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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具有统合性质。综合性和丰富性是古代语文教育的显著特点。综合性与丰富性是统合教育的必然结果。古代语文教育具有综合性，但究其本质特点，它是一种偏重于思想政治的“为道”的教育。诗书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修炼这种“德性”，礼乐文化熏陶感染也是指向“德性”这个目标。
一、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功能
古代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古代语文教育的综合性。
1.古代“语文”的丰富内涵
古代“语文”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实际上包含“汉语”和“汉文”。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文，包括文学、文章在内。语文，不单指语言和文字；语文教育也不单指语言和文字的教育，还包括有广泛意义的文章和文学的教育，乃至与一般文化有关的教育。比如远古的歌谣、祝辞、神话、传说，既是一种原始的文学创作，又是一种原始的文化传播。它虽不是通过“教学”的形式进行的，但它广泛流传，如春雨之润万物，教育影响于无形之中，称之为潜语文教育是完全可以的。直到近代和现代，这种歌谣、祝辞、神话、传说，在语文教育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语文”含义的丰富性决定了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
2.古代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
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甚至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不分，学伦理、历史、哲学，学科学、技术，也就是学语文。语文教育始终是一身而数任的。它的这种多功能性，就表明它的内容的极端丰富性。
古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识字教学还是“国学”常识教学，无论是读书作文，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扭合在一起的，不管你扭合得如何，或生硬、或交融，都是想方设法的“扭合”。比如蒙童读《三字经》，首先是识字，其次是识物。“稻粱菽、麦黍稷、马牛羊、鸡犬豕，这些字先要认识，同时还要认识这些牲畜和谷物，知书识理，懂情知故，这也是学习《三字经》的要求。学语文，也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①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不是按照现代新学制的系统设立的，教学的年限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从夏朝至清末新学制设立之前，可以说没有专门设置的中学，传说中的唐虞，分学校为上库、下库，夏禹改为东序、西序，殷商又名左学、右学，至周朝始分为大学、小学，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筹设京师大学堂，大都实施大学和小学两段制教育。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曾说：“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又说：“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孝弟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教之以格物……致知”（《朱文公集》卷一）从这两段话来看，到宋代也还是分小学和大学，十五成童之前在小学，十五成童之后在大学。其实，成童前后，有相当一部分知识是属于后来称为“中学”阶段的内容。“格物、致知”这类内容，是包含书院的教学内容的。宋时书院类似后来的研究院。教育，在古代有极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和互补性。语文教育也莫不如此，它的内容确实是十分丰富的。
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性质
古代语文教育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其教学内容深受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是集经史子集为一体、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大语文教育。无论是言文时期的“生活劳动教育”，还是古文时期的“一揽子教育”，都是一种综合教育。
1.言文教育的生活性
言文教育期，语文教育具有“生活性”。因为这个时期只有学校的萌芽，还没有正式的学校，语文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粗糙而生動的言语教育来自于生活，生活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人们靠口耳授受的方式传播和学习劳动技能，从而促使口头语言不断发展，以至创造了谚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
2.古文教育的统合性
古文教育期，语文教育则逐渐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分开。这个时期语文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与道家（老庄）思想、佛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的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的。二是以“五经”“四书”“诸子散文”为教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为范本，有时候读专书，有时读选文，学的都是书面的“文”；三是文、史、哲不分，甚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分，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
这种广义的语文教育，具有思想政治性、伦理道德性、审美文化性的特质。“思想政治性”表明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为道”的教育；“伦理道德性”表明它是以伦理道德为目的的“德性”的教育；“审美文化性”表明它是以礼乐文化进行熏陶感染的“审美”的教育。但这些性质不是简单的相加或重叠，而是高度统合，相融共生，故用“统合性”来概括更为恰当。
早在奴隶社会时期，我国就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春秋战国之后，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五经”“四书”成为封建社会学校的必读教科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五经”列于学官，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宋代朱熹作《四书集注》，“四书”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和私办的一切学校最基本的教材。宋儒认为“四书”是学习“五经”的阶梯；学好了“四书”，再学“五经”，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就可以登堂入室。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元明清。所以，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政治、教育，乃至语言文字，无不以“五经”“四书”为依据。这期间的语文教育，统合性十分突出。如果从童蒙读物“三、百、千”来看，古文教育的内容，是把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文选教材，也是把阅读、写作与文章、文学知识教育乃至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古文教育内容统合性的体现。
3.古文教育统合性的原因
（1）由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的
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了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2）基于古文教育的本质特点
