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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充裕的话，他画画，时间短一些，他写字，这就是陈松的业余生活。
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陈松参加了接待工作，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和交通安排。那年他36岁。那次活动揭开了陈松职业生涯新的一页，至今，他依然从事中日青年文化交流活动。
1990年，陈松赴日本研修一年。单调的业余时间里，他拿起了毛笔，开始在报纸上写字。那一年，他42岁，从此，他与书画结下深深的缘。而今，仅日本国会议员中，收藏他字画的就有十余，人。
1948年生于江苏的陈松，拥有中国国际青年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董事长、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校长、二十一世纪杂志社社长等名衔，他所负责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接待过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6位日本首相，他在自己早已是局级干部的时候，跑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律师职业统考……
当记者走近这位网络上几乎搜索不到的“名人”，发现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中日青年交流，一是写字画画。
用接触和了解化解恩怨
“在中国的外交格局里，和日本的关系比较特殊。和其他国家都是政府建交在先，各领域交往在后。而我们和日本的关系是民间促动官方，民间交流达到高峰后，官方交往水到渠成。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批日本青年访华，他们经由香港来到大陆，把中日民间交往推至高峰，20世纪60年代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更培养了一批推动中日友好的民间力量。”
如陈松所说，在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中，中日青年交流始终站在最前列。在陈松和更多的外交人士看来，1984年的日本3000名青年访华团来访，也就是俗称的3000人大联欢，在中日关系史、甚至整个外交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也指出，“中日友好的主体是民众，实践世世代代友好的关键是青少年交流”。也许正是基于这—重要性，我们国家有一个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中日关系200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内容，既留下了鉴真东渡等传世佳话，近代史上也有些消极的方面。这么多年和日本人的接触让我明白，在日本，真正了解中国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老人，汉字方面如此，书法方面也如此。我们的年轻人对日本的认识也很肤浅”，“日本有位伍士兰(音)老人，二战期间在中国当过兵，为此一直有负罪感，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他倾其所有地帮助他们，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前去送行。枥木县的一位老人在山东当过兵，回国后，只要听说有中国人去了日本，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请他回家吃顿饭”，“接触和了解可以化解很多恩怨。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两国青年的交流搭建平台，提供一些场所和渠道，实现体育、文化、教育、旅游等交流”。
3000人大联欢之后，两国共同创建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陈松负责筹建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了中日青年交流的职业历程。1990年，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落成，作为未来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陈松被派往日本研修经营管理。直到这时，除了上学时候的兴趣和爱好外，陈松和书法、画画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书法走进陈松的生活
研修生活里，怎样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是个问题。面对服务员每天送过来的厚厚一叠报纸，还有无意中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毛笔和墨汁，陈松开始写毛笔字。
一个很平常的傍晚，陈松所住饭店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请他为饭店写些字，那天饭店有重要活动，原定写字的人因为车祸不能来。第二天，饭店的部门经理上门感谢陈松，并给他一笔劳务费，那笔钱相当于陈松当时三个月的零花钱。
