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天，御书房外的天空雨后初霁，阳光从云层中折射出清澈的光芒。而此时御书房内的乾隆皇帝正在房内来回踱步，面前书桌上的一堆图纸，似乎道出了他烦闷的原委。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意识到紫禁城原有的几间藏书室，包括武英殿、文华殿等，都将无法集中存放这一部史无前例、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因此下诏兴建藏书楼。但这些上呈御览的楼阁设计都不能令其满意，这位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的千古帝王将《四库全书》看作他“文治”的巅峰之作，为《四库全书》兴建的藏书楼一定要有它的独到之处。在乾隆皇帝看来，《四库全书》将随着大清的国运流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专修的藏书阁必须是一座能抵御时间的堡垒。7部《四库全书》的保管与存放，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何让它们在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千古流芳，广为传播，影响天下读书人的思想，更是难上加难。乾隆皇帝回顾四次南巡，终于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天一阁。
　　
　　
　　这座藏书楼的创建者是明代的一个兵部侍郎、著名藏书家范钦，这是一位笃信“没有书，世界会大乱”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天一阁的命名来自于《周易》中的“天一生水，水以克火”，为的是藏书楼能躲避火光之灾，所以这座藏书楼的结构也是按“天一”这个名字来修建的。楼共两层，上为一大间，是谓“天一”;楼下六间，是为“地六”。乾隆皇帝认为这样的建筑结构可为天下藏书楼之样本。钦差大使寅著便捧着圣旨来到了天一阁，查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详细询查、烫其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乾隆皇帝的眼里，范懋柱忠心耿耿，堪称民间藏书人的典范;天一阁纯用砖造，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之精堪称藏书楼的典范。因此，依照天一阁的布局和架构来建造藏《四库全书》之所，可确保万无一失。
　　
　　天一阁（又称宝书楼）坐北面南，面阔六间，为传统重檐重楼上下两层，硬山式木构建筑，上覆灰瓦，两侧山墙高出屋面呈风火山墙，以免邻里失火殃及此阁。西端开间较小，为楼梯间，供人上下，下层存放石刻或供读书阅览，楼上五间畅通，用于藏书，南北两面装门设窗，以利通风，书橱亦两面设门，便于前后取书，同时有利于通风换气，防霉防蛀。阁前堆有假山，环植竹木，山阁之间有水池，清幽静雅，浑然一体。自明嘉靖至乾隆历经200余年，此阁饱经战乱仍完好无损，其内藏书亦安然无恙，仅此一点就令乾隆大为赞叹。奉旨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在考察过天一阁的构造之后，对其偶数形制即六开间也十分惊叹，写下了这样的采访笔记：“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已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取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阁名因之。”在等级观念显著的传统建筑里，江南地区的古建筑更多地注重对称，以中堂为轴，左右互相平衡，因此开间以奇数居多。而天一阁的平面布局采用六开间的偶数，原因在于天一阁在设计之初受到《周易》阴阳“象”数的影响，重视“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的说法，打破了传统建筑中开间为奇数的传统。《周易·系辞》道：“奇数为天数，偶数为地数。”按五行之说，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天一阁根据其自身的功能，自始至终保持偶数开间的古制，作为藏书处最忌讳火，在五行当中水火相克，水对应“六”和“一”数，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阁的偶数开间形制和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天一阁从命名到规制再到收藏，算是将儒家阴阳“相和”理念与藏书的功能体现得十分完美。寅著于是火速呈上图纸，描述一应考察结果，乾隆手握图纸赞叹道：“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
　　
　　于是，“四库七阁”应运而生。而这七阁又分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是指北京皇宫中的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东北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由于它们都位于北方地区，因此又称为北四阁。文津阁和文源阁均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动工兴建，次年夏天先后完成。文渊阁则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建造，一年后完工。文溯阁因远在关外，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始建，于次年建成。
　　
　　内廷四阁既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且皆位于宫廷禁地和皇家园林，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每建成一阁都要亲自撰文，记述纂修《四库全书》的缘由和目的，建阁藏书的起因和经过。关于四阁的名称，除宫中文渊阁沿袭明代旧称外，其他三阁均由乾隆皇帝精心命名。乾隆皇帝以为：“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经而生。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水各有源，同歸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水的源头叫作“源”，水的归属湖海称为“渊”，水经的途径叫作“溯”，岸边的岸口叫作“津”—用水形容知识，可见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钟爱。四阁的命名不仅蕴含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也借“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乾隆皇帝还为每个阁都亲撰诗文，勒于碑上，立在阁前。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年底，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首先庋置于大内文渊阁，此后又陆续抄成了其他三份，顺次送藏文溯阁、文源阁和文津阁。北四阁全书尚在抄写装潢期间，鉴于江浙一带素称“文献之邦”，自“赵宋以来，成名山之业者，纷纷称盛”，乾隆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于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颁布上谕：“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现特发内帑银两，雇觅书手，再行缮写全书三份，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拟改建文澜一阁，以昭美备。”这就是所谓的“江南三阁”（简称“南三阁”）的由来。
　　
　　“四库七阁”的建立应该是《四库全书》这部大丛书除学术成就外最主要的衍生品。《四库全书》藏书阁的设计，外观造型及内部结构上基本借鉴天一阁，但根据清雍正年间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的规定，结合书的藏量及特殊要求，将藏书阁建成标准的、等级较高的北方官式建筑和国家级藏书阁的范例，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超造诣和技巧。