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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1998—2018年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学术论文为数据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其研究热点与研究现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国内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围绕高等教育学学科之合法性论断、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方法迷思、多学科研究与审视、学科建设的双逻辑等问题形成了较多的研究热点。要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构建向纵深发展，未来研究需要实现一个回归与两个转向，即回归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然本真，转向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协同合作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用情境等。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共词”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1-013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2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研究的归属性在国内一直存在着学科与领域之争。自1983年高等教育学在国家学科建制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后，国家政策的倾斜让高等教育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的“显学”[1]。从外树到内发，学术共同体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内在机理。然而，当前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不健全、核心概念和学科术语不成熟、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等现实诘问成为桎梏其按照传统经典学科发展的枷锁，这也是对“学科论”产生诟病的主要原因。2011年国家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学科评估强调一级学科建设而淡化二级学科建设，让原本依附外在制度红利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学科内树应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视角出发，为多学科研究中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主体的自我迷失提供方向[2]。但多学科研究方法很可能不被高等教育学所独享而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范式。张应强认为，学科建设要回归知识本体构建，脱离教育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促进高等教育学知识形态的“再学科化”，构建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3]。王洪才表示，从学科品性出发，整合资源，实践蔡元培“兼收并蓄，包容百家”式的大学理想，实现其学科功用是学科发展的要义[4]。由此，秉持超越情怀，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逐渐成为了学界研究的主流趋势与共识。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化进程中，学术团体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展开持续而深刻的研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科研著述与研究成果，为学科生长提供了应有的发展土壤。然而，一级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建设工作仍任重道远，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将走向何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将能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释怀于学科发展迷思。本文借助Bicomb和SPSS统计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CSSCI数据库样本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相关的期刊论文中的主题词、关键词、作者及参考文献的高频词块，遵循“共词可视化”分析的基本思路，旨在厘清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脉络与路径，勾勒学科发展的图景;探寻学科发展逻辑，为未来学科建设甚至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以“高等教育学学科”为主题，以1998—2018年为期限，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243篇，在此基础上剔除声明、会议报道、报纸评论、人物专访、会议通知及无作者文献等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最终确定198篇作为研究样本。
（二）工具与步骤
研究主要采用Bicomb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具体分为5个步骤：第一，在Bicomb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选择“CNKI·中文·〈TXT〉”的格式类型;第二，将198篇文献导入Bicomb中进行提取，获取样本文献的作者、单位、期刊、年份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第三，对需要进行分析的期刊、年份、关键词进行统计;第四，选择词频≥3的30个关键词作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依据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的分析结果，建构高频关键词的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第五，将词篇矩阵导入SPSS中获得相似矩阵，对矩阵的关键词对应系数进行语义分析，归纳样本文献研究的主题领域。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概况及关键词确认
1.文献年代分布与期刊分布。样本文献每年的发表量呈上升趋势（见表1）。特别是在2010年研究数量呈现井喷态势，此后，文献发表量趋于波动增长。这符合学术文献分级滑动模型所揭示的“质量牵制原则”。198篇论文主要来源于12个期刊，其中有7个期刊发文量超过5篇（见表2）。此外，高等院校学报来源期刊发文量较高的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4篇;高校教育学管理类来源期刊的发文主要集中在《高校教育管理》《现代大学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发文量均为5篇。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类和教育学管理类的期刊上，高等教育研究类来源期刊的发文量占有较高比例，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起到引领与导向的作用。
2.高频关键词的提取。统计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数据，共获563个关键词，高频关键词的提取思路如下：一方面，结合达胡（Donohue）推导出的高低词频界分公式和学者孙清兰提出的高低词频界分估算法;另一方面，考虑到统计分析结果的代表性，研究将低频阈值设定为3，整合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关键词，剔除词义宽泛、难以界定的关键词，最终得到有效高频关键词25个（见表3）。