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统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
（3）限于古人对语文教育的认识
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4）孔子教育言行的影响
孔子作为语文教育鼻祖，他的言行必然对语文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一，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第二，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第三。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第四，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其教材不仅仅在识字方面，包含了哲学、文学、历史、道德等方方面面，这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典教育体系的基础。第五，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教学原则方法，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于语文教育统合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三、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点，是由古代语文教育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语文教育，也就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思想、思维方式及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连在一起的。
综合性和丰富性是古代语文教育的显著特点。综合性必然表现为丰富性，丰富性是综合性的表现形式，综合性与丰富性是统合教育的必然结果。
1.综合性
所谓综合性，一是指古文教育内容包含着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字学、伦理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教育。二是指训练内容的综合性，包括听、说、读、写、书（法）等。
（1）学科教育的综合性
在远古时期，人们的语文教育活动主要通过口口相传。推想起来，由于当时语言的发展还处于幼年期，不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所以必然伴有更多的体态语言及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交际内容上可能会和劳动、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些。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大体可以从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祝辞略见一斑。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语言文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变化也使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当中。孔子编《诗三百》，明确指出“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由于孔子的历史影响，使中国先秦语文教育明显染上诗教的特色，而且一直影响至今。除了文学作品外，大量的历史散文、哲学著作都对语文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古代的读书人更多地是在学习文、史、哲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学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提高了语文素养。语文学习好像是一个副产品。因而对他们来说，学语文，就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就是接受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和熏陶。
从先秦到20世纪初，中国语文教育的内容会受制度变革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都明显呈现这样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从汉代推行“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一直流淌至今，而且还将生生不息地流淌下去，成为中国人思想、生活、处世的精神向导。但这并不等于说，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以政府的名义推行儒家思想，中国社会就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了。到隋唐时期，佛家思想一度盛行，而且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撞击。中国古代很多名人，得志时可以高呼“兼济天下，”失意时也会想到“扁舟散发”，儒、道思想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人的行为举止。
中国又是一个文章大国，从先秦两汉起，历朝历代均出现了名垂史册的文章大家，他们的优秀文章自然成为人们学习的范本。如先秦时期的历史、哲学散文，两汉的历史散文，尤其是“四书”“五经”及宋代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和各种类型的文选、家书等，成为古代语文教学的必选内容。而学习这些内容，总是与学习儒家伦理道德，与经世济时、知识百科联系在一起。可见，在中国，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文以载道，以文悟道，文道统一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2）语文知识的综合性
古代语文教育，除了文史哲的综合性之外，还表现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方面的综合性。这八个方面的综合性，在广度和深度上，与现代语文教育各不相同，特别是在知识的科学化程度上有不同。现代的这八方面知识的综合，比较科学，至少是力求其科学的。古代的，则不够科学，或者是不科学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带有教学的自发性质。教师长于什么讲什么，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古代的和现代的八方面，应该有继承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例如古代对识字、写字尤为重视，所以历代很重视编写识字、写字课本，如流传时間最长的《急就篇》，以后又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而且到后来，《三》《百》《千》在教学中常常配合使用。明教育家吕坤说：“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性》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吕坤.《社学要略》）由此可见，哪怕像这类识字课本，也有“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的综合作用。 （3）古代语文教育发展的综合性
古代语文教育不仅有很强的综合性，而且是在综合中发展的。这种发展，除了思想上、思维上的发展之外，还有知识、理论、能力的发展。古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是与古代社会的伦理教育、德性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则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杀身成仁”，孟子教育思想中的“舍生取义”等，虽是儒家思想教育的集中表现，但这个“仁”“义”，究竟是表现中华民族“筋骨和脊梁”的东西，今天应该加以继承，恐怕是不能否定的。至于如何继承并加以发展，以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实质，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