从此，陆续有日本人要陈松的字，他身边的朋友也喜欢把他的字当成礼品，他的书法似乎比茶叶等其他礼品更受欢迎。陈松爱书法、擅长书法的名声渐渐传开，而陈松也有求必应，在他看来，“写字”不过举手之劳。这一年，陈松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在写字，“进步特别大，连我自己都刮目相看”。从那时起，陈松再也没有放下笔。
回国以后，陈松开始画画。“当时回来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我们饭店(二十一世纪饭店)有400间客房，每个房间要挂一幅小品，和美术学院谈好了价钱，80元一张，但是合作刚开始，对方要求涨到150元，我就决定自己画了”。半年后，饭店所有的客房都挂上了陈松的画，还有餐厅、会议室。
“我们的对外交往很多，也有外事礼品，但我们的礼品总不如我的字画受欢迎。”慢慢地，陈松很自觉地把它们当成了任务，应来来往往客人的要求，写字、画画。
现在，饭店的房间早已没了陈松的小品，换成了欧洲风格的现代画。但所有的大厅、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凡超过一米的，还是陈松的作品，800人宴会厅里的画6米长，画在绢上的国画，陈松利用每天的下班时间，画了45天。饭店的销售人员向客户做介绍时，都会很自豪地加上一句，“这些都是我们老总画的”。
有时候，字画也是陈松工作中可以利用的善意的“诱饵”。“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只能邀请对方前来交流，但路费、房费等都需要对方负担，他们有时候说，我们去了以后，你能不能送我们一些字画?或者我们再增加20个人，你送我一幅画吧。”
所有这些，陈松基本上都是义务奉献。用他的话来说，从他们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货币的追求很不讲究，他衣食无忧，钱能给他的动力不大。
自讨苦吃，还是苦中作乐
陈松每天5点起床，跑步上班，大约4公里，坚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雨衣、防滑鞋，他的装备很齐全。午后，他在办公室里练练字，“有点儿困了，写几个字就精神了”，下班后，他到食堂打一盒饭，带去画室画画，他说的画室，是他办公室楼上的大会议室。
时间充裕的时候，陈松在画画，时间短的时候，陈松在写字，这就是陈松的业余生活。他很少看电视，几乎不串门，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应酬，必须的外事应酬也大多被安排在中午，七天长假里，他基本都会呆在画室。有一次为了出画册，要集中时间画300幅画，他天天站在画室，最后骨膜劳损发炎，腿就“瘸”了，“这些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都是能忍受得了的，最大的困难还是时间不够”。
工作，加上写字画画，陈松能为家里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在他的儿子看来，爸爸除了工作吃饭，就呆在画室里，这样的生活无异于自残。但当陈松的画册面世后，儿子很佩服他。儿子在国外工作，他把画册揭开贴在墙上，自豪地告诉别人“这是我爸爸画的”，听着朋友们竖起大拇指说“中国文化，了不起”时，爸爸的“自残”在儿子眼里也有了别样的意义。
陈松的老伴说，“我都快两年没和他吃过一顿饭了”，而陈松却笑着说，“等我退休了再和她一起吃饭，天天一起吃饭”。 陈松有一枚闲章，叫“自讨苦吃”，不过，他更常用的是另一枚，叫“苦中作乐”。一个官场和商场中人，对于自己的爱好，耐住寂寞，如此长久地坚持，其中的不容易也许只有陈松和他的家人能够真切体会。“对于我这样身份的人，有些新闻不知道是很尴尬的，不过这些都走过去了’让我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从作品里得到的。想想即将成形的作品，也就坚持下来了。”
董事长与书画家之间
陈松在—本画册的自序里写了这样的话，“艺术乃连接现实与理想之桥梁，亦为人生境界之体现。作书、绘画，如做事，亦同做人，明晦、浓淡、远近、疏密，既为画面必要之要素，亦为社会生活正常之色彩。要认可现实之合理，包容世界之万千，视失败与成功为常，恬淡、谦和、神宁，时不可缺。”
“把做人的才干看得重些，把人品看得重些，比什么都好。我最佩服的人是钱钟书，学问和本事非常大，但很低调。”陈松的媒体曝光率很低，在搜索盛行的今天，网络上关于他的讯息少之又少，有如一位普通百姓。他不喜欢“碰杯照相”的生活，画一幅作品比吃一顿鲍鱼更能够给他带来快乐。即使对于自己如此挚爱和付出的书画艺术，他也没有声名的要求，只希望等到退休后出一本书。
陈松的字画在日本流传很多，用他的话说“几百张肯定不止了”。有一次，他在日本的朋友把他们有的陈松的字画聚集起来，拍了张照片寄给他，之后，他们决定为陈松在日本办一次展览。2006年，为了纪念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和日本青年馆友好往来20周年，陈松在东京和枥木县举办了个人书画作品展，2007年又在日本盛冈县、滋贺县举办了展览。
2006年2月，正值都灵冬季奥运会期间，由文化部主办的“从长城到奥林匹亚艺术行”活动沿着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巡回，其中的书画展上就有陈松的四幅作品。在都灵冬奥会上，陈松签名的画册被作为礼品之一，赠送给时任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
画家有专攻，而陈松是杂家，他画国画，还画油画。书画之于陈松，纵使耗费了不尽的时间和精力，也只是兴趣。虽然他的书画作品受到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好评和追捧，但“没有专长、风格，什么都涉猎，什么都不精”，是低调的陈松对自己的评价。
“我当着董事长，不是—个很优秀的董事长，这几年在投资和发展上不是很顺，自己做的贡献不是很大，行政事务我兢兢业业地做，却也不是很满意，总认为应该能更好点儿。我想做到大家满意，或者没有怨气。如果我的职工对自己的现状、收入、工作环境比较满意，对我就是莫大的安慰。”