（二）相似矩阵及其内容分析
数据结构符合尺度分析是深入剖析两个关键词共现关系的必要前提，即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研究将截取的25个高频关键词应用到Bicomb软件中的“矩阵（词篇矩阵）”功能，形成关键词的词篇矩阵，然后将词篇矩阵导入至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应用软件中的“分析”“分类”“系统聚类”功能分析，选取“统计量”中的相似矩阵、“绘制”下拉菜单“方法”中的“Ochiai系数”。Ochiai系数用来表示关键词间的共现相对强度，即两个关键词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通常系数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高;反之，如果数值趋向0，表明两个关键词近乎无相关性。本研究高频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关键词的亲疏由近至远关系依次为学科建设（0.809）、研究方法（0.621）、多学科（0.62）、理论体系（0.537）、问题导向（0.498），这些数值表明其对应关键词与“高等教育学学科”一词被共同加以探讨和研究的频率较高。通过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和关键词间的相关程度分析、归纳和总结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热点，达成对其主流学术团体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相关的互动结构、关键词间的密切程度和领域构成等的认识。据此，本研究将所获得的高频关键词划分为5大类：第一类，高等教育学学科之合法性论断;第二类，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第三类，高等教育學学科研究方法迷思;第四类，高等教育学多学科研究与审视;第五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双逻辑（见表4）。 四、问题与讨论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在我国遵循由外构到内树的建设逻辑。自建制以来，学界对学科内部体系构建和知识生成模式展开持续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旨在形成超越经典学科建设范式的高等教育学现代学科体系。在这一逻辑的牵引下，学科成长围绕建设合法性、研究方法迷思、理论体系构建、多学科反思、建设逻辑论证等几项议题向纵深发展。
（一）学科之合法性论断
学科内部合法性是所有学科获得生存地位、发展空间与成长生命力的必要前提。学界对学科内树机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合法性、学科定位等层面，旨在厘清与探讨学科框架构建的前提和合理性。这一议题在历史的洗礼中越辩越明，大致历经3个重叠交叉的发展阶段。第一，学科存在与发展机理的梳理。过去高等教育学学科诞生不仅是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文化传统与学科管理体制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现实产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已获得文化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应注重知识体系建设完成学术合法性的使命[5]。树立文化自信与学科自信，丰富与完善理论体系，增强高等教育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与解释力，不断增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适切性[6]。第二，学科与领域之争，孰是孰非。对高等教育学身份属性的争论由来已久，以潘懋元为代表的“学科论”和以阿特巴赫为代表的“领域论”之争论焦点在于高等教育何以为学科又何以为领域。事实上，学科分类是知识生产的客观需要与要求。根据托尼·比彻对学科分类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学类属于应用软学科，这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应然诉求找到了实然的依据[7]。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推进了高等教育学的产生，高等教育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高等教育实践的繁荣[8]。以学科身份冠之于高等教育兼具内外部合法性。第三，将高等教育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的现实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知识结构差异越来越大，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已经突破了教育学的框架和范畴，形成了与教育学完全不同的主题与问题域。秉持超越情怀是高等教育学发展成为一级学科的应有之义[9]。还有很多学者提出学科建设不能囤限于浓郁的学科情节，要有超越学科建设的情怀，采取开放的态度，多话语体系构建高等教育学科也不失为学科建设的未来走向[10]。由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具备合法性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二）研究方法迷思
拥有独特的学科研究范式是传统意义下经典学科得到认可并可能成为学科的重要依据。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而言，研究方法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水平，而且还预示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高度。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论断：没有研究方法作指引的高等教育研究必将陷入学科身份危机的危境。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元研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规避研究方法的霸权主义。在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具体研究方法展开微观透视时，我们发现定性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体地位。刘献君先生指出：“确立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霸主地位，都会窒息其他研究方法之生机。”以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契合度为标准是衡量研究方法使用得当与否的重要参考。因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选择与研究内容的高契合度才是良好研究开展的前提，唯质性抑或量化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第二，拓宽实证主义应用范围。当前定量研究方法应用范围较为狭窄且不够广泛。事实上，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能够更加直观、客观地反应事物的本来面目，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也更有保证。因此，定量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从而促使高等教育学学科与研究走向更加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第三，规范质性研究势在必行。思辨（演绎）研究的研究方法运用规范程度较低，思辨法处于无序状态成为当前桎梏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枷锁。有学者表示当前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运用意识淡薄，并未在研究之前确定研究方法，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模式很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规范性与结论的科学性[11]。此外，研究方法应用要区别研究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这一对概念，否则就会陷入普遍与特殊、一般与特别相对立的自我矛盾之中，学科建设成为空谈。在研究方法选择方面，不要刻意去追求高等教育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要借助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这是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重要体现。
