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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瓒，1894年1月31日生于株洲天元区马家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家庭，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和重要领导人。
1918年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的新民学会部分会员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正在大家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将继续来华招募工人，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杨昌济的来信，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在毛泽东等决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留学之际，罗学瓒家人反对他出国勤工俭学，为此他写信向毛泽东倾述，毛泽东考虑到罗学瓒长于教育等实情，亦不赞同罗学瓒赴法，但罗学瓒已下定决心要“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不顾家里阻挠坚持要赴法。
1929年2月4日，罗学瓒摄于上海
8月15日，罗学瓒同毛泽东、萧子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乘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平，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罗学瓒与毛泽东、蔡和森等8个新民学会会员住在位于北京东城钟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杨昌济家。罗学瓒分在北大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接受了半年多培训，学习法文和机械制图。学习法文，对罗学瓒这个口音重浊的人来说，困难不小，一个单词，别人念几遍就行了，他却不能。他常说：“我学法文困难多，只能人家念1遍，我念10遍。”此外，在北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罗学瓒还重点研究教育以及与之有关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及其他新学说，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考察。他以犀利的笔锋，写了《政府与土匪》一文，无情地揭露了官即匪的事实和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
经过艰苦努力，1919年7月13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溢等58人起程，经地中海、伦敦，于9月2日到达巴黎。他先进了蒙达尼公学，3个月后被分配到克鲁佐地区的施乃德钢铁总厂当电工。罗学瓒在工厂每天劳动8小时，下班后坚持学习法语一小时，还要阅读书报、杂志，参加体育、文娱活动以及与朋友通讯联络，讨论人生和社会改造等大问题。他与毛泽东、徐特立、周世钊、蔡和森等友人及家人写过不少书信，探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救国救民真理。
1920年2月，罗学瓒与李富春、李林、李维汉、张昆弟、任理、张增益、贺果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为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目的。在日后生活环境和斗争磨炼中，在不停地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7月5日，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了一次聚会。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上，蔡和森作了关于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专题演讲，并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议对此产生分歧，罗学瓒在会上和会后多次支持蔡和森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也与国内寻求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毛泽东想法相一致。
蒙达尼会议后，罗学瓒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在写给毛泽东的几封长信中，他系统地宣传介绍了马列学说基本原则，表明自己在努力转变自己的世界观。此外，他和蔡和森、李维汉多次促膝长谈，内容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等。通过阅读和谈话，罗学瓒深深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1920年7月14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罗学瓒分析了当时思想界的4种“迷”：第一种是遇事感情用事的，叫“感情迷”；第二种是以一部分推断全部的叫“部分迷”；第三种是以一时现象推断结局的，叫“一时迷”；第四种是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的，叫“主观迷”。他认为这4种“迷”，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也有，这是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他表示自己今后遇事要作“精密的考查，普遍的观察，来校正我自己的错误”，有利于今后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可见，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们，开始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初步认识到要使中国强盛起来，非进行彻底改造不可。
1921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罗学瓒与周恩来、蔡和森、汪泽楷、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9月3日，罗学瓒与周恩来、蔡和森、汪泽楷、赵世炎、李维汉等各地学生代表200多人，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筹备会，决议成立各地勤工俭学学生的临时委员会，领导当前的学生运动。9月17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各地学生代表表示誓不回国，必要时占领中法大学的校舍，供贫困学生入住，如运动无效，就要掀起一个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9月20日晚，由罗学瓒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各地学生组成的百人（125人）先发队，分两批由巴黎前往里昂。这次占领行动，轰动了当时的法国政府和上层社会。9月22日，里昂市长及其他法国官员率领警察200余人，并备囚车，将104名学生禁闭在里昂城郊的芒特吕克军营内。在法国当局的镇压下，“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最终失败。10月13日，法国当局与吴稚晖、陈箓等合谋，将進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罗学瓒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武装押解到马赛，第二天强行遣送回国。
