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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吉林省德惠市夏家店镇腰窝堡村为研究个案，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采集有关农民政治参与的数据。在治理的背景下，以政治参与为视角，通过对该村的农民政治参与的状况分析，进而探寻影响该村农民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相关因素，并最终提出当前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可以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 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 村民自治
一、政治参与：考察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所谓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调节公民与国家的矛盾，约束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并为政府的活动注入连贯的信息和活力，而且还可以培育和教育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它既是现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也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政治参与的质和量是衡量一国和地区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传统社会，政府和政治通常只与少数精英有关……在所有现代工业国家，尽管参与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都普通确认和强调积极的公民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active citizenship）。”“在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人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我国是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的58.2%，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大国。农民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的质量高低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成败与否。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对实现村民自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极为重要的作用。2016年2月，笔者在吉林省德惠市夏家店镇腰窝堡村进行了社会调查。采用向每家每户问卷发放和随机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本文以对农民政治参与为视角考察我国东北某地区的村民自治情况，通过农民政治参与的各种维度展开，力求把握东北某地区村民自治的实践情况和发展趋势。
二、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
衡量政治参与有多种维度，其中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认知和政治参与效能感是其中主要的维度。我们的问卷也主要从这三方面来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的质和量。我国东北农村经济相对南方要落后，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较低，政治参与还主要局限于村级选举这一层次，因此，我们问卷中的三个维度也主要围绕着村级选举进行设计。 农民政治参与是一个受多种变量影响和作用的政治集合，其中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农民自身政治素质等都是重要的变量。这里我们主要从农民自身的政治素质这一可控变量来考察农民政治的基本状况，政治参与程度、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效能感也同时是对农民政治素质的考察维度。
1.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预期并不乐观，而实际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问卷中有一项调查直接从主观上反映了农民的政治的参与程度。您认为您对村务管理参与的程度如何？
表1（注：A得到了很好的参与B参与程度一般C基本没有参与 D完全没有）。如表1所示，四个选项的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参与程度一般（48.6%）、完全没有参与（26.4%）、得到了很好的参与（18.6%）和基本没有参与（2.9）。可以直观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村的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总体来说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水平。
当然，单单从这一项调查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以下关于政治参与四种形态的调查将从不同方面对上面的结论进行很好地诠释。投票、选举活动、地区和接触是常态下政治参与的四种基本形态，从这四种形态的政治参与基本反映了政治参与的全貌。因此，我们也从这四种基本形态入手，考察农民的政治参与。
1.1投票。投票是公民中参加人数最多的活动。投票可以表达公民的政治意愿。我国农村的投票主要集中在村委会和地方人大的选举上，这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之一。（如表1）。是否参加过村委会的选举投票？
如表2所示，从投票的数量来看，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多数（103人）占73.6%，没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少数（35人）占25%。从投票的人数我们看出，该村的农民对村委会选举较为重视，并且参与的积极性较高，这样反应了自从实施村民自治的制度以来，农民对投票这一能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方式较为重视。虽然村一级的投票活動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但在更高一级（乡镇级）的投票活动中农民的参与则不令人乐观。
如表3所示，参加乡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的农民为少数，占25%，而没参加过的则为多数，占71.4%。这基本反映了农民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不紧密的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持较为冷淡的态度，这与村委会的选举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1.2选举活动。选举行为是经过国家认可的和法律保障的、有组织有秩序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是制度化的参与行为。是考察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维度。农村的选举活动主要集中于村委会，尤其是村长的选举。积极支持村长或村委会的候选人，并帮助其竞选。
从表4中可以看出，积极支持候选人，帮其竞选的占少数，占36.4%，这似乎与积极参加村委会投票的人占多数相矛盾，其实不然。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尤其是村长选举）带有很强的家族色彩，其助选的主力主要来自亲戚，其次是朋友和邻居。而一般村民对与自己基本无关联的候选人大多持中立或冷淡的态度。虽然在助选上大多数村民表现得是中立的一面，但在自我竞选则表现得于此相反。您是否参加过村长或村委会成员竞选活动？
从表5中可以看出，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多数，占55%，而没参加过的占少数，占40.7%，由此可以认为：该村的村长或村委会成员竞选活动有着相对较好的群众基础。以上两种政治参与形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该村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中可以窥见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总体较低的真实状况。 2.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指公民关于政治制度及其作用等相关知识和信仰。
2.1对人治与法治的认识。少数强有力的领导比法律更能有效地管理国家。
从表6中可以看出，对“少数强有力的领导比法律更能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一说法，65%的农民认为是正确的，28.6%的农民认为是错误的，反映了人治思想在农村的根深蒂固。
2.2对公民权利的认知。作为一名公民，我有权利评论政府工作的好坏。