（三）理论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构建一门反映高等教育实践规律、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不仅是高等教育学学科成长的自然需求， 也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诉求。当前，国内部分研究型大学为响应国家“优化学科建设”的宏观政策调整，并撤了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的教育类科系[12]。此举在高等教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科之学术共同体事实上并未受到各高校利益行动主体对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回应的冲击而变得松散，相反学科共同体建设成为大势所趋。因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受到整体性学术危机的论断为伪命题。但危机存在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建立健全学科體系便是应对危机的良策。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专注于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方向的逻辑探索。寻找学科建设的逻辑线索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首要回答的问题。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的专著与教材已经出版了多部，但仍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关注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探寻、问题域的找寻和方法论的构建是当前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回应学科发展的“第一问”是高等教育学众多学者安身立命的前提[13]。第二，专注于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逻辑物化程序的探讨。建设逻辑的追问旨在为学科建设提供具体的行动准则。高等教育学可依据诸如事实描述、进一步将其概念化、范畴化与原理化，最后对其进行抽象与体系化等的程序深化学科建设[14]。理论工作者在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实践中，可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出发，即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和现当代高等教育实践中去收集全部经验事实，再从这些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中， 通过辨别、分析、整理、总结、抽象， 找到学科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发展为理论事实，从而为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15]。 （四）多学科研究与审视
多学科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的重要介质。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多学科研究与现行大学学科发展形态不谋而合，具有合法性。现代科学的构建已然突破传统学科的束缚，如今高等教育学研究在研究方法论意义上所采用的是多学科研究的原则，具体包括复杂性观点、范式论与开放论等3个层面的内涵，其研究路径的指向是个体（学者）通过学术团体在学术会议、工作坊、习明纳（Seminar）等的交流平台上获得跨学科研究的工作材料，最终成为跨学科研究者研究高等教育学[16]。实际上，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样性特征主要受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背景所影响，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17]。在国外作为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学兼具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多个学科融于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渗透性特征[18]。但跨学科研究方法极易被误读为一种专门的方法，直接的后果就是排斥其他学科进行多学科研究，而只有哲学才是使用多學科研究的正宗，所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将多学科研究方法视为独有的研究方法是不具有学术合法性意义的[19]。多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是具体的方法（Method）而是方法论（Methodology），高等教育具有多种表象，不同侧面，具有学科独特的规范和相对稳定的边界，包含了完整的学科规训体系[20]。这一观点也是对高等教育学相对独立形象的白描。
（五）学科建设的双逻辑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要以双逻辑为遵循，即不仅需要遵循学科内部建设的现有逻辑，还需遵循社会的需求逻辑。第一，正本清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自学科获得外部合法性之后，学术共同体积极探寻学科内部构建的独特路径。坚持深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动力，选择高等教育学学科领域内的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1]，强化学科意识，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学学者的共识。同时，学科建设杜绝“唯”“浅”“低”化倾向的发展意识也要逐渐落地生根。多数学者认为坚持研究的客观性与解释的深刻性，杜绝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唯视角化、经验化与低水平化[22]，为学科建设扫清障碍。现阶段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双重危机的叠加。因此，从传统经典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向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是高等教育学科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二，另辟蹊径，为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增添新动力。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学术团体要通过坚持学科化取向的情怀，秉持建设应用软科学的理念，弥补以往学科外部建制所带来的短期“红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学科，因而坚守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自留地是高等教育学坚守其独立性的现实要求。将学科自身反省式的研究与以提升高校决策能力、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职能的院校应用研究相结合，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生产，即在回归学理性与批判性中坚守学科的独立性，发挥整合品性的功能[23]，转向探寻多学科整合式的知识产出，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五、结论与展望
