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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莱大夫,原名理查德·施泰因(Richard Stein), 1920年2月11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奥共组织的一些活动,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热爱科学,参加了医学训练班,学会了使用X光、临床化验和防疫急救等医务训练。1937年加入了奥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3月13日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因反对希特勒被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同年底12月,奧共地下党通知他迅速转移。1939年1月,年仅19岁的傅莱匆匆告别亲人乘上远洋客轮来上海,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知道中国正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而且有一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浴血奋战。他在船上就打听怎样找八路军,了解到在香港的宋庆龄可以帮助。在船停靠香港的半天,他上岸去找,因人地生疏无法找到。1月15日客轮到达上海,在欧洲流亡者的帮助下,他住在一个慈善团体开办的接待站,临时在一所传染病医院工作,一面打听八路军。以后又到天津、北平的医院工作。经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介绍,21岁的傅莱终于到达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请他到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任传染病学教员,与柯棣华大夫在一起任课,校长是江一真。那时柯棣华大夫除在学校教课外,还在该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院长。傅莱大夫与柯棣华大夫仅相处一年多,柯棣华大夫就去世了。在柯棣华大夫病危时,江一真院长拉着傅莱赶去急救,可惜无法挽回。傅莱大夫很推崇柯棣华大夫,两人在一起经常交流意见和经验。1982年在我参与主编的《纪念柯棣华》(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曾请傅莱大夫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盛赞柯棣华大夫中文学得好,在生活上很艰苦,随着老乡习俗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十分出色,也善于宣传和鼓动。傅莱大夫写道:“一次,我们到离敌人封锁线不远的一个村子去背粮。很长一段路走下来脚步渐渐就慢了,感到累了,他突然提议要和我竞赛,我个儿比他高当然不怕,我们就加快步伐,他还不时地做一两个印度妇女头顶东西,双臂平衡的姿势逗乐,后面的同志也追了上来,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几里路,待到达驻地,只见他脸色发白,汗水淋淋,我方觉悟过来,这是他鼓动大家振作精神的办法。”
傅莱大夫工作也十分艰苦。他讲一堂课要花不少时间准备,他先用德语写好讲稿,借助字典在中国同志帮助下译成汉语,注上发音。他像柯棣华大夫一样刻苦学习,逐渐提高了中文水平。除教学任务外,还要为伤病员做救治工作。边区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检查设备。当时有一位同志被怀疑是患了伤寒病,由于他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才没有发生感染。傅莱大夫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他克服一切困难跟同志们一样过着苦中有乐的生活。
他在边区灵寿、陈庄,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疥疮、结核、疟疾诊断与治疗》的报告,随后又参加了军区卫生会议。在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时被选为委员。从此,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成为传染病教学的带头人,哪里有传染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43年学校精兵简政,一半人员搬到阜平大台村,傅莱大夫正好碰上最艰苦的那次反扫荡。日寇进犯时一路烧光、杀光、抢光,但老百姓和八路军配合得很好,所受损失虽然很大,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鬼子兵退走了。傅莱大夫经受了这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聂荣臻司令员一向关心知识分子入党,柯棣华大夫是在他关心下入党的,后来傅莱大夫于1944年10月也入党了。这位外国大夫,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日斗争,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傅莱大夫是在白求恩卫校逗留时间最长的三位大夫之一:先是白求恩、再是柯棣华、第三就是傅莱。1944年傅莱大夫到延安,翌年初见到美国提供陕甘宁边区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军区卫生部支持下,于张家口建立一个实验室,开始研究试制青霉素,而且取得了成果。1945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成功粗制青霉菌素》的消息:“本月20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首次医药学术报告,特请该会顾问、国际友人傅莱医生,报告怎样运用边区现有条件制造青霉菌素,并展览所需器材,具体说明制造过程。青霉菌素,是世界灵药之一,有杀灭病菌的特效,是美国医药界发明的,经过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条件落后的边区制造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我想起我在采访马海德大夫时,他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得救了。”
傅莱大夫热爱中国,1952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在医科院情报所工作,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傅莱大夫提出他的遗体捐给国家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骨灰则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唐县。
傅莱大夫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由他儿子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金质奖章。
傅莱大夫的墓地,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墓地在一起。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门内墓地中部是傅莱大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后面墓地六角形石座上有一个很大的刻有世界地图的白石地球。
傅莱大夫的墓地落成,又架起了一座新的友谊桥梁,促进中国和奥地利两国人民进一步友好往来。
傅莱大夫工作也十分艰苦。他讲一堂课要花不少时间准备,他先用德语写好讲稿,借助字典在中国同志帮助下译成汉语,注上发音。他像柯棣华大夫一样刻苦学习,逐渐提高了中文水平。除教学任务外,还要为伤病员做救治工作。边区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检查设备。当时有一位同志被怀疑是患了伤寒病,由于他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才没有发生感染。傅莱大夫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他克服一切困难跟同志们一样过着苦中有乐的生活。
他在边区灵寿、陈庄,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疥疮、结核、疟疾诊断与治疗》的报告,随后又参加了军区卫生会议。在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时被选为委员。从此,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成为传染病教学的带头人,哪里有传染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43年学校精兵简政,一半人员搬到阜平大台村,傅莱大夫正好碰上最艰苦的那次反扫荡。日寇进犯时一路烧光、杀光、抢光,但老百姓和八路军配合得很好,所受损失虽然很大,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鬼子兵退走了。傅莱大夫经受了这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聂荣臻司令员一向关心知识分子入党,柯棣华大夫是在他关心下入党的,后来傅莱大夫于1944年10月也入党了。这位外国大夫,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日斗争,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傅莱大夫是在白求恩卫校逗留时间最长的三位大夫之一:先是白求恩、再是柯棣华、第三就是傅莱。1944年傅莱大夫到延安,翌年初见到美国提供陕甘宁边区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军区卫生部支持下,于张家口建立一个实验室,开始研究试制青霉素,而且取得了成果。1945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成功粗制青霉菌素》的消息:“本月20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首次医药学术报告,特请该会顾问、国际友人傅莱医生,报告怎样运用边区现有条件制造青霉菌素,并展览所需器材,具体说明制造过程。青霉菌素,是世界灵药之一,有杀灭病菌的特效,是美国医药界发明的,经过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条件落后的边区制造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我想起我在采访马海德大夫时,他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得救了。”
傅莱大夫热爱中国,1952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在医科院情报所工作,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傅莱大夫提出他的遗体捐给国家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骨灰则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唐县。
傅莱大夫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由他儿子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金质奖章。
傅莱大夫的墓地,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墓地在一起。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门内墓地中部是傅莱大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后面墓地六角形石座上有一个很大的刻有世界地图的白石地球。
傅莱大夫的墓地落成,又架起了一座新的友谊桥梁,促进中国和奥地利两国人民进一步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