从表7中可知，对“作为一名公民，我有权利评论政府工作的好坏”这一说法，88.6%的农民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农民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確的。反映了农民对公民自身权利的认识依然处于空白状态以及对政府天然服从的心理。
3.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指公民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
3.1政治关心。政治关心指的是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您关注村里的事务吗？
3.2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评价。您认为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应该在乡村地方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
表 9（注：A服从者，积极配合上级下达的命令和指示B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的事不用管C主导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大家一起参与到管理中D不知道，没想过）。从表9反映的情况来看，有82.9%的农民选择了服从者，而只有6.4%的农民选择了主导者，说明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效能感很差。也同时说明了，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将自己定位为服从角色，缺乏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
三、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和根据上文中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存在以下问题：
1.参与意识淡薄、民主和观念淡薄。我们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普遍感受到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漠不关心，甚至说是有些许麻木。具体表现为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差，主动参与的意识较为缺失。受访中48.6%的农民认为参与程度一般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民主和法治观念的普遍缺乏也是令人颇为忧虑的一方面。71.4%的农民同意“民主没什么用”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农村的民主之路还很艰辛和漫长。
2.政治认知不足、政治态度较为消极。政治认知对政治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政治认往往会知会转化为积极的政治态度，反之亦然。调查中，发现腰窝棚村农民的政治认知较差。从政治认知的层面上来看，农民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的认知严重不足，还亟待补课。在政治态度方面，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政治效能感差，综合起来也就是体现为政治态度较为消极，只有在政治信任方面表现得还差强人意。
3.参与频次较低、参与程度较差。较差的参与意识、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必然会导致消极的参与行为。调查中发现，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频次是较差的。140名受访农民中只有26名在村务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参与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参与的频次过低必然会导致参与的程度低。调查中，腰窝棚村农民的政治参与还仅仅局限于选举和投票上，在地区活动和个人接触这两个形态的政治参与中鲜有涉足。也就是说，仅仅在动员性参与中表现出了配合和服从，在强调网络化社会资本层面上的政治参与上还缺乏活力和自主性，距离村民自治的层级较远。
四、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
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所体现处的问题，虽然只是个案，但由于其是典型的东北农村，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东北农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共性问题。该村的农民政治参与所体现出总体较差的问题，其背后必须有着深刻的原因，囿于其困境，腰窝棚村民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困境：
1.经济困境：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制约着农民的政治参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说，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同样离不开良好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其政治参与的程度高。也就是说教育程度、收入所得、职业的社会地位高的公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亦高，因此，他们较多地参与政治。因此，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公民，其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我国的农民是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公民，一般来说，他们对致富（理解为经济）的关心要高于对“谁来治村”（理解为政治）的关心。腰窝棚村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是与该村的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分不开的。该村的家庭年均收入6000多元的经济水平是制约该村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对于尚未解决温饱或在奔小康的农民来说，贫穷所带来的压力和窘迫的生活状况迫使农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而非政治参与上。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格局将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现状。
2.制度困境：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缺乏路径。民主、法治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要一套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参与制度来保障。而现实中农村政治参与制度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也就是农民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落后的政治参与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诚然，纵向来看在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几十年间，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较历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来看，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与我国的城镇公民和发达国家公民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农村政治参与制度主要由乡镇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构成。对前者——乡镇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来说，由于其自身的制度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监督、缺乏充分的民选基础等制度缺陷，更由于农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不足，主动参与意识差，从而使其失去了其监督和参与的功能，导致了农村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沦为一些乡镇政治精英捭阖权力的游戏规则。对后者——村民自治制度来说，由于其时乡镇政权主导的农民治理制度，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的配套措施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使得村民自治制度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受“人为操纵”的水土不服现象，使得村民自治制度沦为乡镇政权意志的实现工具，农村宗族势力、黑势力实现其不正当利益的合作外衣，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的合法杠杆。 3.