一是以秉持学科理论研究为基本立场，回归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然本真。高等教育学在我国经历了从外树到内造的发展过程，坚持学科建设理论研究路径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不尽如人意，我们认为其内树方式通过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构建是不失为理想的、适切的方式。宏观方面即以形成“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理想为行动指南，不断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微观方面即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功能为旨趣，以提升高校的治理能力与质量状况为目标。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理想。
二是以锻造学科整合品性为基本目标，转向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协同合作。高等教育学学科品性是由高等教育的使命决定的，各学科间的协同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整合品性要求学科能够以促进各学科繁荣为己任，最终实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宏大目标。当代科学处于大学科时代（Mega-science）[24]，事实上，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学能够秉持多学科研究的视角，遵循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的应然要求[25]，以开放的姿态，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实现跨学科研究。通过学科间的不断的交流、沟通，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从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整合。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为：围绕某一学科，通过中心的辐射作用联接并整合不同学科（各学科学术团体间的交流）[26]。据此，加强内外有效合作途径与保障机制建设，使学科交流融合状态由自发走向自觉[27]，建立灵活的对话、合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是锻造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必由之路。
三是以坚守实践问题导向为基本准则，转向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用情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双重困境下应积极从传统学科建设的范式转向现代学科构建模式。第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的动力，同时以国家需求为价值先导不断激发学科建设内生动力。在解决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中提炼新思想新观点，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注重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与理论生成之间的转化机制，提炼真理论指导实践。高等教育学要服务于国家宏观政策，发现并提出高等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通过多学科透视与实践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最终对策略进行检验、提取、反思、并置，进而促进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否则，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危机会愈演愈烈。据此，转向高等教育学应用性情境研究，通过多学科研究的方式构建学科体系是化解学科危机的良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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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世君）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共词”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1-013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2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研究的归属性在国内一直存在着学科与领域之争。自1983年高等教育学在国家学科建制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后，国家政策的倾斜让高等教育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的“显学”[1]。从外树到内发，学术共同体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内在机理。然而，当前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不健全、核心概念和学科术语不成熟、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等现实诘问成为桎梏其按照传统经典学科发展的枷锁，这也是对“学科论”产生诟病的主要原因。2011年国家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学科评估强调一级学科建设而淡化二级学科建设，让原本依附外在制度红利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学科内树应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视角出发，为多学科研究中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主体的自我迷失提供方向[2]。但多学科研究方法很可能不被高等教育学所独享而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范式。张应强认为，学科建设要回归知识本体构建，脱离教育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促进高等教育学知识形态的“再学科化”，构建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3]。王洪才表示，从学科品性出发，整合资源，实践蔡元培“兼收并蓄，包容百家”式的大学理想，实现其学科功用是学科发展的要义[4]。由此，秉持超越情怀，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逐渐成为了学界研究的主流趋势与共识。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化进程中，学术团体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展开持续而深刻的研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科研著述与研究成果，为学科生长提供了应有的发展土壤。然而，一级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建设工作仍任重道远，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将走向何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将能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释怀于学科发展迷思。本文借助Bicomb和SPSS统计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CSSCI数据库样本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相关的期刊论文中的主题词、关键词、作者及参考文献的高频词块，遵循“共词可视化”分析的基本思路，旨在厘清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脉络与路径，勾勒学科发展的图景;探寻学科发展逻辑，为未来学科建设甚至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以“高等教育学学科”为主题，以1998—2018年为期限，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243篇，在此基础上剔除声明、会议报道、报纸评论、人物专访、会议通知及无作者文献等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最终确定198篇作为研究样本。
