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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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应该不但要求自己的研究有价值,更要求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据说黑格尔在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给自己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它们“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这倒与我们每一个古代文艺思想研究工作者的心情相差无几。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们才频繁地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加以讨论,这正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迷惑: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这是早已确定无疑的了。但问题在于怎样使文艺思想史研究与当前的文艺思想研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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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应该不但要求自己的研究有价值,更要求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据说黑格尔在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给自己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它们“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这倒与我们每一个古代文艺思想研究工作者的心情相差无几。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们才频繁地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加以讨论,这正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迷惑: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这是早已确定无疑的了。但问题在于怎样使文艺思想史研究与当前的文艺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怎样才能做到“古为中用”?怎样才能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人们进行着别有会心的历史反思,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正如黑格尔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关于哲学史的意义,可以有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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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 在生气蓬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早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显示他们对于过去运用的文学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对其中某些片面的、单调的、庸俗的、概念化的、模式化的因素,产生了怀疑和否定的见解,深感这些陈旧的因素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了,渴望着去寻找新的方法。 最近两三年来,又出现了两次对于文学研究方法较大规模的探讨。第一次是不少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普遍引起了重视,显示他们要求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开阔视野,力图整体地去掌握文学现象,在宽广的比较中寻求它们内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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