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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是争出来的
叶檀(财经评论员)
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或者在武汉，中国内地都必须拥有金融中心。金融是活眼，没有畅通的投融资渠道，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
在中国，想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多，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少。
成为金融中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需要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服务；所谓地利，就是一地具有成为金融中心的秉赋，从文化传统、人才资源与架构配置上符合金融中心所需；所谓人和，即市场自然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
按照传统市场经济的思维，金融中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争抢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毫无意义。只要市场认可、机构与交易者愿意到某地交易，该地即为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家愿意在梧桐树下交易，该地就能成为华尔街，成为金融中心。在电子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坐在家中交易，但为交易提供庞大服务体系的各个机构愿意在某个城市注册，该城市自然而然成为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比拼的是软环境与硬约束，政府在软环境方面为交易者提供最大的便利，从法律人才、评级机构到税费申报，所有交易者得到周到的服务。在交易者遭遇规则陷阱时，又有执法与司法机构能够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化解，由媒体进行公开监督。政府如水，无时不在，有需要时露面，不到逼不得已绝不扰商扰民。
以上只是理想，是中国经济追求的目标，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在强大的控制力下，不可能把梧桐树周边变成华尔街。
毋庸讳言，目前能够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城市需要得到市场与政治的双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争夺金融中心就是争抢政治资源与行政资源，十分必要。很简单，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设在何处，都由行政机构说了算。为什么上海能够成为钢铁期货交易中心而唐山不能?为什么郑州与大连能够成为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而成都、重庆不能?这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行政平衡的结果。如果连行政这一关都过不了，根本没有接受市场检验的资格。
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需要“一行三会”表态支持，需要权力机关为之背书，否则就是逾矩。在此环境下的金融中心，考虑的是怎样与其他城市取得平衡，起到船长的作用，不要犯了人和。上海强调“全局观”，强调老大哥照顾小弟、有生意大家做，正是争取地利与人和。
中国金融中心面临天时的考验，中国实体经济壮大，形成制造工厂，并不足以支撑全球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与利率定价，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总部都在北京，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个漫长的过程。
此时争取成为金融中心，首先要表现出勇气与智慧，只有具备改革家的创新精神、实干家的市场能力、海纳百川的胸襟，才能取得金融人才的首肯。其他的一切政治表态，无关市场痛痒。(2009年第12期《上海，学做明智的“船长”》)
也说说巴格达的墙
殷罡(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看过(围城巴格达>一文，有一些话想说。
巴格达的隔离墙，是2007年4月开始修建的，全长5公里，高度是3.5米。从墙的长度来看，它显然不是一道将巴格达一分为二的墙，而是将巴格达的一个敏感社区保护起来的墙。
这墙修得不那么聪明，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
美国人说，建墙的目的是防止教派冲突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渗透。其实，美国人是在教派冲突的高峰期过后修建这道墙的，属于“亡羊补牢”。但与一般意义的“亡羊补牢”不同的是，既然在2006年下半年已经通过政治手段大体平息了伊拉克的教派冲突，继续通过政治手段保持动态安全就是了，何必再“补牢防狼”，从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呢?
伊拉克战后的治安混乱，是逊尼派基地恐怖组织挑起的。几百次血腥的大爆炸，绝大多数发生在什叶派宗教圣地和什叶派聚居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头目扎卡维一语道破了这样做的目的：“决不能让巴格达落在什叶派手里。”
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和一般民众在恐怖浪潮面前，保持了令人赞叹的忍耐。直到2006年2月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毁，什叶派激进武装才发起反击，伊拉克陷入了将近一年的教派仇杀。可喜可贺的是。伊拉克各派民众的头脑毕竟是清醒的。在意识到基地组织是所有伊拉克人的共同敌人之后，各派的和解很快实现了。随之而来的是伊拉克军民和美军一道，对基地组织发起的全面清剿。
这是伊拉克的大局。新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爆炸还会发生，但伊拉克人民是会冷静应对的，那道隔离墙迟早会被伊拉克人民拆除。
文中引用的英国《卫报》记者的报道，我相信是真实的。但中国读者更需要看到的是伊拉克政治和经济重建的全貌，而不仅仅是敲边鼓式的选择性街头写生。自从这家报纸报道本·拉丹藏在中国遭到中国外交部严厉谴责之后，一些中国读者已经另眼看待他们的报道了。
希望《南风窗》多认真谈些问题。有些报道，中国人已经看得太多了。
顺便指出，文中“库尔德自治区在去年8月出台的《石油法》，已经传闻满天飞”是个硬伤。这个石油法，恰恰是库尔德人不愿意看到的国家石油法，因为根据这项法案，库尔德地区的石油收入是要全国分配的。
至于石油法和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说起来也要周到一些，因为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在伊拉克站住了脚，并将扩大在伊拉克的存在。(2009年第11期《围城巴格达》)