1921年10月，被遣送回国的罗学瓒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回到上海，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从此成为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职业革命家。 1922年秋初，罗学瓒回到长沙时，毛泽东正在建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罗学瓒以自修大学为阵地，为党培养人才，从事工人运动。最初，他从事人力车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在人力车工人中巩固和发展工人夜校，罗学瓒除了自己讲课外，还不时邀请夏明翰、郭亮、陈佑魁等革命活动家来夜校讲课或演说。同时，罗学瓒秘密地开展了建党工作，先后培养了谭汉俊、郭运泉、宋万龄、贺有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建立起人力车党支部——长沙地区第七党支部。之后，又在工人群众中酝酿成立人力车工会。1923年5月27日，罗学瓒主持召开人力车各级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采取3项措施：一是组织一个120人的纠察队，保卫游行队伍，防止敌人破坏；二是拟定罢工纪律：三是赶写标语口号，当晚就贴满全城。28日早上6点，由罗学瓒、谭汉俊等指挥的罢工队伍3000多人，高举着“反对车主擅自加租”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工人们沿途高呼“反对擅自加租”“工人要自由”“打倒压迫工人的赵政府”等口号。罢工队伍继续前进，直抵省政府，工人纠察队首先把省政府团团围住，工人队伍一字儿摆在省府衙门前。罗学瓒率谭汉俊等20名代表直入厅内，找赵恒惕说理。经过多次的斗争，到1923年底，人力车工人不论在生活待遇上或社会地位上，都较前有了改善和提高。工会组织也随之得到发展，入会人数达2700多人。
1925年11月，罗学瓒调任刚成立的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以县立女校的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全县的建党、建团工作，以及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领导全县各界积极支援过境的北伐军，并组织农民武装在泗汾桥配合北伐军作战。他亲自带领党员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同工农群众谈心，一起谈论革命道理，谈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他说：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一批进步小学教师和贫苦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醴陵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到1927年马日事变前止，醴陵全县先后组建党支部110多个，党员人数发展到1800多人。醴陵党组织的大力发展，推动了醴陵的农村大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使之成为全省开展农运最好的县之一。到1927年春，醴陵农协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全县大部分农民都投入农民运动中。
为了打掉罗定、彭志藩等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26年11月12日，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100多工人武装冲进县团防局逮捕彭志藩，收缴了40多支步枪、机关枪，全部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11月25日，经罗学瓒安排，由醴陵县工会、商会、农协、国民党县党部、教育会、学联会、女联会、教职会、团防局、财务清理委员会联合电请省主席唐生智及省党部，要求枪决劣绅彭志藩。同时，县农民协会还收缴了携械回乡的某团长的20支私枪、千余发子弹，十七军范石生部招募处的18支步枪、1支手枪。还将渌口团防局30支步枪收缴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全县的地主武装也基本被捣毁，土豪劣绅所倚靠的反动势力就此被打垮。
湖南一师湘潭校友会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三人为毛泽东，第四人为罗学瓒
1926年12月，赴长沙开会的攸县东乡区农民协会负责人罗震在醴陵被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杀害，激起湘东各县农协极大的义愤。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闻讯，立即指示县农协派人调查案情，处理善后。罗学瓒与湘东农运总监潘疆爪邀请中共攸县支部书记余来、省农运特派员周振汉、中共茶陵特支书记孙少朴（醴陵人）来醴陵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商议讨伐罗定的办法。决定以现有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为基础（攸县早在1926年11月就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总队，有两个中队，300多人枪），再组织一部分区、乡农民自卫军参战。为统一指挥，决定成立“醴攸茶三县讨罗委员会”，由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负责人、省农运特派员组成，推举湘东农运总监、醴陵县代理县长潘疆爪为总指挥，定于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一）统一行动。2月8日，醴陵县的5000多名农军在潘疆爪的指揮下，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进发。茶陵县数百名农军同时由南向北挺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2月10日晚上，原来不把农民协会放在眼里的罗定，得到了第八军有一营部队来醴陵参战的情报，自知罪孽难逃，遂于11日上午，在泗汾（司令部）率部向攸县逃窜。闻讯，潘疆爪于当天下午提前率3000多人的队伍向泗汾、船湾追击。此时，醴陵、攸县6000多农军分两路追击，茶陵1000多农军也抵达攸城洣水南岸阻击。在三县农军紧密配合下，罗定被赶出了湘东。
1928年5月，罗学瓒被调到上海工作，后被派往山东做党的工作并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1929年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随后任省委书记。1930年4月30日，罗学瓒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在监狱，罗学瓒与被捕的徐英等组成党的领导核心，利用放风的机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8月27日凌晨，陆军监狱开始了狱中大屠杀。当一阵阵枪声响彻杭城黑暗的夜空，罗学瓒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他从容地穿好衣服，着好鞋，视死如归。同牢的难友们见朝夕相处的同志即将被敌人杀害，流露不忍之色。罗学瓒说：“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大家不要难过，继续努力，为共产主义革命奋斗到底！”说罢，他与战友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向刑场。那次屠杀，一共有包括罗学瓒在内的19位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
