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宝一直踹我肚子。到底还是舍不得。”
　　“准备去打胎前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小小的孩子哭着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然后我就哭醒了，再也狠不下心说要去打掉。”
　　“最近没心思伤心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原来奶粉不能用开水，营养都烫坏了……”
　　说出这三句话的分别是单身妈妈小织、杨菲菲和田真。
　　谈及未婚生子的决定，她们并非都毫无悔意，但如果再来一次，还是会选择坦然接受这个生命。
　　曾经的犹豫，是因为成为一个妈妈对她们来说都太突然了。同时，尽管年轻人的世界已经不被落后的贞操观所束缚，但未婚生子同样会遭遇异样的眼光，“非婚生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也会面对一系列真实的困境。
　　所以，这群年轻的妈妈，会在社会上刻意地“隐形”。
　　截至目前，中国尚没有未婚妈妈的权威统计数据，研究者往往只能从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上来测算这个群体的规模。
　　据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无户口人员”约有1300万人。而据同时期国内学者万海远等人2014年的田野调查结果，非婚生育“黑户”占被调查“黑户”的10%。据此不难估算，中国非婚生子女人数可能超过百万，他们不应该被忽视。
　　尽管据我国法律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未婚妈妈依然承受着经济、制度、道德感等诸种方面的压力。
　　2016年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以前，这类人群甚至属于“非法人群”。近年来，随着试婚、非婚同居、婚内出轨等行为的增加，非婚生子现象呈上升趋势，而独自生养的任务，又大多落到了女性身上。
　　上户口困难、社会交往受歧视、生活来源不稳定……生下孩子后，横亘在未婚妈妈们面前的，往往是一条艰难、曲折、充满挑战而又似乎看不到未来的路。

“计划外”的生育

　　小织清楚地记得，3年前，验血确认已怀孕时，医生态度冰冷：“要不要？”
　　小织战战兢兢地回答“要”，医生便叫她去建档。她原本还想冷静下来再考虑几天，但那位医生正巧准备离职，一切流程都走得很仓促，就这么“匆忙地建了（档）”。
　　胎儿在小织腹中里安静生长，肚子渐渐变大变圆，摸上去硬硬的，用胎心仪能听到小心脏急速跳动的声音。
　　慢慢地，小织心里的焦虑沉淀了下来，变成一种“奇妙的期待”。
　　和大部分准妈妈一样，她开始感到不真实：“我的身体里居然有一个独立的生命？”直到现在，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那种不真实感依然存在。

上户口困难、社会交往受歧视、生活来源不稳定……生下孩子后，横亘在未婚妈妈们面前的，往往是一条艰难、曲折、充满挑战而又似乎看不到未来的路。

　　刚发现怀孕，男友的第一反应是“肯定不是我的”，随后又让杨菲菲生下来去做亲子鉴定，如果是自己的，就会负责抚养。
　　在这期间，男友的态度比她这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更脆弱，偶尔突发奇想表态“我会做个好爸爸的”，旋即又带着哭腔哀求杨菲菲“放过他”，还称孩子“会有更好的爸爸”。
　　杨菲菲差点被气得流产，但这反而坚定了她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甚至带着点报复心理：“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渣。”
　　怀胎日久，她越发感觉到身体里实实在在地有一个新生命在长大，身邊的朋友也不断劝她，得为自己和孩子考虑。
　　怀孕8个月的时候，杨菲菲发现男友出轨。孕期9个月，即将临盆，男友突然提出领证，这时候杨菲菲却怯步了：“不再是他不愿意，而是我不敢。”她不敢让孩子与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更害怕今后自己的人生进一步被摧毁。
　　每一个故事都像是翻版。
　　怀孕3个月左右时，田真梦见孩子哭着求她不要丢弃自己，打胎的考虑就放弃了。然而，当孩子爸向田真提议结婚的时候，田真却拒绝了。
　　两人认识一年多了，田真逐渐发现男友“是个很差劲的人”。两人争吵无数次，对方脾气暴躁，更重要的是，他丝毫没有成为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心和耐性。
　　但另一方面，田真认为“女人不一定要成为妻子， 但一定要成为一个母亲”。她不信什么“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之类的抽象鸡汤，但她用老家的土话“能生就能养”来安慰自己，坚信“母亲的爱是孩子一生一世最坚固的铠甲”。
　　婚姻是否是一个家庭的必经之路？妻子是否一定是母亲的先导身份？同样拷问、质疑过这个问题的，还有上海的“高龄”未婚妈妈张萌。
　　2017年，张萌刚和男友分手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一时手足无措，甚至“气急败坏，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她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此时的张萌已经40岁了，如果错过了这个意外的孩子，也许此生就不可能再生育了。
　　张萌与大部分传统女性的观点不同，她“不认为结婚是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婚姻的对象也不应该妥协，没有必要为了孩子，去委屈一段不健康的婚姻。
　　但孩子不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生命。“只要他来到了，就应该接纳他。”