（二）工具与步骤
研究主要采用Bicomb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具体分为5个步骤：第一，在Bicomb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选择“CNKI·中文·〈TXT〉”的格式类型;第二，将198篇文献导入Bicomb中进行提取，获取样本文献的作者、单位、期刊、年份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第三，对需要进行分析的期刊、年份、关键词进行统计;第四，选择词频≥3的30个关键词作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依据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的分析结果，建构高频关键词的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第五，将词篇矩阵导入SPSS中获得相似矩阵，对矩阵的关键词对应系数进行语义分析，归纳样本文献研究的主题领域。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概况及关键词确认
1.文献年代分布与期刊分布。样本文献每年的发表量呈上升趋势（见表1）。特别是在2010年研究数量呈现井喷态势，此后，文献发表量趋于波动增长。这符合学术文献分级滑动模型所揭示的“质量牵制原则”。198篇论文主要来源于12个期刊，其中有7个期刊发文量超过5篇（见表2）。此外，高等院校学报来源期刊发文量较高的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4篇;高校教育学管理类来源期刊的发文主要集中在《高校教育管理》《现代大学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发文量均为5篇。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类和教育学管理类的期刊上，高等教育研究类来源期刊的发文量占有较高比例，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起到引领与导向的作用。
2.高频关键词的提取。统计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数据，共获563个关键词，高频关键词的提取思路如下：一方面，结合达胡（Donohue）推导出的高低词频界分公式和学者孙清兰提出的高低词频界分估算法;另一方面，考虑到统计分析结果的代表性，研究将低频阈值设定为3，整合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关键词，剔除词义宽泛、难以界定的关键词，最终得到有效高频关键词25个（见表3）。
（二）相似矩阵及其内容分析
数据结构符合尺度分析是深入剖析两个关键词共现关系的必要前提，即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研究将截取的25个高频关键词应用到Bicomb软件中的“矩阵（词篇矩阵）”功能，形成关键词的词篇矩阵，然后将词篇矩阵导入至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应用软件中的“分析”“分类”“系统聚类”功能分析，选取“统计量”中的相似矩阵、“绘制”下拉菜单“方法”中的“Ochiai系数”。Ochiai系数用来表示关键词间的共现相对强度，即两个关键词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通常系数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高;反之，如果数值趋向0，表明两个关键词近乎无相关性。本研究高频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关键词的亲疏由近至远关系依次为学科建设（0.809）、研究方法（0.621）、多学科（0.62）、理论体系（0.537）、问题导向（0.498），这些数值表明其对应关键词与“高等教育学学科”一词被共同加以探讨和研究的频率较高。通过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和关键词间的相关程度分析、归纳和总结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热点，达成对其主流学术团体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相关的互动结构、关键词间的密切程度和领域构成等的认识。据此，本研究将所获得的高频关键词划分为5大类：第一类，高等教育学学科之合法性论断;第二类，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第三类，高等教育學学科研究方法迷思;第四类，高等教育学多学科研究与审视;第五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双逻辑（见表4）。 四、问题与讨论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在我国遵循由外构到内树的建设逻辑。自建制以来，学界对学科内部体系构建和知识生成模式展开持续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旨在形成超越经典学科建设范式的高等教育学现代学科体系。在这一逻辑的牵引下，学科成长围绕建设合法性、研究方法迷思、理论体系构建、多学科反思、建设逻辑论证等几项议题向纵深发展。
（一）学科之合法性论断
学科内部合法性是所有学科获得生存地位、发展空间与成长生命力的必要前提。学界对学科内树机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合法性、学科定位等层面，旨在厘清与探讨学科框架构建的前提和合理性。这一议题在历史的洗礼中越辩越明，大致历经3个重叠交叉的发展阶段。第一，学科存在与发展机理的梳理。过去高等教育学学科诞生不仅是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文化传统与学科管理体制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现实产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已获得文化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应注重知识体系建设完成学术合法性的使命[5]。树立文化自信与学科自信，丰富与完善理论体系，增强高等教育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与解释力，不断增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适切性[6]。第二，学科与领域之争，孰是孰非。对高等教育学身份属性的争论由来已久，以潘懋元为代表的“学科论”和以阿特巴赫为代表的“领域论”之争论焦点在于高等教育何以为学科又何以为领域。事实上，学科分类是知识生产的客观需要与要求。根据托尼·比彻对学科分类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学类属于应用软学科，这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应然诉求找到了实然的依据[7]。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推进了高等教育学的产生，高等教育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高等教育实践的繁荣[8]。以学科身份冠之于高等教育兼具内外部合法性。第三，将高等教育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的现实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知识结构差异越来越大，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已经突破了教育学的框架和范畴，形成了与教育学完全不同的主题与问题域。秉持超越情怀是高等教育学发展成为一级学科的应有之义[9]。还有很多学者提出学科建设不能囤限于浓郁的学科情节，要有超越学科建设的情怀，采取开放的态度，多话语体系构建高等教育学科也不失为学科建设的未来走向[10]。由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具备合法性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二）研究方法迷思