古代的语文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古代语文知识、语文理论与语文能力的综合发展，也是不在话下的。举例来说，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原来是称为《诗》，或《诗三百》的，是古代早期社会的第一部诗歌教育的读本。到汉代，继诗经之后有《毛诗》（或叫《毛诗诂训传》读本。到宋代又有《诗集传》，它是注解诗经的诗歌读本。由《诗》到《诗经》，由《诗经》到“诂训传”“集传”，不仅学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学的程度也加深了。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有关诗歌社会作用的理论，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了、丰富了；学子关于诗歌的语文知识不断增加了，欣赏和创作诗歌的语文能力也自然而然地在这种诗歌诵读中、“诂训”中、“传解”中提高了。
2.丰富性
所谓丰富性，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语文教育内容极其广泛而多样。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致顺序来说明这个问题。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呈现出思想十分活跃的景象。这个时期散文的勃兴，就是一个例证。从古代的《尚书》到《春秋》，以至于《左传》《战国策》，这是历史散文发展的一条线索；从《老子》《论语》到《墨子》《孟子》《庄子》以及《荀子》《韩非子》等等，这是哲理散文发展的一条线索。历史散文也好，哲理散文也好，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内容，历代文选中都选过其中的很多篇目，现在的语文教材中也选有很多，可见它们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汉魏六朝的主要成就在辞赋方面。汉代官学发达，私学昌盛。当时的学校，在小学阶段，重视识字、学书（写字）的基础教育；中学阶段便把《论语》《尚书》作为基本教材了；大学阶段则攻读专门的经学。当时的鸿都门学，主要教学内容就是辞赋。汉赋之所以发达，与鸿都门学的专门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枚乘的《七发》等，都是历代学习辞赋的典范教材。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但各民族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却没有中断。儒家的文化思想在玄、佛文化思想的冲击、碰撞之下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魏晋南北朝占优势的玄学。受老庄哲学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文章和文学风格，在许多文人学士之间大放异彩。自此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嵇康、阮籍、左思、陆机、郭璞、陶渊明等一类辞赋家或散文家。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等，都风行一时并作为历代古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一直到宋代，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长期地教育着子孙后代。还有，汉代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双璧。它们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当然，《史记》更富于文学色彩，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影响于古代，而且影响及于今世。在整个语文教育史上，《史记》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汉书》的影响虽不及《史记》，但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田园山水文学，也不乏名篇佳作，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
唐宋古文有突出成就，与之相适应的古文教育也有明显发展。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流传至今的《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中的精华，长久地教育着后人。诗之外，传奇的兴起，变文的出现，词的形成，也都给古文教育以重大的影响。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外，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的推动下，也有新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明代的散文虽不及唐宋那样繁荣，但也有一些优秀之作，其教育影响也不可忽略。如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秦士录》，刘基的《卖柑者言》《楚人养狙》，高启的《书搏鸡者事》，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王守仁的《瘗旅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唐顺之的《竹溪记》，宗臣的《报刘一丈书》，袁宏道的《满井游记》，魏学洢的《核舟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徐光启的《甘薯疏序》，徐霞客的《楚游日记》等。徐光启还编有《农政全书》，是我国农业科学遗产中最宝贵的财产，与汉朝范胜之的《范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朝王祯的《农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农书。以上这些散文作品和科学技术之作，在古文教育里都有所反映。
到了明代，出现了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全是用纯熟流利的白话写的，开一代文学创作的新风，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其中许多章节，经常被选作语文教材，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到了清代，在桐城派古文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内容健康、形式工整的优秀散文，如魏禧的《大铁锥传》，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轶事》，彭端淑的《为学》，姚鼐的《登泰山记》《快雨亭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徐珂的《冯婉贞》，全祖望的《梅花岭记》等。姚鼐还特地替学古文的学子们编了一本《古文辞类纂》，200多年来，它一直是学习古文的范本。清代小说，特别是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三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大放异彩。《聊斋志异》是一部描写神怪妖精的小说，想象丰富，题材多样，文笔奇美，为历来各类读者所喜爱；《儒林外史》是我国最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之一，深刻地描绘了受科举制度毒害而丑态百出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文笔尖锐泼辣，幽默讽刺达到了极点；《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最高峰，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成就巨大。这三部书中的很多篇目和章节，也经常被选进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
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古文教育的综合性和丰富性都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两个特点，直到语文独立设科后还存在，这是由语文学科内容的特点决定的。当然，现代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和丰富性，与古文教育的综合性和丰富性有所不同：古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学习儒家经典及其思想，語文教育处于附庸地位；而独立的语文学科，有其独特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这就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相比较而言，思想内容的教育倒退居次要地位了。
