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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宁，毕业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硕博同读项目，现就职于澳门圣若瑟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任助理教授。本文摘自于其博士论文。E-mail：ning.tang@usj.edu mo.
[摘要]社会工作专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政治工具。《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要求在2020年发展145万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师考试已然成为在短时期内发展大量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最方便途径。然而关于社会工作持证者群体的特点及专业性我们并不是很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社会工作持证者群体中，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专业性、及机构行政化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发现有：大部分社會工作持证者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而接受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并不代表拥有更多的专业性；机构行政化与专业性在某些方面正相关；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专业社会化可能比专业社工教育在培育专业性方面更有效。本研究最后提供了关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四个建议：1）鼓励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实践，2）在传统社会服务体系中开放提供更多地社会工作岗位/职位，3）加强专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4）加大社会工作持证群体的继续教育力度。
关键词：社会工作教育；专业性；专业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在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被当作一个使传统福利服务合理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和社会服务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中央政府发起了经济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场经济改革很快便导致生产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等一系列中国社会政策根基制度的崩溃。工业化和城镇化刺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镇居民下岗潮、城市犯罪率快速攀升、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扩大等等。1984年国务院提出城镇福利改革，其中一个核心目标便是减轻社会和社区发展中的福利包袱。作为主管社会福利的政府部门，民政部将社会工作专业引进中国以促进民政事业的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中，民政部一直在为发展社会工作而努力：在不同领域设立了上千的社会工作岗位，加速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扩展，从香港购买督导服务，从国外引进专业知识和经验，颁布社会工作职业发展政策和规定，支持专业协会，建立执照和认证制度，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购买评估服务等等。在拥有如此持续和巨大的政府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依然面对着很多关键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缺少工作机会、有限的公共认知、不理想的机构环境、缺少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缺乏专业性。有学者认为专业性缺乏是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Wang，2011；Wong，2013）。
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经常被交替使用。Vollmer和Mills（1966）试图将两者区别开来。他们认为专业化是指一份职业的发展过程，而专业性是指在职业群体中存在的、为获得专业地位而发生的一种意识和相应行为。Ritzer（1975）将专业化定义为职业成为专业的过程，而专业性是指个体成为专业者的过程。总体而言，专业化是指职业特征，而专业性是专业化的一个方面，是个体的特征，包括个体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观点、态度、和能力。该研究聚焦于个体的专业性，同时对专业化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Hall（1968）指出一个专业个人应该有以下五种专业态度：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信仰公共服务，信仰专业自我约束，拥有专业使命感，信仰专业自主。只有拥有了这五种态度，一个专业的个体成员才能称为专业从业者。而只有拥有了大量的专业从业者，一个职业才能成为专业。一个人对自身专业的态度对他们的专业行为、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在专业建设层面发展社会工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保证个人的专业性也在同时得到发展。中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态度，即态度专业性（下文称“专业性”），是该研究的主要内容。
1）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一个专业协会是指引导整个专业实现和提升专业目标的组织。专业协会目标在于通过职业控制和社会化来提升和强化一个专业的理念、伦理和实践标准。Hall相信正式获非正式的专业组织可以为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些专业协会帮助本专业获得公众认可和政策法规的支持。专业人员依靠专业其它成员作为专业信息和资源的主要来源，并通过团结其它成员为获得专业控制权和地位进行倡导。
2）信仰公共服务。这一点是指专业人员应该相信他们的工作是对社会和案主有益的。专业人员有动力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公共服务。为了树立专业人员相对于业余者的优越性，专业人员关注于为社会提供独特的、有益的、不可替代的服务。这个信念对助人专业尤其重要。想要帮助他人是个人成为助人专业者最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利他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信念和对他人的同情心，它也意味着采取利于他人的行动。Emmerik和同事们（2005）发现利他主义与机构内部的互助行为也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工作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专业，立志帮助他人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
3）信仰专业自我约束。这一点特征是指专业人员认为专业上的行为控制和判断只应该来自同事或同行。担任督导、管理者、和雇主的人应该都是专业人员。理想中，专业人员不应该受非专业人员的专业控制。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工作中的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约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督导应负责教育、支持和管理社会工作者。根据Gorman（2014），传统的专业自我约束模式中，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共享的文化、非正式道德规范、正式伦理为专业提供行为标准。这个模式要求正式专业教育和非正式的在工作场合中的专业社会化，以帮助新专业成员掌握行为标准。
4）拥有专业使命感。该特征意味着对专业的奉献主要由对专业的使命感激发动力，而不是外部的激励。使命感是专业性的道德基础。社会工作专业在历史上便是靠道德使命感吸收成员。道德使命感是指在追求专业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过程中体验到的激情、满足感和自豪感。许多研究发现专业使命感与专业能力、工作忠诚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显著关系（e.g.Guo et al.，2014；Taylor，1988）。 5）信仰专业自主。专业自主性指的是专业人员可以在工作中没有来自机构和案主的压力，可以自己做决定。Leighninger（1978）提到社会工作专业性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为案主提供有效服务，拥有专业自主性。Evetts（2013）也认为服务性和自主性才能使得行业团体获得专业地位。尤其是拥有定义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做决定的权利才是专业性真正吸引人之处。有限的自主性经常被学者看成是社会工作缺少专业性的主要原因（Flexner，1915；Scott，1969；Toren，1972）。专业自主性也经常与社会工作工作场合的行政化一起提及，大部分的社会工作者都在公共行政单位工作，需要每天面对和处理专业自主性和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Derber，1983；Freidson，1984；Howe，1980；Vinokur-Kaplan et al.，1994）。
专业教育