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陈松参加了接待工作，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和交通安排。那年他36岁。那次活动揭开了陈松职业生涯新的一页，至今，他依然从事中日青年文化交流活动。
1990年，陈松赴日本研修一年。单调的业余时间里，他拿起了毛笔，开始在报纸上写字。那一年，他42岁，从此，他与书画结下深深的缘。而今，仅日本国会议员中，收藏他字画的就有十余，人。
1948年生于江苏的陈松，拥有中国国际青年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董事长、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校长、二十一世纪杂志社社长等名衔，他所负责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接待过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6位日本首相，他在自己早已是局级干部的时候，跑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律师职业统考……
当记者走近这位网络上几乎搜索不到的“名人”，发现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中日青年交流，一是写字画画。
用接触和了解化解恩怨
“在中国的外交格局里，和日本的关系比较特殊。和其他国家都是政府建交在先，各领域交往在后。而我们和日本的关系是民间促动官方，民间交流达到高峰后，官方交往水到渠成。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批日本青年访华，他们经由香港来到大陆，把中日民间交往推至高峰，20世纪60年代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更培养了一批推动中日友好的民间力量。”
如陈松所说，在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中，中日青年交流始终站在最前列。在陈松和更多的外交人士看来，1984年的日本3000名青年访华团来访，也就是俗称的3000人大联欢，在中日关系史、甚至整个外交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也指出，“中日友好的主体是民众，实践世世代代友好的关键是青少年交流”。也许正是基于这—重要性，我们国家有一个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中日关系200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内容，既留下了鉴真东渡等传世佳话，近代史上也有些消极的方面。这么多年和日本人的接触让我明白，在日本，真正了解中国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老人，汉字方面如此，书法方面也如此。我们的年轻人对日本的认识也很肤浅”，“日本有位伍士兰(音)老人，二战期间在中国当过兵，为此一直有负罪感，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他倾其所有地帮助他们，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前去送行。枥木县的一位老人在山东当过兵，回国后，只要听说有中国人去了日本，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请他回家吃顿饭”，“接触和了解可以化解很多恩怨。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两国青年的交流搭建平台，提供一些场所和渠道，实现体育、文化、教育、旅游等交流”。
3000人大联欢之后，两国共同创建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陈松负责筹建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了中日青年交流的职业历程。1990年，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落成，作为未来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陈松被派往日本研修经营管理。直到这时，除了上学时候的兴趣和爱好外，陈松和书法、画画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书法走进陈松的生活
研修生活里，怎样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是个问题。面对服务员每天送过来的厚厚一叠报纸，还有无意中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毛笔和墨汁，陈松开始写毛笔字。
一个很平常的傍晚，陈松所住饭店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请他为饭店写些字，那天饭店有重要活动，原定写字的人因为车祸不能来。第二天，饭店的部门经理上门感谢陈松，并给他一笔劳务费，那笔钱相当于陈松当时三个月的零花钱。
从此，陆续有日本人要陈松的字，他身边的朋友也喜欢把他的字当成礼品，他的书法似乎比茶叶等其他礼品更受欢迎。陈松爱书法、擅长书法的名声渐渐传开，而陈松也有求必应，在他看来，“写字”不过举手之劳。这一年，陈松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在写字，“进步特别大，连我自己都刮目相看”。从那时起，陈松再也没有放下笔。