同周恩来等一批伟人在蒙达尼起跑，逐渐成长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中共早期创建人
1918年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的新民学会部分会员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正在大家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将继续来华招募工人，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杨昌济的来信，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在毛泽东等决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留学之际，罗学瓒家人反对他出国勤工俭学，为此他写信向毛泽东倾述，毛泽东考虑到罗学瓒长于教育等实情，亦不赞同罗学瓒赴法，但罗学瓒已下定决心要“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不顾家里阻挠坚持要赴法。
8月15日，罗学瓒同毛泽东、萧子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乘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平，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罗学瓒与毛泽东、蔡和森等8个新民学会会员住在位于北京东城钟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杨昌济家。罗学瓒分在北大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接受了半年多培训，学习法文和机械制图。学习法文，对罗学瓒这个口音重浊的人来说，困难不小，一个单词，别人念几遍就行了，他却不能。他常说：“我学法文困难多，只能人家念1遍，我念10遍。”此外，在北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罗学瓒还重点研究教育以及与之有关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及其他新学说，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考察。他以犀利的笔锋，写了《政府与土匪》一文，无情地揭露了官即匪的事实和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
经过艰苦努力，1919年7月13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溢等58人起程，经地中海、伦敦，于9月2日到达巴黎。他先进了蒙达尼公学，3个月后被分配到克鲁佐地区的施乃德钢铁总厂当电工。罗学瓒在工厂每天劳动8小时，下班后坚持学习法语一小时，还要阅读书报、杂志，参加体育、文娱活动以及与朋友通讯联络，讨论人生和社会改造等大问题。他与毛泽东、徐特立、周世钊、蔡和森等友人及家人写过不少书信，探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救国救民真理。
1920年2月，罗学瓒与李富春、李林、李维汉、张昆弟、任理、张增益、贺果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为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目的。在日后生活环境和斗争磨炼中，在不停地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7月5日，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了一次聚会。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上，蔡和森作了关于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专题演讲，并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议对此产生分歧，罗学瓒在会上和会后多次支持蔡和森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也与国内寻求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毛泽东想法相一致。
蒙达尼会议后，罗学瓒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在写给毛泽东的几封长信中，他系统地宣传介绍了马列学说基本原则，表明自己在努力转变自己的世界观。此外，他和蔡和森、李维汉多次促膝长谈，内容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等。通过阅读和谈话，罗学瓒深深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1920年7月14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罗学瓒分析了当时思想界的4种“迷”：第一种是遇事感情用事的，叫“感情迷”；第二种是以一部分推断全部的叫“部分迷”；第三种是以一时现象推断结局的，叫“一时迷”；第四种是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的，叫“主观迷”。他认为这4种“迷”，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也有，这是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他表示自己今后遇事要作“精密的考查，普遍的观察，来校正我自己的错误”，有利于今后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可见，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们，开始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初步认识到要使中国强盛起来，非进行彻底改造不可。
1921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罗学瓒与周恩来、蔡和森、汪泽楷、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9月3日，罗学瓒与周恩来、蔡和森、汪泽楷、赵世炎、李维汉等各地学生代表200多人，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筹备会，决议成立各地勤工俭学学生的临时委员会，领导当前的学生运动。9月17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各地学生代表表示誓不回国，必要时占领中法大学的校舍，供贫困学生入住，如运动无效，就要掀起一个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9月20日晚，由罗学瓒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各地学生组成的百人（125人）先发队，分两批由巴黎前往里昂。这次占领行动，轰动了当时的法国政府和上层社会。9月22日，里昂市长及其他法国官员率领警察200余人，并备囚车，将104名学生禁闭在里昂城郊的芒特吕克军营内。在法国当局的镇压下，“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最终失败。10月13日，法国当局与吴稚晖、陈箓等合谋，将進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罗学瓒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武装押解到马赛，第二天强行遣送回国。