参考文献
①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通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功能
古代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古代语文教育的综合性。
1.古代“语文”的丰富内涵
古代“语文”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实际上包含“汉语”和“汉文”。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文，包括文学、文章在内。语文，不单指语言和文字；语文教育也不单指语言和文字的教育，还包括有广泛意义的文章和文学的教育，乃至与一般文化有关的教育。比如远古的歌谣、祝辞、神话、传说，既是一种原始的文学创作，又是一种原始的文化传播。它虽不是通过“教学”的形式进行的，但它广泛流传，如春雨之润万物，教育影响于无形之中，称之为潜语文教育是完全可以的。直到近代和现代，这种歌谣、祝辞、神话、传说，在语文教育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语文”含义的丰富性决定了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
2.古代语文教育的多功能性
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甚至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不分，学伦理、历史、哲学，学科学、技术，也就是学语文。语文教育始终是一身而数任的。它的这种多功能性，就表明它的内容的极端丰富性。
古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识字教学还是“国学”常识教学，无论是读书作文，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扭合在一起的，不管你扭合得如何，或生硬、或交融，都是想方设法的“扭合”。比如蒙童读《三字经》，首先是识字，其次是识物。“稻粱菽、麦黍稷、马牛羊、鸡犬豕，这些字先要认识，同时还要认识这些牲畜和谷物，知书识理，懂情知故，这也是学习《三字经》的要求。学语文，也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①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不是按照现代新学制的系统设立的，教学的年限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从夏朝至清末新学制设立之前，可以说没有专门设置的中学，传说中的唐虞，分学校为上库、下库，夏禹改为东序、西序，殷商又名左学、右学，至周朝始分为大学、小学，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筹设京师大学堂，大都实施大学和小学两段制教育。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曾说：“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又说：“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孝弟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教之以格物……致知”（《朱文公集》卷一）从这两段话来看，到宋代也还是分小学和大学，十五成童之前在小学，十五成童之后在大学。其实，成童前后，有相当一部分知识是属于后来称为“中学”阶段的内容。“格物、致知”这类内容，是包含书院的教学内容的。宋时书院类似后来的研究院。教育，在古代有极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和互补性。语文教育也莫不如此，它的内容确实是十分丰富的。
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性质
古代语文教育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其教学内容深受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是集经史子集为一体、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大语文教育。无论是言文时期的“生活劳动教育”，还是古文时期的“一揽子教育”，都是一种综合教育。
1.言文教育的生活性
言文教育期，语文教育具有“生活性”。因为这个时期只有学校的萌芽，还没有正式的学校，语文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粗糙而生動的言语教育来自于生活，生活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人们靠口耳授受的方式传播和学习劳动技能，从而促使口头语言不断发展，以至创造了谚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
2.古文教育的统合性
古文教育期，语文教育则逐渐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分开。这个时期语文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与道家（老庄）思想、佛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的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的。二是以“五经”“四书”“诸子散文”为教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为范本，有时候读专书，有时读选文，学的都是书面的“文”；三是文、史、哲不分，甚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分，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
这种广义的语文教育，具有思想政治性、伦理道德性、审美文化性的特质。“思想政治性”表明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为道”的教育；“伦理道德性”表明它是以伦理道德为目的的“德性”的教育；“审美文化性”表明它是以礼乐文化进行熏陶感染的“审美”的教育。但这些性质不是简单的相加或重叠，而是高度统合，相融共生，故用“统合性”来概括更为恰当。
早在奴隶社会时期，我国就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春秋战国之后，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五经”“四书”成为封建社会学校的必读教科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五经”列于学官，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宋代朱熹作《四书集注》，“四书”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和私办的一切学校最基本的教材。宋儒认为“四书”是学习“五经”的阶梯；学好了“四书”，再学“五经”，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就可以登堂入室。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元明清。所以，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政治、教育，乃至语言文字，无不以“五经”“四书”为依据。这期间的语文教育，统合性十分突出。如果从童蒙读物“三、百、千”来看，古文教育的内容，是把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文选教材，也是把阅读、写作与文章、文学知识教育乃至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古文教育内容统合性的体现。
3.古文教育统合性的原因
（1）由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的
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了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2）基于古文教育的本质特点
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统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
（3）限于古人对语文教育的认识
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4）孔子教育言行的影响
