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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依旧,马鞍塘已不在。
2019年4月18日,心血来潮跑了一趟青川。别人开车。又走了江油关—石坎—马公—枫顺路线。去年6月只走到江油境内的枫顺便折回青溪了。这次我们一直向前,过六合、雁门到了石元。
第一次走这段路,江油的山区,还是有一点新奇感。青龙峡的麻柳树在正午时光有一种开阔的寂寞。雁门很熟悉,包括场镇和场镇上方的宝成铁路大桥。相隔三十年(如果不多的几次乘火车经过不算的话),看见的一瞬还是有种怀旧的兴奋。我津津乐道的是“诗歌年代”最后一次去石元,1989年或1990年的一个冬天——我在绵阳教育学院读书期间,从绵阳坐班车到中坝,再换车到雁门。到雁门已是擦黑边上,为了过老铁路隧道和走夜路,我在一家小卖部买了手电筒。半路上遇见一位骑自行车的,报上刘强的大名蹭了别个的自行车坐。
车过老铁路隧道,我的感觉不是恍若隔世,而是回到了从前。我连忙拍照,心想不管拍得有多糟都会是珍品。穿过两个隧道,便看见了清江——三十四年来一直像不可或缺的药引多次被刘强写入诗歌。清江的水还真是清,河岸线也大致保持着原状,两岸的植被比记忆中葱茏许多。
沿途有几个记忆点。老铁路隧道是一个,刘强刚分来石元时处的女朋友的家是一个—— 一路上我都在留意。1987年春节后吧,刘强来平武,回去时我同行,在南坝逗留一夜,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正华。次日下江油,在月黑风高之夜赶到云集,已经睡了的伍卫和雷皮子(桑格尔)从被窝爬起来,在云集唯一的一家馆子招待我们吃卤肉喝酒。第二天过小溪坝,正华肠胃不适回平武,我跟刘强坐绿皮火车上石元。还记得刘强的女朋友姓何,一个初中小女生,模样记不得了,带一点山里人的蛮性。我们在她家转来转去,无聊地登上只修了一层楼的屋顶,守了顿饭吃。就是那一次,返回时为她送转学证到小溪坝初中,随后到二垭子赶过路车,在班车上偶遇了轧钢厂的黄狗皮(洪云),当晚在武都见到了萧艾(思云)。
另一记忆点是宝成铁路上的三等小站马鞍塘——石元给我印象最深的记忆点。它是同铁路一起从岩崖劈出的,隐秘而又宁静,却又是可以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到达外面世界的。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在马鞍塘遇见的赶火车的人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并不土气,有的还很漂亮、有气质。马鞍塘有一段笔直的铁轨,落在绿皮车厢上的目光可以随火车延伸很远。那是一种触摸,极具诗意的触摸,我们的目光在绿皮车厢完成的都是在女孩身上完成不了的。午后从马鞍塘赶503或504(记不得哪一趟上行哪一趟下行了)回中坝,半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等待,炎热而烦躁,树荫(记得是泡桐树)落在栅栏和站台上。有时候,我们的视线会一直落在远方铁路的拐角处,耳膜也打得特开,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很疲惫,坐在树下的水泥地上,饥肠辘辘——不想回家,也没有兴趣去远方。实在无聊了寂寞了,也会抬头瞭望一下站台上赶车的人,看有没有漂亮姑娘——至少是穿得洋气一点的。
有一次赶夜车到石元,在午夜抵达,差不多就我们两三人,在灯光暗淡的马鞍塘打着哈欠。路基下有夏虫鸣叫,连接清江两岸的铁索桥上有点点星光。突然,谁唱起歌来(是思云吗?)——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
因为事先通过电话,我们到石元的时候刘强已等在桥头。三十年没到过石元了,刘强却年年见,所以到了石元,我或许要对石元偏心一些。都老男人了,什么都不说,彼此看一眼,没有拥抱,连手也不用伸。桥还是那座桥,街还是那截街,变了的只是房子、人和我们须发的颜色。