文化困境：封建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束缚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长达二千年的国家，封建文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虽经辛亥革命和几次土地革命，但封建文化未经历彻底地和系统地“革命”，又由于未经历一个完整的近现代民主启蒙阶段，使得封建文化至今仍深深地影响国人的行为方式，其中封建文化的一些糟粕更是蛊惑人心久矣。这其中，封建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可以说是束缚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始作俑者。封建政治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构建了以父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其中的糟粕崇尚人治、强调上下等级、贵贱尊卑、官本位等，而这些封建糟粕思想作用到农民身上，就形成了农民“甘當顺民”、“人身依附”、崇尚人治和服从等级专制的思想，使他们普遍认为“村里的事情村干部就行了，我不用关心”，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就导致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较差（即使参与也是动员参与，缺乏主动参与），民主法治观念淡薄的结果。
4.主体困境：农民自身的政治素质，影响了其政治参与的水平。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而科学文化素质是构成政治素质的主要方面。离开科学文化素质的政治参与就是“群氓政治”。如列宁所指出：“不识宇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而我国的农村集中了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也远低于城镇。（关于腰窝棚村农民的文化程度的调研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点）近而造成了农民普遍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从而使得农民不能较少地理解和掌握参与政治所需的必要知识，最终束缚了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影响了其政治参与水平。
五、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扩大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已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过程所必需要解决的问题。“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经济平等应有积极影响。”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将有利于实现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避免因“参与爆炸”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说来，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有以下的路径选择：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稳固农民政治参与所需的物质基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稳固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持续、稳定的政治参与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出现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扩大农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之间的规模差距，解决好农民的温饱问题和富裕问题。只有农民彻底实现了小康，才有更多地精力关注政治参与和实现村民自治。宏观、笼统地讲，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调整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在此前提下，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资金、人力和技术更多地向农业倾斜，逐步实现农业的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科技型转变；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此夯实农民政治参与所需的物质基础。
2.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路径。以制度创新突破农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的困境，是目前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所必需解决的瓶颈问题。应以战略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必须要认识到：“贫富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痕，同对政治参与竭力的压制，怎样才不至于造成紧张和压力，并最终导致‘参与爆炸’，这种‘参与爆炸’将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从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显著增加的趋势来看，这种说法并非骇人听闻。因此，要不断完善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制衡机制，以权力制衡的形式改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法律规范性；以解放思想的形式指导农村社会资本的发展，培育农村合作组织和社团，健全农村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增强农民在政治参与格局中的地位和博弈能力。
3.变革农村的政治参与文化，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唯上、唯神、唯我”是当前农村政治参与文化的三大特征。要打破这种封建政治文化的糟粕在现代农村所形成的精神藩篱，就必须要变革这种政治参与文化。这种落后的、封建的旧文化需要先进的、现代的新文化来打败，而这种新文化指的就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文化。引入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中的精华，在农村开展一场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是变革这种落后文化的尚佳选择。向农民灌输“民主、法治”的现代的政治理念，启蒙农民“政治人”所必需的自我意识，增强农民政治的主观意愿，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精神”，是传播这种新文化的关键所在。但与此同时，如何面对旧文化所供养的旧势力的围剿和反扑，如何面对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这些现代名词的“心理抵制”，如何面对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乡村传播新现代政治文明所带来的“水土不服”，将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
4.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启迪人的心智，提高人的认知等功能。而现代的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素质。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就必须和只有依靠教育。进一步说，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以城乡教育差别显著为特征的“政策性歧视”，所引起的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教育资源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发展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瓶颈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打破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藩篱，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村基础教育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以政策倾斜的形式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以政府为主要依托，动员和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来保障和促进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只有农村基层教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稳固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才会真正落到实处。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将十分有利于农民的政治素质的提高，将十分有利于破除封建思想所引起的心理文化障碍，将十分有利于培育农民现代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将十分有利于增强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关键词： 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 村民自治