拥有独特的学科研究范式是传统意义下经典学科得到认可并可能成为学科的重要依据。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而言，研究方法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水平，而且还预示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高度。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论断：没有研究方法作指引的高等教育研究必将陷入学科身份危机的危境。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元研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规避研究方法的霸权主义。在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具体研究方法展开微观透视时，我们发现定性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体地位。刘献君先生指出：“确立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霸主地位，都会窒息其他研究方法之生机。”以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契合度为标准是衡量研究方法使用得当与否的重要参考。因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选择与研究内容的高契合度才是良好研究开展的前提，唯质性抑或量化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第二，拓宽实证主义应用范围。当前定量研究方法应用范围较为狭窄且不够广泛。事实上，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能够更加直观、客观地反应事物的本来面目，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也更有保证。因此，定量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从而促使高等教育学学科与研究走向更加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第三，规范质性研究势在必行。思辨（演绎）研究的研究方法运用规范程度较低，思辨法处于无序状态成为当前桎梏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枷锁。有学者表示当前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运用意识淡薄，并未在研究之前确定研究方法，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模式很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规范性与结论的科学性[11]。此外，研究方法应用要区别研究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这一对概念，否则就会陷入普遍与特殊、一般与特别相对立的自我矛盾之中，学科建设成为空谈。在研究方法选择方面，不要刻意去追求高等教育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要借助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这是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重要体现。
（三）理论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构建一门反映高等教育实践规律、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不仅是高等教育学学科成长的自然需求， 也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诉求。当前，国内部分研究型大学为响应国家“优化学科建设”的宏观政策调整，并撤了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的教育类科系[12]。此举在高等教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科之学术共同体事实上并未受到各高校利益行动主体对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回应的冲击而变得松散，相反学科共同体建设成为大势所趋。因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受到整体性学术危机的论断为伪命题。但危机存在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建立健全学科體系便是应对危机的良策。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专注于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方向的逻辑探索。寻找学科建设的逻辑线索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首要回答的问题。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的专著与教材已经出版了多部，但仍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关注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探寻、问题域的找寻和方法论的构建是当前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回应学科发展的“第一问”是高等教育学众多学者安身立命的前提[13]。第二，专注于对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逻辑物化程序的探讨。建设逻辑的追问旨在为学科建设提供具体的行动准则。高等教育学可依据诸如事实描述、进一步将其概念化、范畴化与原理化，最后对其进行抽象与体系化等的程序深化学科建设[14]。理论工作者在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实践中，可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出发，即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和现当代高等教育实践中去收集全部经验事实，再从这些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中， 通过辨别、分析、整理、总结、抽象， 找到学科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发展为理论事实，从而为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15]。 （四）多学科研究与审视