设立教育项目是民政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第一步。1984年，广州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4年后，北京大学开始提供社会工作的本科学位教育。自民政部在1994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壮大。在2015年底，中国大陆已有321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04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硕士点，7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些院校每年输出超过3万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截至2015年要建设200万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到2020年队伍要达到300万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涌现。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目的是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提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然而，这些数量不断增长的教育项目并不意味着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在过去12年间，只有少数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选择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更少人会选择留在社会工作领域。比如中山大学2005级43个毕业生中，只有6个人选择了从事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或者继续攻读社会工作硕士（Law & Gu，2008）。2012年的一份研究发现，上海和北京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中只有30%的人在毕业五年后依然从事本专业工作（Lou et al.，2012）。总体来说，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因为工资少、待遇低、社会地位低等原因，对毕业生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导致社会工作毕业生到专业从业者的低转化率和社会工作员工高流失率的主要原因（Law & 6u，2008；Tsang et al.，2008）。有学者便认为这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Law & Gu，2008）。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并不曾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为增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数量，政府福利部門人员、社会服务从业者、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员工都被鼓励参加社会工作师的考试。社会工作师考试对参加者并没有严格的门槛。任何通过了考试的人，无论他们的教育背景或工作经验如何，都会被称为专业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师考试已经取代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成为决定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和专业性的主要形式。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超过50万的社会工作从业者，其中有206，183位持证社工。
专业教育才是一个人成为专业人才的必要条件（Bledstein，1976；Freidson，1988；Leighninger，1978）。学者们发现教育水平与专业性是正相关的。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很可能会产生个体专业性的差异，最终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如果这些教育水平差异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这个研究便是为了说明在中国社会工作者群体中，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否与专业性有关。
机构发展
除了高等教育，机构发展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在机构管理下从事服务工作的。而当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都是通过机构提供的，这些机构可能是公立或私立，营利或非营利、全国性的或社区性的。在中国大陆，所有社会工作者都是受雇于各种组织机构，主要有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事业单位。从2008到2015年，这些机构中共设立了约18万社会工作岗位。按照目前的统计，中国有20多万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再加上不少在社会工作岗位的人并没有取得社会工作师证，有至少2万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并不在社会工作岗位上工作。
Wilensky和Lebeaux（1958）认为行政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分工、等级制度、同事关系形成几个方面。而专业行政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被机构雇用的专业人员能够很好地适应机构的行政环境。社会工作的行政化则包括政府和雇主通过严格的工作步骤规范来约束员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由政府官僚体制控制。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岗位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公共服务体系内，而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又主要由民政部管理。面对无所不在的约束和控制，社会工作者可能无法做出专业的判断以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因此这个领域可能会逐渐丧失掉其专业优势。Hall（1963）认为一个理想化的行政组织应该有以下六种特征：1）一个清晰明确的权利等级制度，2）建立在功能细化基础上的劳动分工，3）覆盖各个职位的规则体系，4）处理工作的步骤系统，5）客观公正的同事关系，6）以个人技能水平为标准的招聘和升职体系。Hall（1963）和Anderson（1977）发现专业性水平与行政化程度显著相关。因此，专业教育背景和机构行政化程度可能对专业性发展有交互影响。
Hall（1963）指出机构行政化常被认为有以下几个普遍特征：
1）权利等级制度。Hall将权利等级制度定义为一个机构的做决议的权利高度集中。一个组织如果完全依靠权利等级制度，那么就会导致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动力和忠诚度的降低。 2）劳动分工。Hall将劳动分工定义为工作职责根据细分功能而进行分配。Scott（1966）认为劳动分工的形成便说明机构组织离专业模式越来越远。Hall也发现严重的劳动分工容易使员工远离专业社群。
3）规定。Hall将规定定义为员工的行为受到约束和控制。Poso & Forsman（2013）发现正式的规范和组织规定对新员工做好工作是必要的。
4）既定程序。Hall将特定程序定义为员工被要求遵循既定的各种工作程序。Wallace（1995）在研究中发现既定程序对专业忠诚度实际上是有益的。
5）客观的同事关系。Hall将这个特征定义为所有人都是按照他们的职位和位置被客观对待，而非个人品质和关系。同事之间客观的人际关系，而非人情，被发现与专业性和工作忠诚度有正向关系。
6）技术能力。Hall将技术能力定义为机构在聘用和提拔员工的时候考虑的是他们的本领、经验、和基础能力。Wallace（1995）发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机构中，一个合理的工作分配和晋升制度对律师们维持对机构的忠诚度非常关键。
以上这些行政化特征在实际机构中程度各异。Hall认为行政化程度越高，可能会阻碍专业化的发展。他还提到行政化也好，专业性也好，都不一定是机构的真实情况，而是员工的自我体验，也就是员工个人的看法。Wang（2012）声称中国的社会工作被嵌入了传统的行政化社会服务体系；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也只能在行政化的体系中提高。然而，社会工作毕业生们发展要适应机构行政化的环境并不容易。而很多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持证社工一直在行政机构中工作，他们对机构行政化的看法与毕业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些人在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了解了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技能之后，可能反而可以在工作环境中比社会工作毕业生获得更好的专业社会化。
行政化经常被国内学者称为是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一大绊脚石（Feng & Ding，2014；Peng，2010；Wen，2009；Yang，2001）。这些学者认为机构行政化阻碍了中国社会工作者获得必要的专业自主性和专业独立，也影响着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平等专业的关系。即使是毕业于同一所院校，毕业生在进入不同机构后会体验到不同程度的机构行政化，他们的专业性发展也会因此有差异。本研究除了调查专业教育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还考虑了机构行政化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
理论框架
专业社会化是指专业工作者获取专业价值观、准则、目标、知识、行为和技能的学习过程。Abbott（1988）强调获取社会工作价值观、专业自我形象和认知对社会工作社会化的重要性。Lui和同事们（2003）进一步说明成功的专业社会化表现为专业人员可以与案主建立良好关系并掌握专业理念和规范。专业社会化的体现还包括独特的知识、技能、理念、态度和专业认同。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化在许多实证研究中由专业理念、态度、专业认同、和专业偏好等方面进行测量。这些测量方式与Hall的专业性量表很类似。
Miller（2010）提到专业社会工作既不是始于也不止于专业教育。在从学校毕业之后，专业人员进入到组织机构中继续他们的专业社会化。在Miller提出的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化的模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社会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社会化，指的是在进入正式社会工作教育项目之前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化；正式社会化，是指接受正式教育的过程；最后一个阶段包括从教育项目毕业到退休的这个时间。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专业社会化的结果。
1.前社会化