一、政治参与：考察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所谓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调节公民与国家的矛盾，约束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并为政府的活动注入连贯的信息和活力，而且还可以培育和教育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它既是现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也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政治参与的质和量是衡量一国和地区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传统社会，政府和政治通常只与少数精英有关……在所有现代工业国家，尽管参与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都普通确认和强调积极的公民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active citizenship）。”“在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人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我国是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的58.2%，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大国。农民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的质量高低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成败与否。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对实现村民自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极为重要的作用。2016年2月，笔者在吉林省德惠市夏家店镇腰窝堡村进行了社会调查。采用向每家每户问卷发放和随机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本文以对农民政治参与为视角考察我国东北某地区的村民自治情况，通过农民政治参与的各种维度展开，力求把握东北某地区村民自治的实践情况和发展趋势。
二、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
衡量政治参与有多种维度，其中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认知和政治参与效能感是其中主要的维度。我们的问卷也主要从这三方面来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的质和量。我国东北农村经济相对南方要落后，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较低，政治参与还主要局限于村级选举这一层次，因此，我们问卷中的三个维度也主要围绕着村级选举进行设计。 农民政治参与是一个受多种变量影响和作用的政治集合，其中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农民自身政治素质等都是重要的变量。这里我们主要从农民自身的政治素质这一可控变量来考察农民政治的基本状况，政治参与程度、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效能感也同时是对农民政治素质的考察维度。
1.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预期并不乐观，而实际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问卷中有一项调查直接从主观上反映了农民的政治的参与程度。您认为您对村务管理参与的程度如何？
表1（注：A得到了很好的参与B参与程度一般C基本没有参与 D完全没有）。如表1所示，四个选项的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参与程度一般（48.6%）、完全没有参与（26.4%）、得到了很好的参与（18.6%）和基本没有参与（2.9）。可以直观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村的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总体来说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水平。
当然，单单从这一项调查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以下关于政治参与四种形态的调查将从不同方面对上面的结论进行很好地诠释。投票、选举活动、地区和接触是常态下政治参与的四种基本形态，从这四种形态的政治参与基本反映了政治参与的全貌。因此，我们也从这四种基本形态入手，考察农民的政治参与。
1.1投票。投票是公民中参加人数最多的活动。投票可以表达公民的政治意愿。我国农村的投票主要集中在村委会和地方人大的选举上，这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之一。（如表1）。是否参加过村委会的选举投票？
如表2所示，从投票的数量来看，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多数（103人）占73.6%，没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少数（35人）占25%。从投票的人数我们看出，该村的农民对村委会选举较为重视，并且参与的积极性较高，这样反应了自从实施村民自治的制度以来，农民对投票这一能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方式较为重视。虽然村一级的投票活動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但在更高一级（乡镇级）的投票活动中农民的参与则不令人乐观。
如表3所示，参加乡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的农民为少数，占25%，而没参加过的则为多数，占71.4%。这基本反映了农民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不紧密的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持较为冷淡的态度，这与村委会的选举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1.2选举活动。选举行为是经过国家认可的和法律保障的、有组织有秩序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是制度化的参与行为。是考察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维度。农村的选举活动主要集中于村委会，尤其是村长的选举。积极支持村长或村委会的候选人，并帮助其竞选。
从表4中可以看出，积极支持候选人，帮其竞选的占少数，占36.4%，这似乎与积极参加村委会投票的人占多数相矛盾，其实不然。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尤其是村长选举）带有很强的家族色彩，其助选的主力主要来自亲戚，其次是朋友和邻居。而一般村民对与自己基本无关联的候选人大多持中立或冷淡的态度。虽然在助选上大多数村民表现得是中立的一面，但在自我竞选则表现得于此相反。您是否参加过村长或村委会成员竞选活动？
从表5中可以看出，参加过选举的人占多数，占55%，而没参加过的占少数，占40.7%，由此可以认为：该村的村长或村委会成员竞选活动有着相对较好的群众基础。以上两种政治参与形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该村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中可以窥见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总体较低的真实状况。 2.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指公民关于政治制度及其作用等相关知识和信仰。
2.1对人治与法治的认识。少数强有力的领导比法律更能有效地管理国家。
从表6中可以看出，对“少数强有力的领导比法律更能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一说法，65%的农民认为是正确的，28.6%的农民认为是错误的，反映了人治思想在农村的根深蒂固。
2.2对公民权利的认知。作为一名公民，我有权利评论政府工作的好坏。
从表7中可知，对“作为一名公民，我有权利评论政府工作的好坏”这一说法，88.6%的农民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农民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確的。反映了农民对公民自身权利的认识依然处于空白状态以及对政府天然服从的心理。
3.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指公民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