石元是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个诗歌避难所——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它是一个诗人(未成名)的隐聚之地。诗人到此,自然也带了诗歌去。或许说“我们”不是很确切,说“江油”更准确。一种看起来很轻的诗歌,落到诗人身上就很重、很疼。不过石元或马鞍塘的氛围却是轻飘的,说浪漫也可以。诗歌是地核,友情是丰厚的甚至是恋爱般的地幔,是瓤。那些年石元說抽象也抽象,说感性也感性,差不多是醉眼所见,对它的感觉也都是喝醉酒之后的。几个诗人樱桃下酒,在清江边,从太阳还很高一直喝到月亮过河。清江里有鱼,诗人们却吃樱桃。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讲起,我也醉了。我在场的一次不是喝酒,是破门——刘强在学校的寝室门。我们到了石元却找不到刘强,我们必须住下来,我们找来一个见过一面的老师做证,打掉了门额上的护窗,一位小个子诗人(好像是思云)爬进屋去开门。后来这个情节被我写进了小说《火溪·某年夏》。那次有后来旅居北京的西娃。
我还将石元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那是我成为作家之前最疯狂、最大胆的练笔,石元做了一伙诗人、艺术家的艺术试验地,准确地讲是先锋之地。我在这部现已从我的人生中彻底删除的小说里说过这么句话:所谓先锋,就是在受孕过程中跑在最前的那个精子。那时候,石元在我被认为古怪的想象中被异化了。
或许来过石元的诗人都写过石元,写过马鞍塘,我后来读到的只有蒋雪峰。刘强不算,他1985年师范毕业分来石元教书,至今仍在石元,这恐怕算得上江油罕见了,他写过多少首有关石元或马鞍塘的诗只有他晓得。一个人为一个地方写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对这个人好?我看未必。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诗也是这样。石元也许是个例外,它对诗人的好就是让诗人想它、陪它,永不离开。当然,它也会为诗人提供除了食物、水和空气之外的东西,一种风景风情的东西,一种超出风景风情的冥想与触摸的东西,包括永远不被外面世界打扰的内心的安宁。
石元也曾给予诗人爱情,一个承载着满满的爱情的年轻女老师——不过已成往事。这爱情有一个好玩的媒人,就是老鼠。“刘老师,快过来帮我打老鼠!”夜晚临睡前,单身的女老师突然在板壁背后喊。刘老师去了,是真有老鼠了,也帮忙打了,后续——后续你很容易就想得到了。
午饭后,我们在石元转了一圈。刘强、正华和我,三个人在石元街上吃午饭。转了一圈,看了石元的山,看了石元的山里人家。这些山,我曾经看过,后来在朋友圈又看过。我已经不能赋予它那种由心而生的美或者灵魂,所以看山还是山,或许只有刘强可以赋予它诗的灵气。
来时从马鞍塘对面过,我就停车拍了照,包括清江上的那座铁索桥。马鞍塘站的房子还在,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变得陈旧。铁索桥变陈旧了,一种涂了沥青的黛色的陈旧,且下坠得厉害,有一个已逝时间的弧度,所以我见到便特别地爱。或许吧,我爱的是三十年前走在铁索桥上的青年和诗人,爱的是走在桥上的自己。时间与石元或马鞍塘的关系没变,因为小站取消了,往日午后的清静已成荒寂,落在铁索桥上的四月的树荫与光斑再无当年的气息。铁索桥已是危桥,尚可通行,站在桥中央拍马鞍塘,拍清江,拍从秦岭下来的绿皮火车,很容易就陷入了记忆。未必有多美好,但追忆起来却是美好的。其实,看似安静的树荫与光团,往往是烦躁与焦虑的隐身处。贫穷、名利欲和性压抑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典型的负担,但他们都自个儿揣着,不得与人讲述,甚至会拿美丽的虚无去掩盖。
正华、刘强和我,三个人上到铁路,顺着钢轨朝马鞍塘走,货车和绿皮车开过来,便对着它们拍照、录像。刘强显得很平静,我一贯地显得深沉、压抑。我们理性地避让着,没有奔跑、呼喊和疯狂,但很享受。我们穿过改作他用的站房,一直前行,想看看站牌,但没了——记忆中有,字的笔画和下方的汉语拼音都清晰可见。
石元对于我们而言是什么?一个小站——人生若干车站中的一站,但因为承载了我们的青春、诗歌和友情,它显得格外重要、格外的美。