前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人在进入正式社会工作教育项目之前生成的与专业有关的个人世界观和态度。这个过程包括童年和前期社会化和超前社会化，比如个人自己开始了解和接受专业理念和态度，并渴望成为其中一员。Miller相信个人自身的发展是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前提。第一职业选择社会工作被发现是社会工作者获得专业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然而，就像之前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社会工作学生并没有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而也不是所有的中国持证社会工作者都接受过正式教育。因此，前社会化过程在本研究中不作更多说明。
2.正式社会化
这个阶段指的是社会工作学生在学校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专业教育的作用是培育专业社会化。专业教育被Cuddie（1996）看成是通过创造一种亚文化来形成专业自我认同和培养专业能力的一个途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学习在职场中能够指导专业行为的一系列知识、标准规范和技能。专业教育对学生为成为专业实践者做好准备非常必要。专业教育培育了一种“专业角色导向”，这个导向决定着专业实践者愿意接受专业理念和态度。Billingsley（1964）在研究中发现，与行政导向的员工相比，专业导向的员工更愿意与专业团队接触，也更愿意加入专业协会。
许多实证研究都证实了专业教育和专业性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培育专业社会化，同时也有控制行业准入的作用。Moore（1970）建议大学本科学位应该是专业化的最低教育要求。而在中国，正式教育并不是成为专业社工的必要条件。研究发现，少于一半的中国持证社工有社会工作学位。王思斌（2013）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称为非专业模式，因為社会工作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业，而大多数的实践者也并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
3.正式社会化之后的实践
Miller（2010）和varley（1963）相信专业社会化是一生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也发生在专业教育之后的实践工作中。正式教育中学习的专业价值和理念对工作场合中的专业表现有所影响，而这些价值和理念也可能被实际工作情况中遇到的情况所改变。专业社会化的程度决定着个人能否很好地适应工作中的角色。相反的，实际工作情境中的因素也对个人的专业自我认同、专业性的发展、和对专业的忠诚度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在高度行政化的环境工作的专业人员可能会经历不太理想的专业环境，最终可能会导致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和较高的流失率。Larson（1979）提到，全职受薪的社会工作者的出现便是源于福利工作行政化的发展趋势，私人慈善机构对服务有效性的需求带来了福利工作的行政化。实际上，当下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岗位便受到来自政府和机构的各项规定和标准的约束。 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从西方文化起源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经历有其特殊之处。那些由西方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和知识可能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或预测中国的情况。另外，社会工作专业非常强调本土化，其专业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应该进行仔细检查以保证专业服务能够满足本土的需求。关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已经对专业发展的不少方面都做过详尽的阐述，然而很少人有关注社会工作实践者，更少有人深入调查过社会工作专业性。为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对一线的实践者和他们对专业的态度有更多的认识。本研究希望能帮助中外读者了解中国的社工发展，并将为如何提高中国社工的教育水平、专业化发展、岗位设置等问题提供参考意见。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为：
1）在中国持证社会工作者群体中，获得正式的社会工作学位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专业性水平？
2）机构行政化程度是否对教育背景和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有缓冲影响？如果是的话，哪些行政化因素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
研究方法
1.研究群体
本研究的研究群体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顺德社会工作者协会注册的持证社工。顺德是中国和广东省人均GDP最高地区之一。顺德是中国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保险体系的城市，当地政府非常鼓励公益慈善和草根非营利机构的发展。就如何把社会工作专业嵌入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顺德可以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很好的例子。顺德社会工作协会成立于1992年。和中国许多专业协会一样，顺德社会工作协会隶属于顺德民政局和社会福利局，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根据顺德社会工作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顺德共有1573名持证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群体。
2.变量和测量工具
因变量。这个研究的因变量是通过Hall的专业性量表测量的专业性程度。
自变量。这个研究的自变量是研究参与者的教育背景，即他们是否有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学位，包括社会工作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位。
调节变量。这个研究的调节变量是通过Hall的行政化量表测量的机构行政化程度。这个量表由6个次量表组成：权利等级制度、劳动分工、规定、既定程序、客观的同事关系、和技术能力。这6个次量表独立于彼此存在，每个次量表有5个问题，整个量表共有30个问题。
控制变量。这个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工作年限、执照类别、督导资质、和继续教育学时。
3.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在线问卷收集。问卷包含三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专业性量表和行政化量表。共259人参与了问卷研究，占研究共群体的16%。在回收的259份问卷中，有一份问卷因为大量的缺失数据被弃用，另外两份由失业人员填写的问卷因为没有办法提供机构行政化的相关信息，因此也被弃用。最后，一共产生了256份有效问卷。
研究结果
在256个参与研究的顺德持证社会工作者中，72%的人为女性，除了一位之外全部拥有全职工作，接近一半的参与者在25岁到30岁之间，26.2%的人在31岁到35岁之间，参与者中没有没有超过50岁的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71.1%）拥有本科学位，8.6%的人拥有硕士学位，另外还有2.7%的参与者是高中学历及以下，17.6%的大专学历。绝大多数的参与者（84.4%）没有任何社会工作学位，只有16%的参与者拥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33人）或社会工作硕士学位（7人）。参与者选择的最普遍的工作单位包括：社会工作机构（25.4%，65人），学校（19.5%，50人），政府机关（14.1%，36人），和居委会（12.9%，33人）。在过去一年中34%的参与者没有接受过任何继续教育，33.6%的参与者接受过一种培训，37%的参与者接受过两种培训，5%的参与者接受过三种培训。参与者的工作时长在0到22年之间，平均值为5.74年。77%的参与者的月收入为2001至6000人民币值钱，其中29%的人的月收入在3001至4000人民幣之间。参与者中76%的人（194）拥有初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24%的人（62）拥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数据表明，顺德的持证社会工作者的背景多种多样。大部分持证社会工作者并不在社会工作机构或岗位上工作。
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社会工作毕业生更倾向于专业自我约束，也反馈了更高程度的整体专业性；而非社会工作毕业生比社会工作毕业生反馈了更高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当加入了控制变量后，专业教育背景与专业性之间只存在一种显著关系：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社会工作毕业生反馈了更低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在社会工作实践者群体中，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毕业生更倾向于信仰专业自我约束，但依然反馈了更低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社会工作实践者群体中，教育背景与专业性之间没有任何显著关系。
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拥有专业使命感、信仰专业自主三个专业性的特征与行政化的6个方面的其中4个都有着显著关系。拥有专业使命感与行政化程度有着正向显著关系。也就是说，认为他们的单位或组织有非常严格的权利等级制度、劳动分工明确、有严格的规定、强调个人技术能力的参与者反馈了更高的专业使命感。
客观的同事关系与所有的专业性特征有负相关的显著关系，而权利等级制度与拥有专业使命感以外的所有专业性特征呈负相关的显著关系。也就是说，被认为权利等级制度森严、同事关系相对客观的单位和组织，其中的专业员工较难形成对专业的积极态度。而专业性整体程度与行政化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出正相关的显著态度。
当把行政化作为调节变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作为自变量、对专业的使命感作为因变量，并加入了控制变量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行政化的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与对专业的使命感程度意见保持着负相关的显著关系。换句话说，专业背景与专业性的关系并不因机构行政化而变化。 结论
