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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增长“消费驱动”的诉求下,财政政策与消费的影响分析更显重要,本文通过加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了“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而低偿债能力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却存在挤出效应。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
【关键词】 凯恩斯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 私人消费 地方 政府偿债能力
一、引言
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外总需求下降而对我国出口形成较大冲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集中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将为我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提供长期而有效的支撑。从即期效果看,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及货币政策确实缓解了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2009年完成了“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消费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个较长考察时滞内,成功的财政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应集中于对消费的促进。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检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是否存在,其有效传导路径是否稳固,最终政策的效果又受到何种因素制约,就愈加突显其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学派认为,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预算及公共支出的增长,无论其手段如何,即无论支出增长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或属于经济性抑或非经济性,都将导致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公共消费品的增加,另外,税收的减免将使得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及工资率,最后,转移支付的增加也将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提高私人消费。但是,一些经验证据及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and Perotti(1999)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当财政支出增加时,特别是生产性支出扩张时,由于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存在,其将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及消费的减少。反之,当财政支出缩减时反而会刺激私人消费的增长,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挤出效应的大小。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存在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从预期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加以了解释。在政府收入能力不足,即支出扩张主要源自赤字时,一个大规模及长期的政府支出扩张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持续性增税预期,从而产生未来收入减少的预期,进而增加储蓄并减少私人消费,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临时性及短期的,私人消费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反映。期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實际效果差异归结为财政政策的稳固性与政府偿债能力差异。
Blanchard(1990)的模型中则将公共债务的初始水平作为影响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实际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税收的增加可能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基于这样的事实:税收的增加将下一代的税收负担转移到当代,因此减少了当前的私人消费。第二种效应是具有正的财富效应。当前税收的增加将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也就是避免了长期收入的减少,从而当前税收的增加减少了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个原因,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为了预防未来税收增加而作的预防性储蓄。当债务率很高时,第二种效应可能是占优势的。
Bertola and Drazen(1993)认为在静态模型中看似收缩性的政策可能是扩张性的,如果它引发了未来相反政策的预期。Cour et al.(1996)提出在1980年爱尔兰和丹麦的财政调整时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以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增加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风险,家庭因此会增加私人储蓄。最后,Giavazzi and Pagano(1990)and Alesina and Perroti (1997b)同时考虑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加速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李永友(2008)从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三方视角及研究入手,讨论了财政政策实际效果差异的影响条件,其认为“凯恩斯效应”的最终实现需具备如下条件:资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门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门预期的稳定程度及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风险水平。王立勇、刘文革(2009)则利用区制转移的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特征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为: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具体有1952—1988、1987—1990、1994—1995时间段内,财政政策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原因为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而1983—1986和1996—2008时间段内,存在“凯恩斯效应”。
综上可知,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政府偿债能力及财政政策的稳固性将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关于“凯恩斯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未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原因也许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或初始财政条件或计量模型与变量的差异(王立勇、刘文革,2009)。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晋升激励”的存在,其公共支出存在过分重视生产性支出而忽视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使得不同省份政府的收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进而影响了其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面板模型框架内,通过导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控制变量,实证检验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及“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分析我国不同省份由于经济发展非均衡而导致的政府收入能力(偿债能力)差异会否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三、实证检验
1、变量导入及模型设定
sumi,t:私人消费变动。文中以各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度量私人消费变动。并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78=100)。
gdpi,t:社会总产出变动。产出使用各省生产总值度量。同样使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gvsi,t:政府经济性支出。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政府经济性支出用诸省基本建设投资度量,而未将支农、城市维护建设等其他支出纳入,数据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80=100)。
gvii,t: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用各省份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福利救济数据加总以度量转移支付变化。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cznli,t:政府偿债能力。António Afonso(2006)、Blanchard (1990)、Sutherland(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国家赤字占GDP比重衡量偿债能力,其预期假设为当偿债能力超过一个“trigger point”时,将产生未来加税的预期。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资金管理体制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资金筹措手段也不尽相同,传统的“赤字比”衡量方式并不适用。而实际数据中,又缺乏省份预算外资金收入的统计。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税收与全国人均税收水平的高低来度量当地政府偿债能力,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当某一省份具有较高的人均税收水平时,政府在“分税制”下将取得更多的体制内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政府支出能力与偿债能力。具体有:cznli,t=1, 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高收入能力组,或cznli,t=0,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低收入能力组。
