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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梁的文论以“诗知陆情”为基础，以“言志”为核心，从黄宗羲进步的性情论回归到“诗教”说。他对诗歌的评判带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坚持将“言志”与“思无邪”贯通起来，强调“恻怛”之情与“浩然之气”，倡导文风与人品的一致。在道情言志的基础上，他鼓励女子作诗，倡导女子自写性情，为女子的“不平则鸣”制造舆论，表现出更为卓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