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兵”这个名字今年出现在很多作品中，《北京爱情故事》、《白发魔女之明月天国》等等，然而今年在艺术上的分量也沉甸甸，最突出的是三次：一次是今年年初的《白日焰火》，他在其中饰演沉默寡言的杀人犯；一次是年中传出他将出演大导林兆华的新戏《人民公敌》，这是大导今年最为看重，投入精力和心血最多的一部戏；还有一次，是年末，他被金马奖提名“最佳男配角”，作品是好友陈建斌的编剧、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
　　曾经问过导演刁亦男，为什么找王学兵来演《白日焰火》里的杀人犯，刁亦男给了两个字“合适”，就是觉得特别合适，没有别的想法。而王学兵时隔17年再次登上话剧舞台，惟一的原因也是大学时就结识并钦佩的“大导”（林兆华）。
　　“一个演员能否演好一出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相信一个导演，而一个导演能否排好一出戏，也取决于是否了解演员。”
　　大导说他“台词有进步”
　　《人民公敌》的排练和合成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位于费家村的排练场进行。采访那天阳光很好，落地玻璃窗外绿树成荫。窗里，大部分演员正凑在一起嬉笑着吃饭，王学兵一个人在排练厅来回踱步，有点紧张和焦躁。
　　他说话很慢，每句之间停顿很长，有的时候还有点磕巴，大部分时间很安静。


　　虽然毕业于中戏表演系，但王学兵演过的话剧很少，上一次上台还是17年前，由刁亦男执笔、蔡尚君导演的先锋戏剧《保尔·柯察金》。
　　“那时候没事干，就去演了。后来有事干了，也没有人再找我演话剧。大家不在一个圈子里，他们觉得我可能不愿意来演话剧，当然我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去演。”
　　大导林兆华的爱人是王学兵中戏时候的老师，看着王学兵四年里从一个高中毕业生成为一名演员。今年，大导看了《白日焰火》中王学兵的表现，点名要他演《人民公敌》
　　然而当王学兵去问大导为什么要找自己演戏时，大导说话很损：“因为你有名啊，我们还得要票房啊。”
　　说到这个，一直闷闷的王学兵放松地笑了一下：“我觉得不管为什么，我还都挺高兴的，来了就好。”
　　这是这次采访中他为数不多的笑容，就连排练时，他也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大概和他现在的状态有关。
　　“现在是特别糟糕的时候，反正我很糟糕，因为还没有找到舞台上合适的表达方式。”每天他都把前一天的想法推翻，每天都在不断熟悉角色，试图接近那个易卜生笔下的医生。
　　刚进入排练时，王学兵甚至有张不开嘴的时候。因为太久没有演话剧，一大声说话就显得做作，又要夸张又要生活，对这个“老演员”来说，是很久没有过的挑战了。
　　采访头一天排练结束，大导给王学兵甩了一句：“台词现在有进步。”直叫王学兵哭笑不得。
　　金马评委喜欢什么？
　　今年春节后，在《白日焰火》因为刚刚得到的金熊大热时，王学兵、陈建斌、蒋勤勤等一干由老友组成的小分队跑到了甘肃某小县城，拍摄陈建斌的导演處女作《一个勺子》。
　　王学兵自己说，他和陈建斌以及另外一个专攻制片的朋友有个“不靠谱的皮包公司”，陈建斌看上了作家胡学文的一篇小说，自己改成了剧本，要拍部电影。
　　春节喊着要拍，刚过完春节小分队就出发。总共拍了20多天，王学兵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去拍了这么个电影。都市青年王学兵跟着“皇上”和“女神”拍了部农村轻喜剧电影，怎么看怎么像一部荒诞的“神作”。连片名都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一个勺子》，陈建斌的解释是：在西北方言里，“勺子”就是傻子，这是一个围绕着一个傻子发生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么部“神作”，3月份关机，10月初就拿到了金马奖的五项提名。王学兵也凭借在其中扮演的“村儿里首富”一角，成功拿到最佳男配角提名。
　　说到这个角色，王学兵没有透露太多，只说是“又土又豪”：“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农村版的李嘉诚。”
　　大概只有陈建斌这样的多年好友，才敢找王学兵演这么个角色，也才能和他一起把这个角色“磕”好。
　　 BQ=《北京青年》周刊W=王学兵
　　BQ：时隔17年再演话剧，你觉得自己的技术上困难大吗？
　　W：技术的困难还是对戏不够熟，熟了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就没有困难。《人民公敌》这个戏里，有些词我们平时不说，比如“真理”、“自由”这样的词，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会显得生疏，即使很顺也会显得生疏。
　　可能到了演出也没法完全找到，所以话剧的过程是一直都在创作，第一场演出和最后一场会很不一样。
　　比如那天试服装，服装老师说：“没事，到时候再换”，我当时有点愣，后来一想是可以换的。演出时每天我想穿什么穿什么。影视剧那是一锤子买卖，那个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碰上角色，如果很熟悉，很清楚那个人是什么样，一下子进入就会很好。不熟悉演起来就会很做作，改都改不了，也没有时间去熟悉。话剧有一个长时间的排练，这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
　　BQ：跟大导的排练过程是什么样的？
　　W：大导说话很少，经常看似不怎么看，但时不常地告诉我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他说的很多东西很准。他不会教我怎么做，但会告诉我哪不够哪不像，会告诉我一些他提炼的东西。
　　BQ：《一个勺子》这部电影是怎么来的？
　　W：我们有一个公司，不靠谱的皮包公司，一共就我们仨人，我、陈建斌和另外一个负责制片的朋友。这是陈建斌改的一个小说，自己写的剧本，算是公司的第一个戏，没花太多钱，是一个轻喜剧。
　　BQ：你们这堆“城里人”去演农村戏，能行吗？
　　W：挺逗的，去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有很多东西。在那个县城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之前准备的都不能要，所有东西都得在那个县城里去弄，才像他们那的人。
　　BQ：看你今年的几部作品评价都不错，到了这个阶段，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W：有意思。有时候是对拍的人很感兴趣，比如刁亦男。上学时候他比我们高几级，他后来拍的片子我也看过，我知道他能把戏做成什么样。一般人对待一件事是很无所谓的态度，但如果有一个人非把你拽到那，告诉你这是一件什么事，你就不敢走神，因为他太激动了。导演一定是充满热情的，这一点上刁亦男和陈建斌都是很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