专业性是在专业社会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正式专业教育一般都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化的关键阶段，理应帮助毕业生形成专业自我认同，并为实务领域提供合格的专业实践者。本研究显示，即便是那些获得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并愿意留在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毕业生，他们的专业性并没有高于其它的社会工作持证者。相反，他们对专业使命感的认同度要更低。若没有专业使命感，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工作忠诚度和专业能力会相对脆弱。可见，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正式社会化效果并不明显。尽管专业社会化也能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但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持证者既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社会工作教育，也没有经历工作中的专业社会化。一方面，他们自己以及公众并未把他们看成是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尽管拥有社会工作资格证，许多人比如政府、居委会、医生和学校的员工依然不清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到底做什么工作，很少人会阅读社会工作杂志或参加专业协会。另外，社会工作专业协会对这些人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导致传统的社会服务体系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依然不能融合。因此，仅仅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将传统社会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是不够的。
本研究显示社会工作实践者身份、继续教育、督导资格和社会工作师资格这几个因素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对于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在社会工作机构或岗位工作、成为一名社会工作督导、成为中级社会工作师、或参与更多种类的继续教育培训，他/她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专业性。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团体来说，实践工作中发生的专业社会化可能比专业教育在提升专业性方面更有效。以下是四点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建议：
1）鼓励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实践。在现阶段中国，为传统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绝大多数依然是由传统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比如政府机构，居委会，医院和学校等。这样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可以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介绍给传统社会服务机构，并评估这些研究发现能否使服务提供更便捷更有效。他们还可以探索与服务提供者在实践和研究上的合作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传统的社会服务机构灌输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和技能，从而缩小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差距。有学者已经指出以证据为本的研究和评估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仍处于本土化与鉴别阶段，更多更基础的研究方法，比如理论研究和试验性研究，也应该多多学习和使用。科学知识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把经验转化为知识是中国社会工作学术圈需要耐心且认真学习的内容。
2）在传统社会服务体系中开放提供更多地社会工作岗位/职位。本研究表明增设社会工作岗位有助于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Gao和Yan（2014）认为在社会福利体系中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事实上，在学校、医院和政府部门中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工作岗位。然而，这些岗位上的社工大多是由社会工作事务所雇佣并且被派遣到这些岗位上的。这些被派遣的社工和社会服务机构直接雇佣的员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岗位的性质让派遣社工处于一个特殊的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不仅和派遣机构的同事隔离开，而且还会被那些被派遣机构的员工孤立。Bian和Mei（2016）认为这种嵌入的岗位的方式应该被一种更稳妥的方式替代。他们建议草根社会服务机构应该承担政府的一些职能，在落实社会服务过程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政府不太可能把社会服务机构纳入政府编制，因为近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变。因此，也许可以通过改变编制内的岗位职称来增加社工岗位，如把一些社会工作持证者的岗位名称直接命名为社会工作者。随着这些岗位名称的改变，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也应该一起规范起来。这样，有了社会工作者的职称，这些社工可以依然享受现有待遇和社会地位，同时，公众也可以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更加专业的服务。社会工作的职称也可以加强社工的自我认识，督促他们去行业社群内寻求专业参考。
3）加强专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中国的专业协会主要是政府控制专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会员组织。本研究暴露了基层社会工作协会在联系传统社会服务机构中的社会工作持证者过程中的无助。尽管专业协会有扩展和加强专业群体的渠道和资源，但他们缺少行动自主性和权威性。其实，社会工作协会依然有着组建专业社群的极大优势。比如，通过提供免费的资格考试培训，社会工作协会有机会建立一个当地社会工作者的数据库，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招募成员或其它研究目的。社会工作协会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为专业成员通过开展聚会、会议、或其他活动提供归属感。要使社会工作协会能扩展和加强他们的功能，政府首先必须减少给协会的行政工作，并给予协会更多的权利和支持。
4）加大社会工作持证者的继续教育力度。尽管民政部在2009年发布了《社会工作继续教育办法》，办法中也明确了社会工作持证者的继续教育学时要求，但本研究发现，依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在过去一年中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继续教育培训。Li和同事指出在一百万的传统社会服务提供者群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不少学者认为繼续教育培训不能弥补大学本科教育的缺失，然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持证者来说，继续教育也许是他们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唯一途径。本研究也发现继续教育与专业性有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提供除了讲课之外的多种类培训对专业性的提升帮助更大。研究者建议，《社会工作继续教育办法》应该被更认真严格地执行。一个继续教育登记和管理体系对基层社会工作协会履行《办法》非常关键。此外，社会工作协会应该与其它组织（如高校或培训机构）紧密合作，以组织多种多样的高质量的培训活动。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社会工作者的最大就业市场。本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提高专业性方面是相关并很及时的。本研究还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向。研究发现，专业性由多种因素决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并不是中国社会工作者发展专业性的前提要素，专业性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进行培养。这些发现对于没有专业教育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借鉴意义。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被回答，如社会工作持证者是否比普通人对社会工作专业性有着不同的态度？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生是否比社会工作本科生对专业性有着不同的态度？应该如何使社会工作持证者在提升专业性方面更有动力更有效率？社会工作持证者需要什么种类和内容的继续教育培训来提升他们的专业性和服务质量？如何才能使传统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份子？
研究局限
尽管研究者已尽量避免，但本研究还是有不少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问卷的低回收率。因为问卷收集方式采取的是短信和电话联系，很难保证研究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收到研究邀请，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得知选择不参与研究的人的信息，研究参与者的代表性无法保证。第二个主要局限是与研究测量工具有关。本研究采用的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专业性和行政化测量工具，在使用与本研究群体时其信度很低。当研究者对问卷进行调整后，很多原始问卷中的问题都未能使用，这使量表的效度大打折扣。因此，当使用或分享本研究中的分析结果时，需要谨慎并明确提到研究中的量表信度和效度问题。最后，专业使命感是专业性五方面中唯一与社会工作教育有显著关系的专业性。然而，测量专业使命感的问题，如“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工作有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对于并不是社会工作实践者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他们作为旁观者对社会工作者群体的看法，而不是他们对自身专业的看法。因此，研究者不能确定参与者的答案是否在测量他们的专业性，需要读者自行考量。