3.1政治关心。政治关心指的是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您关注村里的事务吗？
3.2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评价。您认为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应该在乡村地方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
表 9（注：A服从者，积极配合上级下达的命令和指示B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的事不用管C主导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大家一起参与到管理中D不知道，没想过）。从表9反映的情况来看，有82.9%的农民选择了服从者，而只有6.4%的农民选择了主导者，说明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效能感很差。也同时说明了，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将自己定位为服从角色，缺乏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
三、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和根据上文中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存在以下问题：
1.参与意识淡薄、民主和观念淡薄。我们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普遍感受到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漠不关心，甚至说是有些许麻木。具体表现为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差，主动参与的意识较为缺失。受访中48.6%的农民认为参与程度一般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民主和法治观念的普遍缺乏也是令人颇为忧虑的一方面。71.4%的农民同意“民主没什么用”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农村的民主之路还很艰辛和漫长。
2.政治认知不足、政治态度较为消极。政治认知对政治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政治认往往会知会转化为积极的政治态度，反之亦然。调查中，发现腰窝棚村农民的政治认知较差。从政治认知的层面上来看，农民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的认知严重不足，还亟待补课。在政治态度方面，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政治效能感差，综合起来也就是体现为政治态度较为消极，只有在政治信任方面表现得还差强人意。
3.参与频次较低、参与程度较差。较差的参与意识、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必然会导致消极的参与行为。调查中发现，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频次是较差的。140名受访农民中只有26名在村务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参与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参与的频次过低必然会导致参与的程度低。调查中，腰窝棚村农民的政治参与还仅仅局限于选举和投票上，在地区活动和个人接触这两个形态的政治参与中鲜有涉足。也就是说，仅仅在动员性参与中表现出了配合和服从，在强调网络化社会资本层面上的政治参与上还缺乏活力和自主性，距离村民自治的层级较远。
四、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
腰窝棚村农民政治参与所体现处的问题，虽然只是个案，但由于其是典型的东北农村，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东北农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共性问题。该村的农民政治参与所体现出总体较差的问题，其背后必须有着深刻的原因，囿于其困境，腰窝棚村民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困境：
1.经济困境：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制约着农民的政治参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说，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同样离不开良好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其政治参与的程度高。也就是说教育程度、收入所得、职业的社会地位高的公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亦高，因此，他们较多地参与政治。因此，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公民，其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我国的农民是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公民，一般来说，他们对致富（理解为经济）的关心要高于对“谁来治村”（理解为政治）的关心。腰窝棚村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是与该村的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分不开的。该村的家庭年均收入6000多元的经济水平是制约该村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对于尚未解决温饱或在奔小康的农民来说，贫穷所带来的压力和窘迫的生活状况迫使农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而非政治参与上。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格局将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现状。
2.制度困境：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缺乏路径。民主、法治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要一套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参与制度来保障。而现实中农村政治参与制度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也就是农民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落后的政治参与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诚然，纵向来看在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几十年间，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较历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来看，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与我国的城镇公民和发达国家公民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农村政治参与制度主要由乡镇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构成。对前者——乡镇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来说，由于其自身的制度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监督、缺乏充分的民选基础等制度缺陷，更由于农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不足，主动参与意识差，从而使其失去了其监督和参与的功能，导致了农村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沦为一些乡镇政治精英捭阖权力的游戏规则。对后者——村民自治制度来说，由于其时乡镇政权主导的农民治理制度，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的配套措施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使得村民自治制度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受“人为操纵”的水土不服现象，使得村民自治制度沦为乡镇政权意志的实现工具，农村宗族势力、黑势力实现其不正当利益的合作外衣，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的合法杠杆。 3.文化困境：封建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束缚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长达二千年的国家，封建文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虽经辛亥革命和几次土地革命，但封建文化未经历彻底地和系统地“革命”，又由于未经历一个完整的近现代民主启蒙阶段，使得封建文化至今仍深深地影响国人的行为方式，其中封建文化的一些糟粕更是蛊惑人心久矣。这其中，封建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可以说是束缚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始作俑者。封建政治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构建了以父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其中的糟粕崇尚人治、强调上下等级、贵贱尊卑、官本位等，而这些封建糟粕思想作用到农民身上，就形成了农民“甘當顺民”、“人身依附”、崇尚人治和服从等级专制的思想，使他们普遍认为“村里的事情村干部就行了，我不用关心”，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就导致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较差（即使参与也是动员参与，缺乏主动参与），民主法治观念淡薄的结果。