孔子作为语文教育鼻祖，他的言行必然对语文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一，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第二，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第三。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第四，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其教材不仅仅在识字方面，包含了哲学、文学、历史、道德等方方面面，这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典教育体系的基础。第五，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教学原则方法，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于语文教育统合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三、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点，是由古代语文教育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语文教育，也就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思想、思维方式及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连在一起的。
综合性和丰富性是古代语文教育的显著特点。综合性必然表现为丰富性，丰富性是综合性的表现形式，综合性与丰富性是统合教育的必然结果。
1.综合性
所谓综合性，一是指古文教育内容包含着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字学、伦理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教育。二是指训练内容的综合性，包括听、说、读、写、书（法）等。
（1）学科教育的综合性
在远古时期，人们的语文教育活动主要通过口口相传。推想起来，由于当时语言的发展还处于幼年期，不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所以必然伴有更多的体态语言及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交际内容上可能会和劳动、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些。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大体可以从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祝辞略见一斑。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语言文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变化也使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当中。孔子编《诗三百》，明确指出“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由于孔子的历史影响，使中国先秦语文教育明显染上诗教的特色，而且一直影响至今。除了文学作品外，大量的历史散文、哲学著作都对语文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古代的读书人更多地是在学习文、史、哲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学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提高了语文素养。语文学习好像是一个副产品。因而对他们来说，学语文，就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就是接受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和熏陶。
从先秦到20世纪初，中国语文教育的内容会受制度变革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都明显呈现这样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从汉代推行“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一直流淌至今，而且还将生生不息地流淌下去，成为中国人思想、生活、处世的精神向导。但这并不等于说，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以政府的名义推行儒家思想，中国社会就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了。到隋唐时期，佛家思想一度盛行，而且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撞击。中国古代很多名人，得志时可以高呼“兼济天下，”失意时也会想到“扁舟散发”，儒、道思想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人的行为举止。
中国又是一个文章大国，从先秦两汉起，历朝历代均出现了名垂史册的文章大家，他们的优秀文章自然成为人们学习的范本。如先秦时期的历史、哲学散文，两汉的历史散文，尤其是“四书”“五经”及宋代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和各种类型的文选、家书等，成为古代语文教学的必选内容。而学习这些内容，总是与学习儒家伦理道德，与经世济时、知识百科联系在一起。可见，在中国，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文以载道，以文悟道，文道统一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2）语文知识的综合性
古代语文教育，除了文史哲的综合性之外，还表现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方面的综合性。这八个方面的综合性，在广度和深度上，与现代语文教育各不相同，特别是在知识的科学化程度上有不同。现代的这八方面知识的综合，比较科学，至少是力求其科学的。古代的，则不够科学，或者是不科学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带有教学的自发性质。教师长于什么讲什么，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古代的和现代的八方面，应该有继承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例如古代对识字、写字尤为重视，所以历代很重视编写识字、写字课本，如流传时間最长的《急就篇》，以后又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而且到后来，《三》《百》《千》在教学中常常配合使用。明教育家吕坤说：“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性》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吕坤.《社学要略》）由此可见，哪怕像这类识字课本，也有“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的综合作用。 （3）古代语文教育发展的综合性
古代语文教育不仅有很强的综合性，而且是在综合中发展的。这种发展，除了思想上、思维上的发展之外，还有知识、理论、能力的发展。古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是与古代社会的伦理教育、德性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则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杀身成仁”，孟子教育思想中的“舍生取义”等，虽是儒家思想教育的集中表现，但这个“仁”“义”，究竟是表现中华民族“筋骨和脊梁”的东西，今天应该加以继承，恐怕是不能否定的。至于如何继承并加以发展，以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实质，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
古代的语文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古代语文知识、语文理论与语文能力的综合发展，也是不在话下的。举例来说，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原来是称为《诗》，或《诗三百》的，是古代早期社会的第一部诗歌教育的读本。到汉代，继诗经之后有《毛诗》（或叫《毛诗诂训传》读本。到宋代又有《诗集传》，它是注解诗经的诗歌读本。由《诗》到《诗经》，由《诗经》到“诂训传”“集传”，不仅学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学的程度也加深了。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有关诗歌社会作用的理论，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了、丰富了；学子关于诗歌的语文知识不断增加了，欣赏和创作诗歌的语文能力也自然而然地在这种诗歌诵读中、“诂训”中、“传解”中提高了。