[摘要]社会工作专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政治工具。《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要求在2020年发展145万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师考试已然成为在短时期内发展大量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最方便途径。然而关于社会工作持证者群体的特点及专业性我们并不是很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社会工作持证者群体中，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专业性、及机构行政化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发现有：大部分社會工作持证者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而接受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并不代表拥有更多的专业性；机构行政化与专业性在某些方面正相关；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专业社会化可能比专业社工教育在培育专业性方面更有效。本研究最后提供了关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四个建议：1）鼓励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实践，2）在传统社会服务体系中开放提供更多地社会工作岗位/职位，3）加强专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4）加大社会工作持证群体的继续教育力度。
关键词：社会工作教育；专业性；专业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在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被当作一个使传统福利服务合理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和社会服务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中央政府发起了经济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场经济改革很快便导致生产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等一系列中国社会政策根基制度的崩溃。工业化和城镇化刺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镇居民下岗潮、城市犯罪率快速攀升、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扩大等等。1984年国务院提出城镇福利改革，其中一个核心目标便是减轻社会和社区发展中的福利包袱。作为主管社会福利的政府部门，民政部将社会工作专业引进中国以促进民政事业的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中，民政部一直在为发展社会工作而努力：在不同领域设立了上千的社会工作岗位，加速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扩展，从香港购买督导服务，从国外引进专业知识和经验，颁布社会工作职业发展政策和规定，支持专业协会，建立执照和认证制度，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购买评估服务等等。在拥有如此持续和巨大的政府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依然面对着很多关键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缺少工作机会、有限的公共认知、不理想的机构环境、缺少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缺乏专业性。有学者认为专业性缺乏是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Wang，2011；Wong，2013）。
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经常被交替使用。Vollmer和Mills（1966）试图将两者区别开来。他们认为专业化是指一份职业的发展过程，而专业性是指在职业群体中存在的、为获得专业地位而发生的一种意识和相应行为。Ritzer（1975）将专业化定义为职业成为专业的过程，而专业性是指个体成为专业者的过程。总体而言，专业化是指职业特征，而专业性是专业化的一个方面，是个体的特征，包括个体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观点、态度、和能力。该研究聚焦于个体的专业性，同时对专业化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Hall（1968）指出一个专业个人应该有以下五种专业态度：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信仰公共服务，信仰专业自我约束，拥有专业使命感，信仰专业自主。只有拥有了这五种态度，一个专业的个体成员才能称为专业从业者。而只有拥有了大量的专业从业者，一个职业才能成为专业。一个人对自身专业的态度对他们的专业行为、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在专业建设层面发展社会工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保证个人的专业性也在同时得到发展。中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态度，即态度专业性（下文称“专业性”），是该研究的主要内容。
1）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一个专业协会是指引导整个专业实现和提升专业目标的组织。专业协会目标在于通过职业控制和社会化来提升和强化一个专业的理念、伦理和实践标准。Hall相信正式获非正式的专业组织可以为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些专业协会帮助本专业获得公众认可和政策法规的支持。专业人员依靠专业其它成员作为专业信息和资源的主要来源，并通过团结其它成员为获得专业控制权和地位进行倡导。
2）信仰公共服务。这一点是指专业人员应该相信他们的工作是对社会和案主有益的。专业人员有动力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公共服务。为了树立专业人员相对于业余者的优越性，专业人员关注于为社会提供独特的、有益的、不可替代的服务。这个信念对助人专业尤其重要。想要帮助他人是个人成为助人专业者最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利他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信念和对他人的同情心，它也意味着采取利于他人的行动。Emmerik和同事们（2005）发现利他主义与机构内部的互助行为也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工作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专业，立志帮助他人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
3）信仰专业自我约束。这一点特征是指专业人员认为专业上的行为控制和判断只应该来自同事或同行。担任督导、管理者、和雇主的人应该都是专业人员。理想中，专业人员不应该受非专业人员的专业控制。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工作中的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约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督导应负责教育、支持和管理社会工作者。根据Gorman（2014），传统的专业自我约束模式中，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共享的文化、非正式道德规范、正式伦理为专业提供行为标准。这个模式要求正式专业教育和非正式的在工作场合中的专业社会化，以帮助新专业成员掌握行为标准。
4）拥有专业使命感。该特征意味着对专业的奉献主要由对专业的使命感激发动力，而不是外部的激励。使命感是专业性的道德基础。社会工作专业在历史上便是靠道德使命感吸收成员。道德使命感是指在追求专业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过程中体验到的激情、满足感和自豪感。许多研究发现专业使命感与专业能力、工作忠诚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显著关系（e.g.Guo et al.，2014；Taylor，1988）。 5）信仰专业自主。专业自主性指的是专业人员可以在工作中没有来自机构和案主的压力，可以自己做决定。Leighninger（1978）提到社会工作专业性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为案主提供有效服务，拥有专业自主性。Evetts（2013）也认为服务性和自主性才能使得行业团体获得专业地位。尤其是拥有定义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做决定的权利才是专业性真正吸引人之处。有限的自主性经常被学者看成是社会工作缺少专业性的主要原因（Flexner，1915；Scott，1969；Toren，1972）。专业自主性也经常与社会工作工作场合的行政化一起提及，大部分的社会工作者都在公共行政单位工作，需要每天面对和处理专业自主性和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Derber，1983；Freidson，1984；Howe，1980；Vinokur-Kaplan et al.，1994）。
专业教育
