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性反讽:一个充满喜感的悲催村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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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鲁迅以降,新文学百年史上乡土文学迄今已然占据着主流文学的重要地位。乡土文学的历史谱系发展至今,逐渐派生出大致五种基本的叙事类型,即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革命叙事、家族叙事和村落叙事。至于乡下人进城的打工文学,因其文学空间已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应不在乡土文学范畴之内。依此类别,田耳的中篇乡土小说《名流出没的村庄》,应当属于村落叙事的类型。这篇小说是田耳长篇小说《根籁》的一个篇章,与之相关的是已经发表的《韩先让的村子》。
  《名流出没的村庄》既是村落叙事,其笔触所及自然要落到整个村庄的众生世相之上。故事虽有一个人物和一条主线贯通文本,但实际叙写的人物却是村庄各类人物的群像。小说由四个部分构成,故事时间因此不纯粹是自然顺延而是过去与当下的并置状态,所以,可以当成四个串联结构的短篇来读,核心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叙事·戏谑性反讽鹭寨的村庄,在既无非遗文化项目亦无资金周转的背景中,围绕旅游文化开发而发生的一些近乎喜尉陛的事件。因此,小说叙事的基本调性是一种戏谑化的反讽。一个极度贫困封闭的山寨加上一众无知愚昧的山民,当其突兀地置身于全球开放的旅游语境中时,这种与时代错位的相遇和相撞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这既是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也是田耳小说的核心。其间,前现代农耕文化在同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缠斗溃败的过程中,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崩解和拜金主义思潮的侵入早已是当下乡土文学重要的忧患主题。田耳也叙写了这种社会文化转型在鹭寨的重大演变。但在田耳笔下,这种溃败性的文化转型完全不是撕心裂肺般的历史悲剧。相反,它转变的形式倒像是一出和平演变式的喜剧。换言之,田耳是用喜剧的方法来讲述不无悲催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故事。所以,戏谑化的反讽是田耳小说找到的最佳修辞策略。所谓“戏谑化反讽”,其标签就是正话反说,化庄于谐,用嘲讽揶揄的腔调讲严肃的事情。而且田耳的反讽还携带着戏谑的色彩,从而使小说叙事在充溢着喜感的戏谑中获得了一种美学的张力,同时也使人物与场景时常生发出一种错位而且滑稽的荒诞感。而在这种不乏夸张的荒诞感背后又蕴涵着事物的某种真相。因其如此,这篇小说在叙述不无悲催的人事物象时,也处处渗透出鲜活有趣、摇曳多姿的乡土气息,其叙事在抵达乡村生活的真相之时实际上也解构了城市精英们总是悲天悯人的乡土隋怀。
  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是鹭寨旅游景区的策划人之一。我把鹭寨的一条普通山谷夸张地命名为“黑潭大峡谷”。“因为‘黑潭大峡谷’命名以后确实见了效果,游客们凡来鹭寨,都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大峡谷’,所以鹭寨人慢慢对我也另眼相看了,他们这才相信,读书还是有用的,读书多了,骗起人来也会多几种说法。”在鹭寨乡民眼中,读书的妙用仿佛就在于多些骗人的说法。原本一件好事,说出来就荒诞地反转成糗事坏事,但于荒诞中也直击事物的某种真相——乡村旅游中因其资金投入以及规范和制度的某些缺陷,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人揪心的挖坑现象。而最戏谑荒诞的事莫过于塘颂家的厕所改造。精明圆滑且爱占小便宜的塘颂发现城里人的厕所是马桶。于是他就想将自家的猪圈式蹲坑改造成马桶从而赚得游客更多的如厕钱。他从城里弄来两个马桶安装在他家猪圈旁边。 “抽水马桶每用了一次,就要封闭一会儿,塘颂去他家院内的井里吊起一桶水,倒进马桶的水槽里,一摁,冲马桶的水全都顺着阴沟流进了莲藕塘。清理完毕,才让下一个顾客接着用。”游客用厕一次就收两元现金。游客们自然嫌贵,“塘颂跟游客解释说,冲厕所的都是矿泉水,纯天然无污染,经检测营养成分略高于娃哈哈,喝起来确实有点甜,两块钱绝不多收”。抽水马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抽水马桶的安装使用也必须在现代物质技术的一体化中才能发挥功能作用。而塘颂为了赚钱就不管不顾地把马桶嫁接到前现代农耕生活体系中,所以只能打井水来冲洗。这就使前现代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扭结成不伦不类的奇观状态,甚至还有一种后现代的穿越乃至玄幻的荒诞感觉。而这种不伦不类的事相和物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乡村在被城市化裹挟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有文学意味的“本土经验”,用因袭的旧法改造和使用新事物,或许正是一种乡村的文化传统、一种我们已然习惯的思维方式及其生活实践。更奇葩的是安装马桶后的塘颂有得钱赚了, “他本人就老是穿一件拷绸衣服,缅裆裤。手里拿着一只小紫砂壶,小口小口地呷着茶,整日在村中闲逛,找人聊天”。
  田耳精确的细节观察和鲜活的情境描写,令人想起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的一个观点: “在美学的全部领域中,眼力总要分出个高低。一些作家天生眼力平平,另一些则有火眼金睛。小说中有的是这样的瞬间,作家好像在留力,把能量保存起来:一个普通的观察之后紧接着一个出挑的细节,突然令整个观察丰富有力起来,好像作家之前不过是在热身,而现在文笔突然怒放如花。”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塘颂这种“突然怒放如花”的细节和情境在小说中可谓遍山开花、流光溢彩:韩先让的影视表演、黑苗的作品研讨会以及老瓢泡妹子与四毛教训老瓢等等,都能在戏谑性的描述中令人捧腹后,又突然有所启悟,可以使阅读顺藤摸瓜深入其背后繁复多义的寓意之中。
  自然,田耳的反讽不只是温和的批判,其间也有深切的乡愁和缅怀。他仿佛在用類似鲁迅《故乡》与《风波》的笔触,来叙写他的老乡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从而使沈从文那优美的“边城”荡漾着阵阵“故乡”的“风波”,那风波泛起的忧伤中,既有理解的温情也挟带着理性的讽刺。在彻底颠覆了沈从文想象的牧歌田园后,新“边城”鹭寨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态在社会转型的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奇观化的溃败图景。然而,就在这奇观化的溃败之处,分明也透露出一种新的生机、一种源于溃败结痂处生长出来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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