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四川、贵州、新疆在各年份均处于高收入能力组,而贵州、广西、青海、黑龙江、甘肃、宁夏、一直处于低收入能力组,山西、陕西、内蒙、江西、河北、河南则在不同年份显示出不同的偿债能力(由于西藏的省份数据缺失,因此并未纳入本研究样本,而香港、澳门、台湾由于体制差异,也未进行分析。与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不同,按税收水平的划分与收入划分显示了不同的结果,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税收水平,而我国税收组成中流转税种占相当比例)。
由于我国省级经济体发展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对数处理。数据源自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模型估计由Eviews5.0完成。
2、模型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模型引入各财政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以度量短期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投资的连续性和投资跨期,模型使用对应滞后变量以衡量支出的连续性。上式中,?渍2度量了短期的产出弹性,对应的长期弹性由-?渍1/k给出。-?琢1/k、-?茁1/k,是高收入能力组对应的政府经济性支出及转移支付的长期消费弹性。而 -?琢2/k、-?茁2/k 则为对应的短期弹性。低收入能力组中,各财政变量的长期消费弹性为-?琢3/k、-?茁3/k,短期消费弹性为?琢4与-?茁4。一个需要检验的事实是,如果“凯恩斯效应”存在,且与政府收入(偿债)能力不相关,则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组,积极财政政策都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正的冲击,因此上述弹性数值将显著为正,而如果出现不符,则说明财政政策效果中,存在不同原因的“非凯恩斯效应”。
3、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传统的面板模型往往由于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而受到“伪回归”的质疑,而协整理论则是以模型变量具有同阶单整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对模型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实际是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截面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最终的检验在综合了各个截面的检验结果上,构造出统计量(高铁梅,2006)。由模型形式可知,本文模型属于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私人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即为平稳变量。而社会总产出与政府经济性支出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协整模型并不适用于该模型,而“伪回归”的影响必须规避,因此,最终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将决定估计结果的无偏及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将全部省份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一个全样本的估计更适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上述面板模型进行TSLS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t值=-2.7134)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为进一步识别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作用关系中是否存在高、低收入能力政策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本文对上述模型施加了下列两个假设并加以检验:
其对应似然比统计量为x2(q)=2nlog(SSRc/SSRu)
其中假设1检验的SSRc源自方程
而SSRu取自式(1)
x2(q)检验的结果为拒绝H0与H0'(对应似然比统计量分别为17.2481与9.8051)。因此,若式(1)是我国省际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正确描述,则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确实因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
由估計结果可知,在我国省际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产出弹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统计显著的,对应的长、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0.54与0.49,但两者差异不大。而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中,高收入能力组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长期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弹性值为0.071。但短期内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此外,高收入能力组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也将促进私人消费,其长期弹性值为0.091。但短期内的影响却不显著。
而在低收入能力政府组别中,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长期影响并不存在,而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化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低收入能力政府其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弹性值为-0.018,即低偿债能力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财政政策层面存在“非凯恩斯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在低偿债能力限制下,其经济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往往投入到低效率部门或低就业吸纳能力部门与行业(一个传统的认识认为国有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比例高的行业代表着低效率、低就业能力),从而影响了家庭户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消费水平。
四、结论
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的研究基础上,在使用人均税收水平作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度量变量基础上,通过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了我国地方财政经济性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产出与私人消费的长、短期关系,检验了地方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论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可以解读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且短期与长期的产出弹性大致相当,即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路径是存在的。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但对消费的拉动能力较弱,分别为0.07与0.09。但短期内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低偿债能力政府,其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效应,即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来看反将降低消费水平。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概括的,我国地方财政政策对拉动消费的具体效果如何,将取决于政策实施主体的偿债能力,而政府支出结构也影响着最终的结果。相对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转移支付的影响却并未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将有效提高消费水平,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当前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偏低。
当然,由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赤字政策”与“相机抉择”体现出与西方国家较大的差异。而人均税收水平能否有效衡量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本文只是在一个粗略的框架下进行的分析,诸多不足有待未来更深入与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António Afonso:expansionary fiscal consolidations in Europe:new evidence[J].working paper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2006.
[2] Perotti.R:fiscal policy in good time and bad[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
[3] Blanchard comment,on Gravazzi and Pagano[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90.
[4] Sutherland:fiscal crises and aggregate demand:can high public debt reveas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
[5] Bertola、Drazen:trigger point and budget cuts:explan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nd austerity[J].Amercian economics review,1993.
[6] Cour.P.、Dubios、Mahfouz:the cost of fiscal adjustment revisited:how strong is the evidence[J].CEPII working paper,1996.
[7] Giavazzi、Pagano:non-keynesia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changes: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the Swedish experience[J].Swedish economics policy revies,1996.
[8] Alesina.A、Perotti:fiscal expansions and adjustment in OECD countries[J].economics policy,1997.