设立教育项目是民政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第一步。1984年，广州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4年后，北京大学开始提供社会工作的本科学位教育。自民政部在1994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壮大。在2015年底，中国大陆已有321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04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硕士点，7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些院校每年输出超过3万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截至2015年要建设200万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到2020年队伍要达到300万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涌现。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目的是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提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然而，这些数量不断增长的教育项目并不意味着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在过去12年间，只有少数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选择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更少人会选择留在社会工作领域。比如中山大学2005级43个毕业生中，只有6个人选择了从事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或者继续攻读社会工作硕士（Law & Gu，2008）。2012年的一份研究发现，上海和北京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中只有30%的人在毕业五年后依然从事本专业工作（Lou et al.，2012）。总体来说，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因为工资少、待遇低、社会地位低等原因，对毕业生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导致社会工作毕业生到专业从业者的低转化率和社会工作员工高流失率的主要原因（Law & 6u，2008；Tsang et al.，2008）。有学者便认为这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Law & Gu，2008）。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并不曾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为增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数量，政府福利部門人员、社会服务从业者、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员工都被鼓励参加社会工作师的考试。社会工作师考试对参加者并没有严格的门槛。任何通过了考试的人，无论他们的教育背景或工作经验如何，都会被称为专业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师考试已经取代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成为决定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和专业性的主要形式。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超过50万的社会工作从业者，其中有206，183位持证社工。
专业教育才是一个人成为专业人才的必要条件（Bledstein，1976；Freidson，1988；Leighninger，1978）。学者们发现教育水平与专业性是正相关的。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很可能会产生个体专业性的差异，最终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如果这些教育水平差异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这个研究便是为了说明在中国社会工作者群体中，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否与专业性有关。
机构发展
除了高等教育，机构发展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在机构管理下从事服务工作的。而当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都是通过机构提供的，这些机构可能是公立或私立，营利或非营利、全国性的或社区性的。在中国大陆，所有社会工作者都是受雇于各种组织机构，主要有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以及事业单位。从2008到2015年，这些机构中共设立了约18万社会工作岗位。按照目前的统计，中国有20多万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再加上不少在社会工作岗位的人并没有取得社会工作师证，有至少2万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并不在社会工作岗位上工作。
Wilensky和Lebeaux（1958）认为行政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分工、等级制度、同事关系形成几个方面。而专业行政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被机构雇用的专业人员能够很好地适应机构的行政环境。社会工作的行政化则包括政府和雇主通过严格的工作步骤规范来约束员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由政府官僚体制控制。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岗位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公共服务体系内，而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又主要由民政部管理。面对无所不在的约束和控制，社会工作者可能无法做出专业的判断以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因此这个领域可能会逐渐丧失掉其专业优势。Hall（1963）认为一个理想化的行政组织应该有以下六种特征：1）一个清晰明确的权利等级制度，2）建立在功能细化基础上的劳动分工，3）覆盖各个职位的规则体系，4）处理工作的步骤系统，5）客观公正的同事关系，6）以个人技能水平为标准的招聘和升职体系。Hall（1963）和Anderson（1977）发现专业性水平与行政化程度显著相关。因此，专业教育背景和机构行政化程度可能对专业性发展有交互影响。
Hall（1963）指出机构行政化常被认为有以下几个普遍特征：
1）权利等级制度。Hall将权利等级制度定义为一个机构的做决议的权利高度集中。一个组织如果完全依靠权利等级制度，那么就会导致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动力和忠诚度的降低。 2）劳动分工。Hall将劳动分工定义为工作职责根据细分功能而进行分配。Scott（1966）认为劳动分工的形成便说明机构组织离专业模式越来越远。Hall也发现严重的劳动分工容易使员工远离专业社群。
3）规定。Hall将规定定义为员工的行为受到约束和控制。Poso & Forsman（2013）发现正式的规范和组织规定对新员工做好工作是必要的。
4）既定程序。Hall将特定程序定义为员工被要求遵循既定的各种工作程序。Wallace（1995）在研究中发现既定程序对专业忠诚度实际上是有益的。
5）客观的同事关系。Hall将这个特征定义为所有人都是按照他们的职位和位置被客观对待，而非个人品质和关系。同事之间客观的人际关系，而非人情，被发现与专业性和工作忠诚度有正向关系。
6）技术能力。Hall将技术能力定义为机构在聘用和提拔员工的时候考虑的是他们的本领、经验、和基础能力。Wallace（1995）发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机构中，一个合理的工作分配和晋升制度对律师们维持对机构的忠诚度非常关键。
以上这些行政化特征在实际机构中程度各异。Hall认为行政化程度越高，可能会阻碍专业化的发展。他还提到行政化也好，专业性也好，都不一定是机构的真实情况，而是员工的自我体验，也就是员工个人的看法。Wang（2012）声称中国的社会工作被嵌入了传统的行政化社会服务体系；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也只能在行政化的体系中提高。然而，社会工作毕业生们发展要适应机构行政化的环境并不容易。而很多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持证社工一直在行政机构中工作，他们对机构行政化的看法与毕业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些人在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了解了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技能之后，可能反而可以在工作环境中比社会工作毕业生获得更好的专业社会化。
行政化经常被国内学者称为是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一大绊脚石（Feng & Ding，2014；Peng，2010；Wen，2009；Yang，2001）。这些学者认为机构行政化阻碍了中国社会工作者获得必要的专业自主性和专业独立，也影响着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平等专业的关系。即使是毕业于同一所院校，毕业生在进入不同机构后会体验到不同程度的机构行政化，他们的专业性发展也会因此有差异。本研究除了调查专业教育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还考虑了机构行政化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
理论框架
专业社会化是指专业工作者获取专业价值观、准则、目标、知识、行为和技能的学习过程。Abbott（1988）强调获取社会工作价值观、专业自我形象和认知对社会工作社会化的重要性。Lui和同事们（2003）进一步说明成功的专业社会化表现为专业人员可以与案主建立良好关系并掌握专业理念和规范。专业社会化的体现还包括独特的知识、技能、理念、态度和专业认同。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化在许多实证研究中由专业理念、态度、专业认同、和专业偏好等方面进行测量。这些测量方式与Hall的专业性量表很类似。
Miller（2010）提到专业社会工作既不是始于也不止于专业教育。在从学校毕业之后，专业人员进入到组织机构中继续他们的专业社会化。在Miller提出的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化的模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社会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社会化，指的是在进入正式社会工作教育项目之前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化；正式社会化，是指接受正式教育的过程；最后一个阶段包括从教育项目毕业到退休的这个时间。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专业社会化的结果。
1.前社会化