4.主体困境：农民自身的政治素质，影响了其政治参与的水平。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而科学文化素质是构成政治素质的主要方面。离开科学文化素质的政治参与就是“群氓政治”。如列宁所指出：“不识宇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而我国的农村集中了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也远低于城镇。（关于腰窝棚村农民的文化程度的调研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点）近而造成了农民普遍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从而使得农民不能较少地理解和掌握参与政治所需的必要知识，最终束缚了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影响了其政治参与水平。
五、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扩大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已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过程所必需要解决的问题。“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经济平等应有积极影响。”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将有利于实现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避免因“参与爆炸”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说来，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有以下的路径选择：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稳固农民政治参与所需的物质基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稳固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持续、稳定的政治参与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出现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扩大农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之间的规模差距，解决好农民的温饱问题和富裕问题。只有农民彻底实现了小康，才有更多地精力关注政治参与和实现村民自治。宏观、笼统地讲，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调整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在此前提下，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资金、人力和技术更多地向农业倾斜，逐步实现农业的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科技型转变；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此夯实农民政治参与所需的物质基础。
2.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路径。以制度创新突破农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的困境，是目前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所必需解决的瓶颈问题。应以战略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必须要认识到：“贫富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痕，同对政治参与竭力的压制，怎样才不至于造成紧张和压力，并最终导致‘参与爆炸’，这种‘参与爆炸’将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从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显著增加的趋势来看，这种说法并非骇人听闻。因此，要不断完善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制衡机制，以权力制衡的形式改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法律规范性；以解放思想的形式指导农村社会资本的发展，培育农村合作组织和社团，健全农村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增强农民在政治参与格局中的地位和博弈能力。
3.变革农村的政治参与文化，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唯上、唯神、唯我”是当前农村政治参与文化的三大特征。要打破这种封建政治文化的糟粕在现代农村所形成的精神藩篱，就必须要变革这种政治参与文化。这种落后的、封建的旧文化需要先进的、现代的新文化来打败，而这种新文化指的就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文化。引入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中的精华，在农村开展一场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是变革这种落后文化的尚佳选择。向农民灌输“民主、法治”的现代的政治理念，启蒙农民“政治人”所必需的自我意识，增强农民政治的主观意愿，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精神”，是传播这种新文化的关键所在。但与此同时，如何面对旧文化所供养的旧势力的围剿和反扑，如何面对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这些现代名词的“心理抵制”，如何面对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乡村传播新现代政治文明所带来的“水土不服”，将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
4.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启迪人的心智，提高人的认知等功能。而现代的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素质。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就必须和只有依靠教育。进一步说，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以城乡教育差别显著为特征的“政策性歧视”，所引起的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教育资源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发展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瓶颈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打破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藩篱，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村基础教育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以政策倾斜的形式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以政府为主要依托，动员和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来保障和促进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只有农村基层教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稳固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才会真正落到实处。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将十分有利于农民的政治素质的提高，将十分有利于破除封建思想所引起的心理文化障碍，将十分有利于培育农民现代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将十分有利于增强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