回国以后，陈松开始画画。“当时回来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我们饭店(二十一世纪饭店)有400间客房，每个房间要挂一幅小品，和美术学院谈好了价钱，80元一张，但是合作刚开始，对方要求涨到150元，我就决定自己画了”。半年后，饭店所有的客房都挂上了陈松的画，还有餐厅、会议室。
“我们的对外交往很多，也有外事礼品，但我们的礼品总不如我的字画受欢迎。”慢慢地，陈松很自觉地把它们当成了任务，应来来往往客人的要求，写字、画画。
现在，饭店的房间早已没了陈松的小品，换成了欧洲风格的现代画。但所有的大厅、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凡超过一米的，还是陈松的作品，800人宴会厅里的画6米长，画在绢上的国画，陈松利用每天的下班时间，画了45天。饭店的销售人员向客户做介绍时，都会很自豪地加上一句，“这些都是我们老总画的”。
有时候，字画也是陈松工作中可以利用的善意的“诱饵”。“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只能邀请对方前来交流，但路费、房费等都需要对方负担，他们有时候说，我们去了以后，你能不能送我们一些字画?或者我们再增加20个人，你送我一幅画吧。”
所有这些，陈松基本上都是义务奉献。用他的话来说，从他们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货币的追求很不讲究，他衣食无忧，钱能给他的动力不大。
自讨苦吃，还是苦中作乐
陈松每天5点起床，跑步上班，大约4公里，坚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雨衣、防滑鞋，他的装备很齐全。午后，他在办公室里练练字，“有点儿困了，写几个字就精神了”，下班后，他到食堂打一盒饭，带去画室画画，他说的画室，是他办公室楼上的大会议室。
时间充裕的时候，陈松在画画，时间短的时候，陈松在写字，这就是陈松的业余生活。他很少看电视，几乎不串门，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应酬，必须的外事应酬也大多被安排在中午，七天长假里，他基本都会呆在画室。有一次为了出画册，要集中时间画300幅画，他天天站在画室，最后骨膜劳损发炎，腿就“瘸”了，“这些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都是能忍受得了的，最大的困难还是时间不够”。
工作，加上写字画画，陈松能为家里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在他的儿子看来，爸爸除了工作吃饭，就呆在画室里，这样的生活无异于自残。但当陈松的画册面世后，儿子很佩服他。儿子在国外工作，他把画册揭开贴在墙上，自豪地告诉别人“这是我爸爸画的”，听着朋友们竖起大拇指说“中国文化，了不起”时，爸爸的“自残”在儿子眼里也有了别样的意义。
陈松的老伴说，“我都快两年没和他吃过一顿饭了”，而陈松却笑着说，“等我退休了再和她一起吃饭，天天一起吃饭”。 陈松有一枚闲章，叫“自讨苦吃”，不过，他更常用的是另一枚，叫“苦中作乐”。一个官场和商场中人，对于自己的爱好，耐住寂寞，如此长久地坚持，其中的不容易也许只有陈松和他的家人能够真切体会。“对于我这样身份的人，有些新闻不知道是很尴尬的，不过这些都走过去了’让我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从作品里得到的。想想即将成形的作品，也就坚持下来了。”
董事长与书画家之间
陈松在—本画册的自序里写了这样的话，“艺术乃连接现实与理想之桥梁，亦为人生境界之体现。作书、绘画，如做事，亦同做人，明晦、浓淡、远近、疏密，既为画面必要之要素，亦为社会生活正常之色彩。要认可现实之合理，包容世界之万千，视失败与成功为常，恬淡、谦和、神宁，时不可缺。”
“把做人的才干看得重些，把人品看得重些，比什么都好。我最佩服的人是钱钟书，学问和本事非常大，但很低调。”陈松的媒体曝光率很低，在搜索盛行的今天，网络上关于他的讯息少之又少，有如一位普通百姓。他不喜欢“碰杯照相”的生活，画一幅作品比吃一顿鲍鱼更能够给他带来快乐。即使对于自己如此挚爱和付出的书画艺术，他也没有声名的要求，只希望等到退休后出一本书。
陈松的字画在日本流传很多，用他的话说“几百张肯定不止了”。有一次，他在日本的朋友把他们有的陈松的字画聚集起来，拍了张照片寄给他，之后，他们决定为陈松在日本办一次展览。2006年，为了纪念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和日本青年馆友好往来20周年，陈松在东京和枥木县举办了个人书画作品展，2007年又在日本盛冈县、滋贺县举办了展览。
2006年2月，正值都灵冬季奥运会期间，由文化部主办的“从长城到奥林匹亚艺术行”活动沿着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巡回，其中的书画展上就有陈松的四幅作品。在都灵冬奥会上，陈松签名的画册被作为礼品之一，赠送给时任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
画家有专攻，而陈松是杂家，他画国画，还画油画。书画之于陈松，纵使耗费了不尽的时间和精力，也只是兴趣。虽然他的书画作品受到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好评和追捧，但“没有专长、风格，什么都涉猎，什么都不精”，是低调的陈松对自己的评价。
“我当着董事长，不是—个很优秀的董事长，这几年在投资和发展上不是很顺，自己做的贡献不是很大，行政事务我兢兢业业地做，却也不是很满意，总认为应该能更好点儿。我想做到大家满意，或者没有怨气。如果我的职工对自己的现状、收入、工作环境比较满意，对我就是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