[9] 李永友: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10] 王立勇、刘文革: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兼论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J].经济研究,2009(7).
[11]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凯恩斯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 私人消费 地方 政府偿债能力
一、引言
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外总需求下降而对我国出口形成较大冲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集中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将为我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提供长期而有效的支撑。从即期效果看,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及货币政策确实缓解了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2009年完成了“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消费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个较长考察时滞内,成功的财政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应集中于对消费的促进。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检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是否存在,其有效传导路径是否稳固,最终政策的效果又受到何种因素制约,就愈加突显其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学派认为,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预算及公共支出的增长,无论其手段如何,即无论支出增长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或属于经济性抑或非经济性,都将导致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公共消费品的增加,另外,税收的减免将使得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及工资率,最后,转移支付的增加也将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提高私人消费。但是,一些经验证据及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and Perotti(1999)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当财政支出增加时,特别是生产性支出扩张时,由于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存在,其将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及消费的减少。反之,当财政支出缩减时反而会刺激私人消费的增长,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挤出效应的大小。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存在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从预期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加以了解释。在政府收入能力不足,即支出扩张主要源自赤字时,一个大规模及长期的政府支出扩张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持续性增税预期,从而产生未来收入减少的预期,进而增加储蓄并减少私人消费,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临时性及短期的,私人消费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反映。期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實际效果差异归结为财政政策的稳固性与政府偿债能力差异。
Blanchard(1990)的模型中则将公共债务的初始水平作为影响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实际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税收的增加可能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基于这样的事实:税收的增加将下一代的税收负担转移到当代,因此减少了当前的私人消费。第二种效应是具有正的财富效应。当前税收的增加将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也就是避免了长期收入的减少,从而当前税收的增加减少了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个原因,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为了预防未来税收增加而作的预防性储蓄。当债务率很高时,第二种效应可能是占优势的。
Bertola and Drazen(1993)认为在静态模型中看似收缩性的政策可能是扩张性的,如果它引发了未来相反政策的预期。Cour et al.(1996)提出在1980年爱尔兰和丹麦的财政调整时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以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增加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风险,家庭因此会增加私人储蓄。最后,Giavazzi and Pagano(1990)and Alesina and Perroti (1997b)同时考虑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加速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李永友(2008)从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三方视角及研究入手,讨论了财政政策实际效果差异的影响条件,其认为“凯恩斯效应”的最终实现需具备如下条件:资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门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门预期的稳定程度及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风险水平。王立勇、刘文革(2009)则利用区制转移的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特征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为: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具体有1952—1988、1987—1990、1994—1995时间段内,财政政策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原因为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而1983—1986和1996—2008时间段内,存在“凯恩斯效应”。
综上可知,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政府偿债能力及财政政策的稳固性将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关于“凯恩斯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未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原因也许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或初始财政条件或计量模型与变量的差异(王立勇、刘文革,2009)。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晋升激励”的存在,其公共支出存在过分重视生产性支出而忽视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使得不同省份政府的收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进而影响了其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面板模型框架内,通过导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控制变量,实证检验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及“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分析我国不同省份由于经济发展非均衡而导致的政府收入能力(偿债能力)差异会否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三、实证检验
1、变量导入及模型设定
sumi,t:私人消费变动。文中以各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度量私人消费变动。并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78=100)。
gdpi,t:社会总产出变动。产出使用各省生产总值度量。同样使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gvsi,t:政府经济性支出。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政府经济性支出用诸省基本建设投资度量,而未将支农、城市维护建设等其他支出纳入,数据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80=100)。
gvii,t: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用各省份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福利救济数据加总以度量转移支付变化。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cznli,t:政府偿债能力。António Afonso(2006)、Blanchard (1990)、Sutherland(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国家赤字占GDP比重衡量偿债能力,其预期假设为当偿债能力超过一个“trigger point”时,将产生未来加税的预期。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资金管理体制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资金筹措手段也不尽相同,传统的“赤字比”衡量方式并不适用。而实际数据中,又缺乏省份预算外资金收入的统计。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税收与全国人均税收水平的高低来度量当地政府偿债能力,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当某一省份具有较高的人均税收水平时,政府在“分税制”下将取得更多的体制内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政府支出能力与偿债能力。具体有:cznli,t=1, 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高收入能力组,或cznli,t=0,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低收入能力组。
