越来越持肯定态度,更倾向于“到柏林去”(指聽取德国的意见),并在欧洲框架内寻找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此外,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在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国”,因而主张欧洲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
从欧洲的角度看,欧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在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意识崛起的框架内,未来欧美关系会逐渐走出“仆主关系”状态,形成某种相对平等的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