积极投身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职业革命家
1921年10月，被遣送回国的罗学瓒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回到上海，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从此成为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职业革命家。 1922年秋初，罗学瓒回到长沙时，毛泽东正在建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罗学瓒以自修大学为阵地，为党培养人才，从事工人运动。最初，他从事人力车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在人力车工人中巩固和发展工人夜校，罗学瓒除了自己讲课外，还不时邀请夏明翰、郭亮、陈佑魁等革命活动家来夜校讲课或演说。同时，罗学瓒秘密地开展了建党工作，先后培养了谭汉俊、郭运泉、宋万龄、贺有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建立起人力车党支部——长沙地区第七党支部。之后，又在工人群众中酝酿成立人力车工会。1923年5月27日，罗学瓒主持召开人力车各级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采取3项措施：一是组织一个120人的纠察队，保卫游行队伍，防止敌人破坏；二是拟定罢工纪律：三是赶写标语口号，当晚就贴满全城。28日早上6点，由罗学瓒、谭汉俊等指挥的罢工队伍3000多人，高举着“反对车主擅自加租”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工人们沿途高呼“反对擅自加租”“工人要自由”“打倒压迫工人的赵政府”等口号。罢工队伍继续前进，直抵省政府，工人纠察队首先把省政府团团围住，工人队伍一字儿摆在省府衙门前。罗学瓒率谭汉俊等20名代表直入厅内，找赵恒惕说理。经过多次的斗争，到1923年底，人力车工人不论在生活待遇上或社会地位上，都较前有了改善和提高。工会组织也随之得到发展，入会人数达2700多人。
1925年11月，罗学瓒调任刚成立的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以县立女校的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全县的建党、建团工作，以及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领导全县各界积极支援过境的北伐军，并组织农民武装在泗汾桥配合北伐军作战。他亲自带领党员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同工农群众谈心，一起谈论革命道理，谈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他说：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一批进步小学教师和贫苦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醴陵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到1927年马日事变前止，醴陵全县先后组建党支部110多个，党员人数发展到1800多人。醴陵党组织的大力发展，推动了醴陵的农村大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使之成为全省开展农运最好的县之一。到1927年春，醴陵农协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全县大部分农民都投入农民运动中。
为了打掉罗定、彭志藩等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26年11月12日，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100多工人武装冲进县团防局逮捕彭志藩，收缴了40多支步枪、机关枪，全部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11月25日，经罗学瓒安排，由醴陵县工会、商会、农协、国民党县党部、教育会、学联会、女联会、教职会、团防局、财务清理委员会联合电请省主席唐生智及省党部，要求枪决劣绅彭志藩。同时，县农民协会还收缴了携械回乡的某团长的20支私枪、千余发子弹，十七军范石生部招募处的18支步枪、1支手枪。还将渌口团防局30支步枪收缴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全县的地主武装也基本被捣毁，土豪劣绅所倚靠的反动势力就此被打垮。
1926年12月，赴长沙开会的攸县东乡区农民协会负责人罗震在醴陵被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杀害，激起湘东各县农协极大的义愤。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闻讯，立即指示县农协派人调查案情，处理善后。罗学瓒与湘东农运总监潘疆爪邀请中共攸县支部书记余来、省农运特派员周振汉、中共茶陵特支书记孙少朴（醴陵人）来醴陵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商议讨伐罗定的办法。决定以现有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为基础（攸县早在1926年11月就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总队，有两个中队，300多人枪），再组织一部分区、乡农民自卫军参战。为统一指挥，决定成立“醴攸茶三县讨罗委员会”，由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负责人、省农运特派员组成，推举湘东农运总监、醴陵县代理县长潘疆爪为总指挥，定于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一）统一行动。2月8日，醴陵县的5000多名农军在潘疆爪的指揮下，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进发。茶陵县数百名农军同时由南向北挺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2月10日晚上，原来不把农民协会放在眼里的罗定，得到了第八军有一营部队来醴陵参战的情报，自知罪孽难逃，遂于11日上午，在泗汾（司令部）率部向攸县逃窜。闻讯，潘疆爪于当天下午提前率3000多人的队伍向泗汾、船湾追击。此时，醴陵、攸县6000多农军分两路追击，茶陵1000多农军也抵达攸城洣水南岸阻击。在三县农军紧密配合下，罗定被赶出了湘东。
1928年5月，罗学瓒被调到上海工作，后被派往山东做党的工作并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1929年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随后任省委书记。1930年4月30日，罗学瓒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在监狱，罗学瓒与被捕的徐英等组成党的领导核心，利用放风的机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8月27日凌晨，陆军监狱开始了狱中大屠杀。当一阵阵枪声响彻杭城黑暗的夜空，罗学瓒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他从容地穿好衣服，着好鞋，视死如归。同牢的难友们见朝夕相处的同志即将被敌人杀害，流露不忍之色。罗学瓒说：“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大家不要难过，继续努力，为共产主义革命奋斗到底！”说罢，他与战友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向刑场。那次屠杀，一共有包括罗学瓒在内的19位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