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四川、贵州、新疆在各年份均处于高收入能力组,而贵州、广西、青海、黑龙江、甘肃、宁夏、一直处于低收入能力组,山西、陕西、内蒙、江西、河北、河南则在不同年份显示出不同的偿债能力(由于西藏的省份数据缺失,因此并未纳入本研究样本,而香港、澳门、台湾由于体制差异,也未进行分析。与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不同,按税收水平的划分与收入划分显示了不同的结果,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税收水平,而我国税收组成中流转税种占相当比例)。
由于我国省级经济体发展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对数处理。数据源自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模型估计由Eviews5.0完成。
2、模型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模型引入各财政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以度量短期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投资的连续性和投资跨期,模型使用对应滞后变量以衡量支出的连续性。上式中,?渍2度量了短期的产出弹性,对应的长期弹性由-?渍1/k给出。-?琢1/k、-?茁1/k,是高收入能力组对应的政府经济性支出及转移支付的长期消费弹性。而 -?琢2/k、-?茁2/k 则为对应的短期弹性。低收入能力组中,各财政变量的长期消费弹性为-?琢3/k、-?茁3/k,短期消费弹性为?琢4与-?茁4。一个需要检验的事实是,如果“凯恩斯效应”存在,且与政府收入(偿债)能力不相关,则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组,积极财政政策都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正的冲击,因此上述弹性数值将显著为正,而如果出现不符,则说明财政政策效果中,存在不同原因的“非凯恩斯效应”。
3、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传统的面板模型往往由于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而受到“伪回归”的质疑,而协整理论则是以模型变量具有同阶单整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对模型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实际是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截面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最终的检验在综合了各个截面的检验结果上,构造出统计量(高铁梅,2006)。由模型形式可知,本文模型属于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私人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即为平稳变量。而社会总产出与政府经济性支出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协整模型并不适用于该模型,而“伪回归”的影响必须规避,因此,最终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将决定估计结果的无偏及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将全部省份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一个全样本的估计更适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上述面板模型进行TSLS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t值=-2.7134)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为进一步识别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作用关系中是否存在高、低收入能力政策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本文对上述模型施加了下列两个假设并加以检验:
其对应似然比统计量为x2(q)=2nlog(SSRc/SSRu)
其中假设1检验的SSRc源自方程
而SSRu取自式(1)
x2(q)检验的结果为拒绝H0与H0'(对应似然比统计量分别为17.2481与9.8051)。因此,若式(1)是我国省际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正确描述,则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确实因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
由估計结果可知,在我国省际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产出弹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统计显著的,对应的长、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0.54与0.49,但两者差异不大。而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中,高收入能力组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长期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弹性值为0.071。但短期内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此外,高收入能力组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也将促进私人消费,其长期弹性值为0.091。但短期内的影响却不显著。
而在低收入能力政府组别中,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长期影响并不存在,而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化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低收入能力政府其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弹性值为-0.018,即低偿债能力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财政政策层面存在“非凯恩斯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在低偿债能力限制下,其经济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往往投入到低效率部门或低就业吸纳能力部门与行业(一个传统的认识认为国有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比例高的行业代表着低效率、低就业能力),从而影响了家庭户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消费水平。
四、结论
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的研究基础上,在使用人均税收水平作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度量变量基础上,通过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了我国地方财政经济性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产出与私人消费的长、短期关系,检验了地方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论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可以解读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且短期与长期的产出弹性大致相当,即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路径是存在的。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但对消费的拉动能力较弱,分别为0.07与0.09。但短期内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低偿债能力政府,其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效应,即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来看反将降低消费水平。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概括的,我国地方财政政策对拉动消费的具体效果如何,将取决于政策实施主体的偿债能力,而政府支出结构也影响着最终的结果。相对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转移支付的影响却并未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将有效提高消费水平,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当前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偏低。
当然,由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赤字政策”与“相机抉择”体现出与西方国家较大的差异。而人均税收水平能否有效衡量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本文只是在一个粗略的框架下进行的分析,诸多不足有待未来更深入与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António Afonso:expansionary fiscal consolidations in Europe:new evidence[J].working paper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2006.
[2] Perotti.R:fiscal policy in good time and bad[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
[3] Blanchard comment,on Gravazzi and Pagano[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90.
[4] Sutherland:fiscal crises and aggregate demand:can high public debt reveas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
[5] Bertola、Drazen:trigger point and budget cuts:explan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nd austerity[J].Amercian economics review,1993.
[6] Cour.P.、Dubios、Mahfouz:the cost of fiscal adjustment revisited:how strong is the evidence[J].CEPII working paper,1996.
[7] Giavazzi、Pagano:non-keynesia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changes: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the Swedish experience[J].Swedish economics policy revies,1996.
[8] Alesina.A、Perotti:fiscal expansions and adjustment in OECD countries[J].economics policy,1997.
[9] 李永友: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10] 王立勇、刘文革: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兼论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J].经济研究,2009(7).
[11]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