责任编辑:沙爽
2019年4月18日,心血来潮跑了一趟青川。别人开车。又走了江油关—石坎—马公—枫顺路线。去年6月只走到江油境内的枫顺便折回青溪了。这次我们一直向前,过六合、雁门到了石元。
第一次走这段路,江油的山区,还是有一点新奇感。青龙峡的麻柳树在正午时光有一种开阔的寂寞。雁门很熟悉,包括场镇和场镇上方的宝成铁路大桥。相隔三十年(如果不多的几次乘火车经过不算的话),看见的一瞬还是有种怀旧的兴奋。我津津乐道的是“诗歌年代”最后一次去石元,1989年或1990年的一个冬天——我在绵阳教育学院读书期间,从绵阳坐班车到中坝,再换车到雁门。到雁门已是擦黑边上,为了过老铁路隧道和走夜路,我在一家小卖部买了手电筒。半路上遇见一位骑自行车的,报上刘强的大名蹭了别个的自行车坐。
车过老铁路隧道,我的感觉不是恍若隔世,而是回到了从前。我连忙拍照,心想不管拍得有多糟都会是珍品。穿过两个隧道,便看见了清江——三十四年来一直像不可或缺的药引多次被刘强写入诗歌。清江的水还真是清,河岸线也大致保持着原状,两岸的植被比记忆中葱茏许多。
沿途有几个记忆点。老铁路隧道是一个,刘强刚分来石元时处的女朋友的家是一个—— 一路上我都在留意。1987年春节后吧,刘强来平武,回去时我同行,在南坝逗留一夜,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正华。次日下江油,在月黑风高之夜赶到云集,已经睡了的伍卫和雷皮子(桑格尔)从被窝爬起来,在云集唯一的一家馆子招待我们吃卤肉喝酒。第二天过小溪坝,正华肠胃不适回平武,我跟刘强坐绿皮火车上石元。还记得刘强的女朋友姓何,一个初中小女生,模样记不得了,带一点山里人的蛮性。我们在她家转来转去,无聊地登上只修了一层楼的屋顶,守了顿饭吃。就是那一次,返回时为她送转学证到小溪坝初中,随后到二垭子赶过路车,在班车上偶遇了轧钢厂的黄狗皮(洪云),当晚在武都见到了萧艾(思云)。
另一记忆点是宝成铁路上的三等小站马鞍塘——石元给我印象最深的记忆点。它是同铁路一起从岩崖劈出的,隐秘而又宁静,却又是可以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到达外面世界的。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在马鞍塘遇见的赶火车的人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并不土气,有的还很漂亮、有气质。马鞍塘有一段笔直的铁轨,落在绿皮车厢上的目光可以随火车延伸很远。那是一种触摸,极具诗意的触摸,我们的目光在绿皮车厢完成的都是在女孩身上完成不了的。午后从马鞍塘赶503或504(记不得哪一趟上行哪一趟下行了)回中坝,半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等待,炎热而烦躁,树荫(记得是泡桐树)落在栅栏和站台上。有时候,我们的视线会一直落在远方铁路的拐角处,耳膜也打得特开,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很疲惫,坐在树下的水泥地上,饥肠辘辘——不想回家,也没有兴趣去远方。实在无聊了寂寞了,也会抬头瞭望一下站台上赶车的人,看有没有漂亮姑娘——至少是穿得洋气一点的。
有一次赶夜车到石元,在午夜抵达,差不多就我们两三人,在灯光暗淡的马鞍塘打着哈欠。路基下有夏虫鸣叫,连接清江两岸的铁索桥上有点点星光。突然,谁唱起歌来(是思云吗?)——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
因为事先通过电话,我们到石元的时候刘强已等在桥头。三十年没到过石元了,刘强却年年见,所以到了石元,我或许要对石元偏心一些。都老男人了,什么都不说,彼此看一眼,没有拥抱,连手也不用伸。桥还是那座桥,街还是那截街,变了的只是房子、人和我们须发的颜色。