难以靠岸的生命

　　计划外的生命，在出生前就面临着社会的质疑、否认，孩子出生后，未婚妈妈面临的艰难险阻，还远远没有到头。户口、社会抚养费和生育保险，是率先横亘在她们面前的“三座大山”。
　　前前后后托了几十个人的关系，足足花了大半年，田真才把孩子的户口办下来。“如果我有一本结婚证，那就只要一天。”田真感慨。
　　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会歧视“未婚生子”，只是这种情况缺失户口登记所要求的很多材料。“第一反应就是违规”，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只好层层推辞、拖延。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高碧叶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何给孩子上户口”是中国未婚妈妈们面临的最迫切和棘手的问题之一。
　　法律上，未婚生子上户口本是正当的、不该有困难的。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然而，这只是原则性要求。哪怕如今生育率逐渐走低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社会现实，计划生育政策大幅放宽，但在全国不少城市与地区，由于政策、观念等方面的滞后，户口仍然是未婚出生的孩子首先面临的一大难关。
　　一些省份与地区甚至仍在进行对非婚生育的罚款。比如《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对符合法定结婚条件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自生育之日起六十日内补办结婚登记；逾期未补办的，依照第三十六条规定基数的五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子女的，依照第三十六条规定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3年前，于文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按照当地规定缴纳了3000多元“社会抚养费”，她在网上交流群里认识的姐妹，还有人交了6万元的。

3年前，于文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按照当地规定缴纳了3000多元“社会抚养费”，她在网上交流群里认识的姐妹，还有人交了6万元的。

　　“法律规定不清晰的地方，你可能遇到的意想不到实在太多了。”于文感叹道。“（社会）抚养费就像当年计划生育时代的超生罚款一样，因为这孩子是计划外的。”
　　后来，于文与早已分手的前男友打官司，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只有拿到抚养权才能给孩子上户口”。
　　最后，官司是打赢了，但法院要求男女双方每月缴纳500元社会抚养费，且男方应当向女方提供孩子的抚养费。然而，孩子生父却未主动交付，法院强制执行了2年后，于文索性“懒得计较”了，“何苦一辈子为那丁点钱跟个烂人纠缠？”
　　在于文、张萌等未婚妈妈的眼里，孩子不应该成为用来锁定一段婚姻或绑住一个人的锁链。
　　2020年2月11日，张萌收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再审申请生育保险的否决裁定书，这已经是她收到的第四次否定判决了。
　　在过去的4年内，为了给儿子争取到生育保险金，张萌4次把政府告上法庭，她也成为我国争取生育保险第一案的当事人。
　　当她准备向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申请生育保险时，却被用“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符合要求”的原因拒绝了。
　　“‘计划外’的生育是被一票否决的。没有生育保险，公司停发工资，还可能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如果是外地户口还会影响入户、入学。”
　　张萌起初惆怅丛生，但她仍不肯甘心。她想，这个孩子的到来，的确在自己的人生计划之外，可难道只有狠心把孩子打掉，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母亲吗？
　　“有多少生命的来到是可以被严格计划的呢？”张萌在寄给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信中写道：“未婚生育群体相比婚生群体更需要照顾，却被剥夺了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资源。这其实就是间接告诉未婚先孕的女性要不结婚，要不流产，告诉那些单身的女性你们不结婚就不要生孩子了……”
　　多年来，张萌所耗的时间成本已远远超出了应获得金钱补助，但她也因此揽获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单身妈妈。有年纪轻的，离过婚的，经济条件较差的或稍好的……在这件事上，大家已经心照不宣达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共识，都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能被这个社会当作正常的母亲、孩子来对待。
　　对另一部分较年轻的未婚妈妈而言，更大的压力来自经济。
　　怀孕后，85后的未婚妈妈沈楠去公司请产假，却因为没领证不被许可，只得请了两个月病假，到最后只批下来了20天，且整个病假期间公司都没给她发工资。
　　2个多月后，沈楠回去上班，却被告知公司要和她解除劳动合同。“知道我没领证的人不多，公司里只有领导和HR。”
　　沈楠是武汉人，去年暴发的疫情，某种程度上甚至助了她一臂之力。她一面在家养胎，一面与公司协商，公司给她的解除合同协议上写着是沈楠主动提出离职。沈楠去了6趟劳动与社保局，却一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司手里。“如果解除合同我就等于失业，一个月只有1500元失业金。”
　　从怀孕到分娩，只有母亲一直在照顾沈楠。孩子出生后，公司甚至直接把她在宿舍的停车权限取消了，一直拖到今年过年，沈楠跟公司耗着，“HR的态度就是看我们谁先绷不住”。
　　“没有生育保险金、交社会抚养费，这些我都认了，但要把我辞退实在是接受不了。”
　　孩子的出现，让杨菲菲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年身边社会发生着的诸多变化，比如早已翻了不止3倍的房租，比如奶粉，“我们小时候奶粉只要二十几块”。
　　更让她自责和忧虑的是，儿子从小性格内向，在人多的场所就会往妈妈怀里钻，杨菲菲觉得痛心，多次忍不住想问儿子“妈妈是不是错了？”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未尽的问题