2.丰富性
所谓丰富性，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语文教育内容极其广泛而多样。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致顺序来说明这个问题。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呈现出思想十分活跃的景象。这个时期散文的勃兴，就是一个例证。从古代的《尚书》到《春秋》，以至于《左传》《战国策》，这是历史散文发展的一条线索；从《老子》《论语》到《墨子》《孟子》《庄子》以及《荀子》《韩非子》等等，这是哲理散文发展的一条线索。历史散文也好，哲理散文也好，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内容，历代文选中都选过其中的很多篇目，现在的语文教材中也选有很多，可见它们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汉魏六朝的主要成就在辞赋方面。汉代官学发达，私学昌盛。当时的学校，在小学阶段，重视识字、学书（写字）的基础教育；中学阶段便把《论语》《尚书》作为基本教材了；大学阶段则攻读专门的经学。当时的鸿都门学，主要教学内容就是辞赋。汉赋之所以发达，与鸿都门学的专门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枚乘的《七发》等，都是历代学习辞赋的典范教材。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但各民族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却没有中断。儒家的文化思想在玄、佛文化思想的冲击、碰撞之下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魏晋南北朝占优势的玄学。受老庄哲学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文章和文学风格，在许多文人学士之间大放异彩。自此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嵇康、阮籍、左思、陆机、郭璞、陶渊明等一类辞赋家或散文家。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等，都风行一时并作为历代古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一直到宋代，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长期地教育着子孙后代。还有，汉代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双璧。它们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当然，《史记》更富于文学色彩，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影响于古代，而且影响及于今世。在整个语文教育史上，《史记》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汉书》的影响虽不及《史记》，但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田园山水文学，也不乏名篇佳作，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
唐宋古文有突出成就，与之相适应的古文教育也有明显发展。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流传至今的《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中的精华，长久地教育着后人。诗之外，传奇的兴起，变文的出现，词的形成，也都给古文教育以重大的影响。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外，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的推动下，也有新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明代的散文虽不及唐宋那样繁荣，但也有一些优秀之作，其教育影响也不可忽略。如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秦士录》，刘基的《卖柑者言》《楚人养狙》，高启的《书搏鸡者事》，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王守仁的《瘗旅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唐顺之的《竹溪记》，宗臣的《报刘一丈书》，袁宏道的《满井游记》，魏学洢的《核舟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徐光启的《甘薯疏序》，徐霞客的《楚游日记》等。徐光启还编有《农政全书》，是我国农业科学遗产中最宝贵的财产，与汉朝范胜之的《范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朝王祯的《农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农书。以上这些散文作品和科学技术之作，在古文教育里都有所反映。
到了明代，出现了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全是用纯熟流利的白话写的，开一代文学创作的新风，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其中许多章节，经常被选作语文教材，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到了清代，在桐城派古文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内容健康、形式工整的优秀散文，如魏禧的《大铁锥传》，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轶事》，彭端淑的《为学》，姚鼐的《登泰山记》《快雨亭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徐珂的《冯婉贞》，全祖望的《梅花岭记》等。姚鼐还特地替学古文的学子们编了一本《古文辞类纂》，200多年来，它一直是学习古文的范本。清代小说，特别是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三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大放异彩。《聊斋志异》是一部描写神怪妖精的小说，想象丰富，题材多样，文笔奇美，为历来各类读者所喜爱；《儒林外史》是我国最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之一，深刻地描绘了受科举制度毒害而丑态百出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文笔尖锐泼辣，幽默讽刺达到了极点；《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最高峰，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成就巨大。这三部书中的很多篇目和章节，也经常被选进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
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古文教育的综合性和丰富性都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两个特点，直到语文独立设科后还存在，这是由语文学科内容的特点决定的。当然，现代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和丰富性，与古文教育的综合性和丰富性有所不同：古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学习儒家经典及其思想，語文教育处于附庸地位；而独立的语文学科，有其独特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这就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相比较而言，思想内容的教育倒退居次要地位了。
参考文献
①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通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