石元是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个诗歌避难所——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它是一个诗人(未成名)的隐聚之地。诗人到此,自然也带了诗歌去。或许说“我们”不是很确切,说“江油”更准确。一种看起来很轻的诗歌,落到诗人身上就很重、很疼。不过石元或马鞍塘的氛围却是轻飘的,说浪漫也可以。诗歌是地核,友情是丰厚的甚至是恋爱般的地幔,是瓤。那些年石元說抽象也抽象,说感性也感性,差不多是醉眼所见,对它的感觉也都是喝醉酒之后的。几个诗人樱桃下酒,在清江边,从太阳还很高一直喝到月亮过河。清江里有鱼,诗人们却吃樱桃。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讲起,我也醉了。我在场的一次不是喝酒,是破门——刘强在学校的寝室门。我们到了石元却找不到刘强,我们必须住下来,我们找来一个见过一面的老师做证,打掉了门额上的护窗,一位小个子诗人(好像是思云)爬进屋去开门。后来这个情节被我写进了小说《火溪·某年夏》。那次有后来旅居北京的西娃。
我还将石元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那是我成为作家之前最疯狂、最大胆的练笔,石元做了一伙诗人、艺术家的艺术试验地,准确地讲是先锋之地。我在这部现已从我的人生中彻底删除的小说里说过这么句话:所谓先锋,就是在受孕过程中跑在最前的那个精子。那时候,石元在我被认为古怪的想象中被异化了。
或许来过石元的诗人都写过石元,写过马鞍塘,我后来读到的只有蒋雪峰。刘强不算,他1985年师范毕业分来石元教书,至今仍在石元,这恐怕算得上江油罕见了,他写过多少首有关石元或马鞍塘的诗只有他晓得。一个人为一个地方写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对这个人好?我看未必。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诗也是这样。石元也许是个例外,它对诗人的好就是让诗人想它、陪它,永不离开。当然,它也会为诗人提供除了食物、水和空气之外的东西,一种风景风情的东西,一种超出风景风情的冥想与触摸的东西,包括永远不被外面世界打扰的内心的安宁。
石元也曾给予诗人爱情,一个承载着满满的爱情的年轻女老师——不过已成往事。这爱情有一个好玩的媒人,就是老鼠。“刘老师,快过来帮我打老鼠!”夜晚临睡前,单身的女老师突然在板壁背后喊。刘老师去了,是真有老鼠了,也帮忙打了,后续——后续你很容易就想得到了。
午饭后,我们在石元转了一圈。刘强、正华和我,三个人在石元街上吃午饭。转了一圈,看了石元的山,看了石元的山里人家。这些山,我曾经看过,后来在朋友圈又看过。我已经不能赋予它那种由心而生的美或者灵魂,所以看山还是山,或许只有刘强可以赋予它诗的灵气。
来时从马鞍塘对面过,我就停车拍了照,包括清江上的那座铁索桥。马鞍塘站的房子还在,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变得陈旧。铁索桥变陈旧了,一种涂了沥青的黛色的陈旧,且下坠得厉害,有一个已逝时间的弧度,所以我见到便特别地爱。或许吧,我爱的是三十年前走在铁索桥上的青年和诗人,爱的是走在桥上的自己。时间与石元或马鞍塘的关系没变,因为小站取消了,往日午后的清静已成荒寂,落在铁索桥上的四月的树荫与光斑再无当年的气息。铁索桥已是危桥,尚可通行,站在桥中央拍马鞍塘,拍清江,拍从秦岭下来的绿皮火车,很容易就陷入了记忆。未必有多美好,但追忆起来却是美好的。其实,看似安静的树荫与光团,往往是烦躁与焦虑的隐身处。贫穷、名利欲和性压抑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典型的负担,但他们都自个儿揣着,不得与人讲述,甚至会拿美丽的虚无去掩盖。
正华、刘强和我,三个人上到铁路,顺着钢轨朝马鞍塘走,货车和绿皮车开过来,便对着它们拍照、录像。刘强显得很平静,我一贯地显得深沉、压抑。我们理性地避让着,没有奔跑、呼喊和疯狂,但很享受。我们穿过改作他用的站房,一直前行,想看看站牌,但没了——记忆中有,字的笔画和下方的汉语拼音都清晰可见。
石元对于我们而言是什么?一个小站——人生若干车站中的一站,但因为承载了我们的青春、诗歌和友情,它显得格外重要、格外的美。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