前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人在进入正式社会工作教育项目之前生成的与专业有关的个人世界观和态度。这个过程包括童年和前期社会化和超前社会化，比如个人自己开始了解和接受专业理念和态度，并渴望成为其中一员。Miller相信个人自身的发展是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前提。第一职业选择社会工作被发现是社会工作者获得专业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然而，就像之前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社会工作学生并没有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而也不是所有的中国持证社会工作者都接受过正式教育。因此，前社会化过程在本研究中不作更多说明。
2.正式社会化
这个阶段指的是社会工作学生在学校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专业教育的作用是培育专业社会化。专业教育被Cuddie（1996）看成是通过创造一种亚文化来形成专业自我认同和培养专业能力的一个途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学习在职场中能够指导专业行为的一系列知识、标准规范和技能。专业教育对学生为成为专业实践者做好准备非常必要。专业教育培育了一种“专业角色导向”，这个导向决定着专业实践者愿意接受专业理念和态度。Billingsley（1964）在研究中发现，与行政导向的员工相比，专业导向的员工更愿意与专业团队接触，也更愿意加入专业协会。
许多实证研究都证实了专业教育和专业性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培育专业社会化，同时也有控制行业准入的作用。Moore（1970）建议大学本科学位应该是专业化的最低教育要求。而在中国，正式教育并不是成为专业社工的必要条件。研究发现，少于一半的中国持证社工有社会工作学位。王思斌（2013）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称为非专业模式，因為社会工作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业，而大多数的实践者也并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
3.正式社会化之后的实践
Miller（2010）和varley（1963）相信专业社会化是一生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也发生在专业教育之后的实践工作中。正式教育中学习的专业价值和理念对工作场合中的专业表现有所影响，而这些价值和理念也可能被实际工作情况中遇到的情况所改变。专业社会化的程度决定着个人能否很好地适应工作中的角色。相反的，实际工作情境中的因素也对个人的专业自我认同、专业性的发展、和对专业的忠诚度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在高度行政化的环境工作的专业人员可能会经历不太理想的专业环境，最终可能会导致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和较高的流失率。Larson（1979）提到，全职受薪的社会工作者的出现便是源于福利工作行政化的发展趋势，私人慈善机构对服务有效性的需求带来了福利工作的行政化。实际上，当下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岗位便受到来自政府和机构的各项规定和标准的约束。 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从西方文化起源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经历有其特殊之处。那些由西方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和知识可能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或预测中国的情况。另外，社会工作专业非常强调本土化，其专业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应该进行仔细检查以保证专业服务能够满足本土的需求。关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已经对专业发展的不少方面都做过详尽的阐述，然而很少人有关注社会工作实践者，更少有人深入调查过社会工作专业性。为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对一线的实践者和他们对专业的态度有更多的认识。本研究希望能帮助中外读者了解中国的社工发展，并将为如何提高中国社工的教育水平、专业化发展、岗位设置等问题提供参考意见。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为：
1）在中国持证社会工作者群体中，获得正式的社会工作学位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专业性水平？
2）机构行政化程度是否对教育背景和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有缓冲影响？如果是的话，哪些行政化因素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
研究方法
1.研究群体
本研究的研究群体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顺德社会工作者协会注册的持证社工。顺德是中国和广东省人均GDP最高地区之一。顺德是中国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保险体系的城市，当地政府非常鼓励公益慈善和草根非营利机构的发展。就如何把社会工作专业嵌入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顺德可以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很好的例子。顺德社会工作协会成立于1992年。和中国许多专业协会一样，顺德社会工作协会隶属于顺德民政局和社会福利局，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根据顺德社会工作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顺德共有1573名持证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群体。
2.变量和测量工具
因变量。这个研究的因变量是通过Hall的专业性量表测量的专业性程度。
自变量。这个研究的自变量是研究参与者的教育背景，即他们是否有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学位，包括社会工作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位。
调节变量。这个研究的调节变量是通过Hall的行政化量表测量的机构行政化程度。这个量表由6个次量表组成：权利等级制度、劳动分工、规定、既定程序、客观的同事关系、和技术能力。这6个次量表独立于彼此存在，每个次量表有5个问题，整个量表共有30个问题。
控制变量。这个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工作年限、执照类别、督导资质、和继续教育学时。
3.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在线问卷收集。问卷包含三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专业性量表和行政化量表。共259人参与了问卷研究，占研究共群体的16%。在回收的259份问卷中，有一份问卷因为大量的缺失数据被弃用，另外两份由失业人员填写的问卷因为没有办法提供机构行政化的相关信息，因此也被弃用。最后，一共产生了256份有效问卷。
研究结果
在256个参与研究的顺德持证社会工作者中，72%的人为女性，除了一位之外全部拥有全职工作，接近一半的参与者在25岁到30岁之间，26.2%的人在31岁到35岁之间，参与者中没有没有超过50岁的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71.1%）拥有本科学位，8.6%的人拥有硕士学位，另外还有2.7%的参与者是高中学历及以下，17.6%的大专学历。绝大多数的参与者（84.4%）没有任何社会工作学位，只有16%的参与者拥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33人）或社会工作硕士学位（7人）。参与者选择的最普遍的工作单位包括：社会工作机构（25.4%，65人），学校（19.5%，50人），政府机关（14.1%，36人），和居委会（12.9%，33人）。在过去一年中34%的参与者没有接受过任何继续教育，33.6%的参与者接受过一种培训，37%的参与者接受过两种培训，5%的参与者接受过三种培训。参与者的工作时长在0到22年之间，平均值为5.74年。77%的参与者的月收入为2001至6000人民币值钱，其中29%的人的月收入在3001至4000人民幣之间。参与者中76%的人（194）拥有初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24%的人（62）拥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数据表明，顺德的持证社会工作者的背景多种多样。大部分持证社会工作者并不在社会工作机构或岗位上工作。
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社会工作毕业生更倾向于专业自我约束，也反馈了更高程度的整体专业性；而非社会工作毕业生比社会工作毕业生反馈了更高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当加入了控制变量后，专业教育背景与专业性之间只存在一种显著关系：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社会工作毕业生反馈了更低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在社会工作实践者群体中，社会工作毕业生比非毕业生更倾向于信仰专业自我约束，但依然反馈了更低程度的专业使命感。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社会工作实践者群体中，教育背景与专业性之间没有任何显著关系。
将专业协会作为主要专业参考、拥有专业使命感、信仰专业自主三个专业性的特征与行政化的6个方面的其中4个都有着显著关系。拥有专业使命感与行政化程度有着正向显著关系。也就是说，认为他们的单位或组织有非常严格的权利等级制度、劳动分工明确、有严格的规定、强调个人技术能力的参与者反馈了更高的专业使命感。
客观的同事关系与所有的专业性特征有负相关的显著关系，而权利等级制度与拥有专业使命感以外的所有专业性特征呈负相关的显著关系。也就是说，被认为权利等级制度森严、同事关系相对客观的单位和组织，其中的专业员工较难形成对专业的积极态度。而专业性整体程度与行政化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出正相关的显著态度。
当把行政化作为调节变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作为自变量、对专业的使命感作为因变量，并加入了控制变量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行政化的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与对专业的使命感程度意见保持着负相关的显著关系。换句话说，专业背景与专业性的关系并不因机构行政化而变化。 结论