叶檀(财经评论员)
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或者在武汉，中国内地都必须拥有金融中心。金融是活眼，没有畅通的投融资渠道，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
在中国，想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多，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少。
成为金融中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需要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服务；所谓地利，就是一地具有成为金融中心的秉赋，从文化传统、人才资源与架构配置上符合金融中心所需；所谓人和，即市场自然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
按照传统市场经济的思维，金融中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争抢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毫无意义。只要市场认可、机构与交易者愿意到某地交易，该地即为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家愿意在梧桐树下交易，该地就能成为华尔街，成为金融中心。在电子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坐在家中交易，但为交易提供庞大服务体系的各个机构愿意在某个城市注册，该城市自然而然成为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比拼的是软环境与硬约束，政府在软环境方面为交易者提供最大的便利，从法律人才、评级机构到税费申报，所有交易者得到周到的服务。在交易者遭遇规则陷阱时，又有执法与司法机构能够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化解，由媒体进行公开监督。政府如水，无时不在，有需要时露面，不到逼不得已绝不扰商扰民。
以上只是理想，是中国经济追求的目标，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在强大的控制力下，不可能把梧桐树周边变成华尔街。
毋庸讳言，目前能够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城市需要得到市场与政治的双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争夺金融中心就是争抢政治资源与行政资源，十分必要。很简单，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设在何处，都由行政机构说了算。为什么上海能够成为钢铁期货交易中心而唐山不能?为什么郑州与大连能够成为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而成都、重庆不能?这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行政平衡的结果。如果连行政这一关都过不了，根本没有接受市场检验的资格。
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需要“一行三会”表态支持，需要权力机关为之背书，否则就是逾矩。在此环境下的金融中心，考虑的是怎样与其他城市取得平衡，起到船长的作用，不要犯了人和。上海强调“全局观”，强调老大哥照顾小弟、有生意大家做，正是争取地利与人和。
中国金融中心面临天时的考验，中国实体经济壮大，形成制造工厂，并不足以支撑全球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与利率定价，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总部都在北京，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个漫长的过程。
此时争取成为金融中心，首先要表现出勇气与智慧，只有具备改革家的创新精神、实干家的市场能力、海纳百川的胸襟，才能取得金融人才的首肯。其他的一切政治表态，无关市场痛痒。(2009年第12期《上海，学做明智的“船长”》)
也说说巴格达的墙
殷罡(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看过(围城巴格达>一文，有一些话想说。
巴格达的隔离墙，是2007年4月开始修建的，全长5公里，高度是3.5米。从墙的长度来看，它显然不是一道将巴格达一分为二的墙，而是将巴格达的一个敏感社区保护起来的墙。
这墙修得不那么聪明，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
美国人说，建墙的目的是防止教派冲突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渗透。其实，美国人是在教派冲突的高峰期过后修建这道墙的，属于“亡羊补牢”。但与一般意义的“亡羊补牢”不同的是，既然在2006年下半年已经通过政治手段大体平息了伊拉克的教派冲突，继续通过政治手段保持动态安全就是了，何必再“补牢防狼”，从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呢?
伊拉克战后的治安混乱，是逊尼派基地恐怖组织挑起的。几百次血腥的大爆炸，绝大多数发生在什叶派宗教圣地和什叶派聚居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头目扎卡维一语道破了这样做的目的：“决不能让巴格达落在什叶派手里。”
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和一般民众在恐怖浪潮面前，保持了令人赞叹的忍耐。直到2006年2月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毁，什叶派激进武装才发起反击，伊拉克陷入了将近一年的教派仇杀。可喜可贺的是。伊拉克各派民众的头脑毕竟是清醒的。在意识到基地组织是所有伊拉克人的共同敌人之后，各派的和解很快实现了。随之而来的是伊拉克军民和美军一道，对基地组织发起的全面清剿。
这是伊拉克的大局。新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爆炸还会发生，但伊拉克人民是会冷静应对的，那道隔离墙迟早会被伊拉克人民拆除。
文中引用的英国《卫报》记者的报道，我相信是真实的。但中国读者更需要看到的是伊拉克政治和经济重建的全貌，而不仅仅是敲边鼓式的选择性街头写生。自从这家报纸报道本·拉丹藏在中国遭到中国外交部严厉谴责之后，一些中国读者已经另眼看待他们的报道了。
希望《南风窗》多认真谈些问题。有些报道，中国人已经看得太多了。
顺便指出，文中“库尔德自治区在去年8月出台的《石油法》，已经传闻满天飞”是个硬伤。这个石油法，恰恰是库尔德人不愿意看到的国家石油法，因为根据这项法案，库尔德地区的石油收入是要全国分配的。
至于石油法和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说起来也要周到一些，因为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在伊拉克站住了脚，并将扩大在伊拉克的存在。(2009年第11期《围城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