　　即便顺利渡过了前面几道难关，对未婚妈妈及孩子而言，社会施予的隐形压迫、单身生育可能衍生的无数后续问题，仍笼罩在生活中。
　　比如，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否需要支付抚养费？
　　比如，孩子长大后，是否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具有知情权？
　　再比如，如女方在不告知孩子父亲的情况下决定生育，并要求其支付抚养费，从法律上而言是否构成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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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呼吁废除非婚生育歧视政策，建议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
　　这个问题，其实具有普世性，全世界任何角落，每一个平凡的未婚母亲，都会感受到有翻不完的高山。

隐秘的生育让她一下子长大了，但在电话里，她仍然只能嗫嚅着强颜欢笑。“我知道他们会站在我这边，我不说，是不想让他们伤心。”

　　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美国作家法拉奇，曾经也是一个未婚母亲。43岁这年，法拉奇被确诊癌症，同时意外怀上一个孩子，在经历了深深的纠结、挣扎与质疑过后，她决定相信“即便痛苦，生命的出现也远胜于虚无”。
　　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里叩问：“我怎么能够抛弃你呢？我怎么会在意你的出现是否仅仅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抑或什么过失呢？难道我们存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不也是由于一种偶然，或者一种错误才开始形成的吗？”
　　除非腰缠万贯，或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用钱、用影响权力的能力来解决问题。2021年1月，歌手华晨宇与张碧晨公布私生子信息，且最终决定，以非夫妻、但以孩子父母的身份，共同承担抚养义务。
　　当下，张萌对自己的选择及接下来要走的路仍然是信心十足的。儿子今年4岁，在教育支出方面，张萌并不觉得正常抚养一个孩子需要花费过多成本，哪怕是在上海这种一线都市，她也没有打算随大流一起拼鸡娃、疯狂内卷。
　　张萌有自己的一套家教方式，在她的引导下，儿子开始懂得事理，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家里都有各自独特的情况，有的人家里人多，有的人家里人少，“就像有的人家里养猫，有的人家里养狗”一样，“他没有主动去在意‘我没有爸爸’这件事”。
　　半个月前，杨菲菲在一个社交论坛上认识了一位寻找“形婚”对象的同龄男性，对方称可以帮她解决户口问题，只需要逢年过节相互配合回家应付父母。
　　杨菲菲陷入思虑当中—或许，只要能给孩子一个更靠近正常状态的成长环境，很多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的。
　　然而，这也更加衬托出未婚妈妈们人生中独有的一抹悲凉。
　　今年春节，24岁的米莉趁疫情没有回家过年，父母只知道她最近分手了，但不知道她已经偷偷生了个孩子，目前还不足岁。母亲给米莉发了1000多元钱的红包，鼓励她抽空再考个在职学历，“女孩子要对自己好”。母亲一边嘱咐她，一边张罗着把家里老房子变卖，给米莉在她工作的城市买车、买房，甚至还试探性地给她介绍相亲对象。
　　米莉心中五味杂陈，搁在以往，她对家里的安排往往“深恶痛绝”，但现在听起来，母亲的每一句关心都像针一样扎在心头。隐秘的生育让她一下子长大了，但在电话里，她仍然只能嗫嚅着强颜欢笑。“我知道他们会站在我这边，我不说，是不想讓他们伤心。”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