专业性是在专业社会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正式专业教育一般都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化的关键阶段，理应帮助毕业生形成专业自我认同，并为实务领域提供合格的专业实践者。本研究显示，即便是那些获得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并愿意留在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毕业生，他们的专业性并没有高于其它的社会工作持证者。相反，他们对专业使命感的认同度要更低。若没有专业使命感，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工作忠诚度和专业能力会相对脆弱。可见，社会工作教育项目的正式社会化效果并不明显。尽管专业社会化也能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但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持证者既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社会工作教育，也没有经历工作中的专业社会化。一方面，他们自己以及公众并未把他们看成是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尽管拥有社会工作资格证，许多人比如政府、居委会、医生和学校的员工依然不清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到底做什么工作，很少人会阅读社会工作杂志或参加专业协会。另外，社会工作专业协会对这些人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导致传统的社会服务体系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依然不能融合。因此，仅仅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将传统社会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是不够的。
本研究显示社会工作实践者身份、继续教育、督导资格和社会工作师资格这几个因素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对于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在社会工作机构或岗位工作、成为一名社会工作督导、成为中级社会工作师、或参与更多种类的继续教育培训，他/她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专业性。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团体来说，实践工作中发生的专业社会化可能比专业教育在提升专业性方面更有效。以下是四点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建议：
1）鼓励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实践。在现阶段中国，为传统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绝大多数依然是由传统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比如政府机构，居委会，医院和学校等。这样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可以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介绍给传统社会服务机构，并评估这些研究发现能否使服务提供更便捷更有效。他们还可以探索与服务提供者在实践和研究上的合作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传统的社会服务机构灌输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和技能，从而缩小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差距。有学者已经指出以证据为本的研究和评估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仍处于本土化与鉴别阶段，更多更基础的研究方法，比如理论研究和试验性研究，也应该多多学习和使用。科学知识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把经验转化为知识是中国社会工作学术圈需要耐心且认真学习的内容。
2）在传统社会服务体系中开放提供更多地社会工作岗位/职位。本研究表明增设社会工作岗位有助于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Gao和Yan（2014）认为在社会福利体系中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事实上，在学校、医院和政府部门中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工作岗位。然而，这些岗位上的社工大多是由社会工作事务所雇佣并且被派遣到这些岗位上的。这些被派遣的社工和社会服务机构直接雇佣的员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岗位的性质让派遣社工处于一个特殊的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不仅和派遣机构的同事隔离开，而且还会被那些被派遣机构的员工孤立。Bian和Mei（2016）认为这种嵌入的岗位的方式应该被一种更稳妥的方式替代。他们建议草根社会服务机构应该承担政府的一些职能，在落实社会服务过程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政府不太可能把社会服务机构纳入政府编制，因为近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变。因此，也许可以通过改变编制内的岗位职称来增加社工岗位，如把一些社会工作持证者的岗位名称直接命名为社会工作者。随着这些岗位名称的改变，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也应该一起规范起来。这样，有了社会工作者的职称，这些社工可以依然享受现有待遇和社会地位，同时，公众也可以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更加专业的服务。社会工作的职称也可以加强社工的自我认识，督促他们去行业社群内寻求专业参考。
3）加强专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中国的专业协会主要是政府控制专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会员组织。本研究暴露了基层社会工作协会在联系传统社会服务机构中的社会工作持证者过程中的无助。尽管专业协会有扩展和加强专业群体的渠道和资源，但他们缺少行动自主性和权威性。其实，社会工作协会依然有着组建专业社群的极大优势。比如，通过提供免费的资格考试培训，社会工作协会有机会建立一个当地社会工作者的数据库，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招募成员或其它研究目的。社会工作协会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为专业成员通过开展聚会、会议、或其他活动提供归属感。要使社会工作协会能扩展和加强他们的功能，政府首先必须减少给协会的行政工作，并给予协会更多的权利和支持。
4）加大社会工作持证者的继续教育力度。尽管民政部在2009年发布了《社会工作继续教育办法》，办法中也明确了社会工作持证者的继续教育学时要求，但本研究发现，依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社会工作持证者在过去一年中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继续教育培训。Li和同事指出在一百万的传统社会服务提供者群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不少学者认为繼续教育培训不能弥补大学本科教育的缺失，然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持证者来说，继续教育也许是他们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唯一途径。本研究也发现继续教育与专业性有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提供除了讲课之外的多种类培训对专业性的提升帮助更大。研究者建议，《社会工作继续教育办法》应该被更认真严格地执行。一个继续教育登记和管理体系对基层社会工作协会履行《办法》非常关键。此外，社会工作协会应该与其它组织（如高校或培训机构）紧密合作，以组织多种多样的高质量的培训活动。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社会工作者的最大就业市场。本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提高专业性方面是相关并很及时的。本研究还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向。研究发现，专业性由多种因素决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并不是中国社会工作者发展专业性的前提要素，专业性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进行培养。这些发现对于没有专业教育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借鉴意义。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被回答，如社会工作持证者是否比普通人对社会工作专业性有着不同的态度？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生是否比社会工作本科生对专业性有着不同的态度？应该如何使社会工作持证者在提升专业性方面更有动力更有效率？社会工作持证者需要什么种类和内容的继续教育培训来提升他们的专业性和服务质量？如何才能使传统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份子？
研究局限
尽管研究者已尽量避免，但本研究还是有不少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问卷的低回收率。因为问卷收集方式采取的是短信和电话联系，很难保证研究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收到研究邀请，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得知选择不参与研究的人的信息，研究参与者的代表性无法保证。第二个主要局限是与研究测量工具有关。本研究采用的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专业性和行政化测量工具，在使用与本研究群体时其信度很低。当研究者对问卷进行调整后，很多原始问卷中的问题都未能使用，这使量表的效度大打折扣。因此，当使用或分享本研究中的分析结果时，需要谨慎并明确提到研究中的量表信度和效度问题。最后，专业使命感是专业性五方面中唯一与社会工作教育有显著关系的专业性。然而，测量专业使命感的问题，如“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工作有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对于并不是社会工作实践者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他们作为旁观者对社会工作者群体的看法，而不是他们对自身专业的看法。因此，研究者不能确定参与者的答案是否在测量他们的专业性，需要读者自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