多学科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的重要介质。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多学科研究与现行大学学科发展形态不谋而合，具有合法性。现代科学的构建已然突破传统学科的束缚，如今高等教育学研究在研究方法论意义上所采用的是多学科研究的原则，具体包括复杂性观点、范式论与开放论等3个层面的内涵，其研究路径的指向是个体（学者）通过学术团体在学术会议、工作坊、习明纳（Seminar）等的交流平台上获得跨学科研究的工作材料，最终成为跨学科研究者研究高等教育学[16]。实际上，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样性特征主要受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背景所影响，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法[17]。在国外作为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学兼具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多个学科融于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多学科渗透性特征[18]。但跨学科研究方法极易被误读为一种专门的方法，直接的后果就是排斥其他学科进行多学科研究，而只有哲学才是使用多學科研究的正宗，所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将多学科研究方法视为独有的研究方法是不具有学术合法性意义的[19]。多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是具体的方法（Method）而是方法论（Methodology），高等教育具有多种表象，不同侧面，具有学科独特的规范和相对稳定的边界，包含了完整的学科规训体系[20]。这一观点也是对高等教育学相对独立形象的白描。
（五）学科建设的双逻辑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要以双逻辑为遵循，即不仅需要遵循学科内部建设的现有逻辑，还需遵循社会的需求逻辑。第一，正本清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自学科获得外部合法性之后，学术共同体积极探寻学科内部构建的独特路径。坚持深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动力，选择高等教育学学科领域内的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1]，强化学科意识，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学学者的共识。同时，学科建设杜绝“唯”“浅”“低”化倾向的发展意识也要逐渐落地生根。多数学者认为坚持研究的客观性与解释的深刻性，杜绝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唯视角化、经验化与低水平化[22]，为学科建设扫清障碍。现阶段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双重危机的叠加。因此，从传统经典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向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是高等教育学科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二，另辟蹊径，为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增添新动力。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学术团体要通过坚持学科化取向的情怀，秉持建设应用软科学的理念，弥补以往学科外部建制所带来的短期“红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学科，因而坚守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自留地是高等教育学坚守其独立性的现实要求。将学科自身反省式的研究与以提升高校决策能力、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职能的院校应用研究相结合，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生产，即在回归学理性与批判性中坚守学科的独立性，发挥整合品性的功能[23]，转向探寻多学科整合式的知识产出，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五、结论与展望
一是以秉持学科理论研究为基本立场，回归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然本真。高等教育学在我国经历了从外树到内造的发展过程，坚持学科建设理论研究路径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不尽如人意，我们认为其内树方式通过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构建是不失为理想的、适切的方式。宏观方面即以形成“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理想为行动指南，不断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微观方面即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功能为旨趣，以提升高校的治理能力与质量状况为目标。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理想。
二是以锻造学科整合品性为基本目标，转向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协同合作。高等教育学学科品性是由高等教育的使命决定的，各学科间的协同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整合品性要求学科能够以促进各学科繁荣为己任，最终实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宏大目标。当代科学处于大学科时代（Mega-science）[24]，事实上，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学能够秉持多学科研究的视角，遵循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的应然要求[25]，以开放的姿态，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实现跨学科研究。通过学科间的不断的交流、沟通，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从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整合。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为：围绕某一学科，通过中心的辐射作用联接并整合不同学科（各学科学术团体间的交流）[26]。据此，加强内外有效合作途径与保障机制建设，使学科交流融合状态由自发走向自觉[27]，建立灵活的对话、合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是锻造高等教育学整合品性的必由之路。
三是以坚守实践问题导向为基本准则，转向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用情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双重困境下应积极从传统学科建设的范式转向现代学科构建模式。第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的动力，同时以国家需求为价值先导不断激发学科建设内生动力。在解决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中提炼新思想新观点，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注重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与理论生成之间的转化机制，提炼真理论指导实践。高等教育学要服务于国家宏观政策，发现并提出高等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通过多学科透视与实践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最终对策略进行检验、提取、反思、并置，进而促进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否则，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危机会愈演愈烈。据此，转向高等教育学应用性情境研究，通过多学科研究的方式构建学科体系是化解学科危机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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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