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张耀才，1917年1月出生于福建省宁化县禾口乡立新村。1930年，朱毛红军途经宁化，父亲受到红军的影响，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一次，红军向正在放牛的父亲问路，他毅然给红军带路，八个月后才回家。在这八个月里，他暗自下定决心参加红军。父亲说，他那时懂得不多，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1931年7月，父亲终于背着祖母，悄悄地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穿梭在生死之间。直到2月上旬的一天，父亲才带着队伍在交通员护送下通过了敌伪封锁线，终于到达了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盐城。
　　新四军军部知识分子多，大家闲聊时，有人说：张福标这个名字不好听，你对革命忠心耿耿，应该改个名字叫张雍耿。父亲觉得有道理，就改名叫了张雍耿。

漳州“三支两军”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组建，需要从陆军抽调一批干部。经陈毅和粟裕推荐，刘亚楼点将，父亲从第三野战军20军58师调到了空军。在长春第二航校指挥系高干班毕业后，任空军16师政委，后任空5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
　　父亲时任空8军政委，主持空8军在漳州的“三支两军”工作。当时，漳州的群众分成两派，一派叫做“八二九”，另一派叫做“革命造反委员会”。但是，在父亲眼里，没有什么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革命群众。
　　父亲在漳州主持“三支两军”过程中，坚持贯彻中央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深入群众，和造反派对话和沟通，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让工人回工厂生产，学生回学校复课。
　　军管会成立初期，造反派不时围攻军管会，向军管会发难，要求对话，最长的一次达七八个小时。父亲经常从早到晚都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亲自出面和造反派头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他很有亲和力，说话幽默，有理有利有节。造反派的“围攻会”变成了他主持的座谈会，造反派的头儿渐渐地能听得进他的话，不再以军管会为敌，军管会的威信也就此树起来了。
　　一天晚上，两派造反派闹事，各自开了两辆大卡车来到空8军大院门口，拿着抢来的枪，点着火把，吵吵嚷嚷，好像是来讨公道的。站岗的战士赶忙关闭大门。父亲非常淡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让门卫把大门打开，请造反派头儿进来说话，让他们把车开到空8军大院的球场上。父亲以一位长者、老红军、老革命的身份耐心地对双方造反派头儿说：“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姐妹，不要动枪、动刀，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不是对付自己阶级兄弟姐妹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和为贵’。你们不要互相残杀，做那些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总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接着，父亲又把双方的头儿请到自己办公室，认真倾听各自的观点和发生冲突的原因。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苦口婆心地与他们谈到深夜11点半。父亲的诚恳终于打动了双方，他们同意不再僵持下去，各自“收了兵”。
　　渐渐地，两边的造反派头头遇到问题，都主动来找父亲谈，商量解决办法，他主持的军管会也全面控制了当地局面。他耐心地告诉造反派，要听中央的，要搞大联合，要文斗，不要武斗。1968年5月，父亲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漳州“三支两军”的情况，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此后不久，父亲就被调到沈阳军区空军任副政委，半年之后又任政委。
　　8月，父亲离开漳州前下令把当时造反派关押的老干部以及双方因为派性被关押的群众都放了。临行前，漳州市各界许多干部群众代表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不少人流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

九一三事件前后

　　跟随父亲来到沈阳后，我住在他的书房里。
　　1971年9月13日凌晨，父亲书房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电话铃响个不停。一向睡觉很轻的父亲疾步从卧室里出来接电话，连台灯都没来得及开，鞋也穿反了。接完电话，他神情严肃，一语不发，立即要了车，穿上衣服，赶往沈空指挥所……
　　电话是空军司令吴法宪打来的，他要我父亲“立即打开东三省空军部队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命令简单而又紧急。
　　后来才知道，那一刻，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离国境，在空军指挥所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当时周恩来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决不准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立即打电话给我父亲和当时的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
　　父亲到了指挥所，立即部署空军驻扎在东三省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雷达开机警戒，所有探照灯都打开。
　　接着，吴法宪又给我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周恩来下达的禁航命令，全国所有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联名的命令。

　　父亲在指挥所整整守了一个后半夜，眼睛也没有合一下。那一夜又黑又静，静得令人窒息。事实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任何一架飞机从东三省上空飞过。
　　父亲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奇怪的是，之后的几天里，他想向吴法宪汇报工作，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他接连给吴法宪打电话，直到打第八个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接电话的是吴法宪办公室主任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
　　“嗯……吴司令身体有点不舒服”，电话另一端的陈绥圻支支吾吾，听起来情绪不高，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直觉告诉父亲，出事了。但究竟出了什么事？当时父亲那一级的干部还无法得知。沈空的话务员将电话时间记录交给了上级。父亲也就此落下一个一连给吴法宪打了八个电话的“罪名”。
　　不久，父亲到北京参加空军学习班。到了北京才知道：9月13日凌晨两点多，吴法宪给我父亲和李际泰打完那个全国禁航命令的电话后，周恩来就派人把吴法宪叫到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了。没让吴法宪回家，也没让他回空军大院。直到9月16日晚上，周恩来才同意吴法宪回家住。
　　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有一天，他的秘书背着他到我们家问我母亲，“九一三”后父亲是否给吴法宪打了八个电话？还强调我母亲是老共产党员，要和组织说实话。母亲当时就懵了，想了想说，是打了，打了几个记不清了。秘书立即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父亲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当天晚上，父亲打来电话，大声责备我母亲道：“陈联吗？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母亲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立即找来女儿聂尔和女婿李建鲁商量。他们问母亲和父亲的秘书谈话时是否还有第三人在场，母亲说没有。于是，他们就给母亲出主意，任何人再来问起这件事，矢口否认。果然，过了几天，有人带着父亲的秘书来和我母亲对质。母亲一口否认，秘书在一边恼羞成怒，大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之后，空军部分高级干部被停职接受审查。父亲给吴法宪打过电话一事自然也受到牵连，但后经查明，父亲当时打电话属于正常上下级联系，虽说打了8次，但没有和吴法宪通上话。这场危机也就化解了。但是父亲很伤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用过秘书，无论讲话稿还是检讨都自己写。
　　其实，父亲政治上非常坚定，看人看问题比较准确。“九一三”之前，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就有人到沈空做过他的工作。父亲很警惕，总是找些理由回避他们。那些被派来的人回去都说我父亲政治上很迟钝，不便交底。九一三事件之后，毛远新调到了沈阳军区空军。记得有的周末，沈空首长会去沈阳军区的八一礼堂看球赛或电影。父亲每次都带着我，让我坐在属于他的前排首长席，并且坐在毛远新和其他首长中间，而他自己则坐在后面大概隔着两排的地方打瞌睡。回家的路上，父亲会不经意地问我，他们说了些什么啊？在家里被誉为“录音机”脑子的我，会原原本本复述给他听。那时我十来岁，没人注意我，看球看电影的首长们都很喜欢我，有个副司令员每次见到后我都对我父亲说：“张政委，你这个小孩长得真好玩，胖胖的，鼻子圆圆的。”谁也不会想到我还有“任务”呢。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这是父亲的政治智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他一生经历过许多复杂斗争，但都能化险为夷，基本没有受到过冲击。正如军委空军在他的生平中所写的那样：“张雍耿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